净化之美——《三国演义》美学风格一议

《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巨著，一部古代的“全景军事文学”。关于它的总体美学风格，一些学者以“阳刚”二字加以概括，这是正确的。不过，对这种阳刚之美的具体表现和美学渊源的研究，还大有深化和细化的必要。

十四年前，笔者在《〈赵云单骑救阿斗〉鉴赏》一文中曾经写道：

值得指出的是，罗贯中不仅以艺术家的天才，虚构出一个精彩的长阪坡之战的故事，而且按照自己的美学原则，把这一场血雨腥风的厮杀加以净化。人们从这里感受到的，不是战场的恐怖，死亡的可怕，而是对忠诚、勇敢和力量的赞美。于是，这段文字就成为一曲“忠义”英雄的高亢颂歌，给人以崇高的壮美之感。这一点，也是《三国演义》数百年来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原因之一。

笔者愿在此基础上，对《三国演义》战争描写中的“净化之美”做一番进一步的探讨。

一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末三国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叙事，占了作品的大部分篇幅。应该说，在天下由“合”到“分”， 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进程中，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 战争又是非常残酷的。在刀兵相击、性命相搏的战场上， 时时可闻粗野的嚎叫、狂暴的诅咒、痛苦的呻吟， 处处可见血肉横飞、尸骨相枕、哀鸿遍野。曹操名作《蒿里行》所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对连年战乱的残酷及百姓蒙受的苦难的生动写照。罗贯中曾经身历元末乱世，对战争的严酷自然有深刻的感受。然而，他在《三国演义》中描写战争时，却很少去刻意渲染战争的悲惨和可怕。

《演义》写大规模的战役时，主要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深刻揭示战争的总体格局、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和战争的历史作用。对于关键时刻的决战，则充分渲染战争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战争双方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以悲观的眼光，把战争写得凄凄惨惨戚戚，更无意去欣赏战争的残酷性。这里最突出的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三大战役”的决战描写。试看官渡之战的决战描写：

曹操探知袁绍兵动，便分大队军马，八路齐出，直冲绍营。袁军俱无斗志，四散奔走，遂大溃。袁绍披甲不迭，单衣幅巾上马；幼子袁尚后随。张辽、许褚、徐晃、四员将，引军追赶袁绍。绍急渡河，尽弃图书车仗金帛， 止引随行八百余骑而去。操军追之不及，尽获遗下之物。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

这里虽有“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一句，但仅为概述，而且直接来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同书《袁绍传》的裴注，只是总体交代袁绍失败之惨，而没有具体展示血淋淋的屠戮场面。再看赤壁之战的决战描写：

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 船如箭发，烟焰涨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隔江炮响， 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 漫天彻地。

却说当日满江水滚，喊声震地。左边是韩当、蒋钦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右边是周泰、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队船只都到。火须兵应，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着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

紧凑有力的语言，把吴军之勇猛、曹军之狼狈写得活灵活现，但仍然没有津津有味地具体描写吴军如何如狼似虎地杀死一批又一批的曹军。再看夷陵之战的决战描写：

初更时分，东南风骤起。只见御营左屯火发；方欲救时，御营右屯又火起。风紧火急，树木皆着，喊声大震。两屯军马齐出，奔离御营中，御营军自相践踏，死者不知其数。后面吴军杀到，又不知多少军马。先主急上马，奔冯习营时，习营中火光连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先主大惊，四面无路。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杀入重围，乃是张苞，救了先主，引御林军奔走。正行之间，前面一军又到，乃蜀将傅肜也，合兵一处而行。背后吴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马鞍山。张苞、傅肜请先主上的山时，山下喊声又起 陆逊大队人马，将马鞍山围住。张苞、傅肜死据山口。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

这里的描写，突出了陆逊布置火攻之周密、刘备用兵之粗疏和蜀军失败之惨重，却还是没有具体地描绘蜀军如何被烧死、淹死、杀死的血腥画面。由此可见，罗贯中高屋建瓴，写战争是为了表现“人谋”表现，战争的规律，而不是恣意展示其残酷和恐怖。

《演义》多次写到奇袭、埋伏、突围等各种形式的战斗，罗贯中主要着眼于战争双方的谋略和对“知己知彼”军事原则的掌握和运用，表现其智慧和胆略，而很少具体描写交战中的暴力场面。如第十二回写曹操设陷坑擒许褚：“操……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钩手。次日，再令典韦引百余骑出。壮士笑曰：‘败将何敢复来！ ’便纵马接战。典韦略战数合，便回马走。壮士只顾望前赶来，不提防连人带马，都落于陷坑之内，被钩手擒来见曹操。”这里只写明许褚何以被擒，对其落入陷坑的狼狈和痛苦则不着一字。第三十回写曹操奇袭乌巢：“却说曹操领兵夜行……及到乌巢，四更已尽。操教军士将束草周围举火，众将校鼓噪直入。时淳于琼方与众将钦了酒，醉卧帐中，闻鼓噪之声，连忙跳起问：‘何故喧闹？ ’言未已，早被挠钩拖翻。眭元进、赵睿运粮方回， 见屯上火起， 急来救应。曹军飞报曹操，说‘贼兵在后，请分军拒之。’操大喝曰：‘诸将只顾奋力向前，待贼至背后，方可回战！ ’于是众军将无不争先掩杀。一霎时，飞焰四起，烟迷太空。眭、赵二将驱兵来救，操勒马回战。二将抵敌不住，皆被曹军所杀，粮草尽行烧绝。”这段描写，把这场奇袭写得紧张激烈，突出了曹操的胆略和果敢，却看不到什么血肉横飞的场面。后面虽有“淳于琼被擒见操，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一句，也来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而且略去了其中“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这句令人心悸的记载。第五十回写曹操在赤壁遭到惨败，逃跑途中，先遭赵云伏击，“操教

徐晃、张郃双敌赵云，自己冒烟突火而去。”次遇张飞埋伏，“许褚骑无鞍马来战张飞；张辽、徐晃二将，纵马也来夹攻。两边军马混战做一团。操先拨马走脱，诸将各自脱身。”最后又遇到关羽拦截，只好软语告求。这些描写 都是为了表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虽然也写了曹军的狼狈不堪，却没有什么血腥之气。第七十一回写赵云救援黄忠突围：“云大喝一声，挺枪骤马，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瓢瑞雪。张郃、徐晃心惊胆战， 不敢迎敌。云救出黄忠，且战且走；所到之处，无人敢阻……杀透重围。”这里突出的是赵云的英雄气概和高超武艺，而不屑于具体写他如何杀死一个又一个敌人。比较特殊的是第九十回写孔明火烧藤甲军，场面比较惨烈；但罗贯中在描写“七擒孟获”的全过程中一直强调“心战为上”，赞赏的是“服其心”，只把这次作战视为万不得已的例外，而且紧接着便写“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 ’”

《演义》还多次写到将领之间的单打独斗，如“赵云战文丑”、“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许褚裸衣斗马超”、“张飞夜战马超”等等。在这类情节中， 双方勇猛的气势、高超的武艺和独特的性格风度表现得酣畅淋漓，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血淋淋的描写。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的战争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处理， 不仅写得惊心动魄，绚丽多姿，而且得到了“净化”。

二

罗贯中之所以将原本残酷的战争加以净化，首先是出于他对战争本质的把握。他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最高原则，把战争看成在国家陷于分裂，天下大乱的情况下，重新实现统一的手段，因此，他从来没有孤立地描写战争，从来没有盲目地颂扬所有的战争，更没有去欣赏战争的残酷性；而是站在民本思想的立场上，对不同性质的战争分别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于每一次战争，罗贯中总是把它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写出是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引起了战争，战争的结果又是怎样改变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格局，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深刻的历史眼光。在具体描写战争时，罗贯中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制胜之道的寻绎上，总是集中笔墨，着重描写战争双方决战前的力量对比、形势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运用，特别是突出谋略的关键作用，从而揭示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因此，作品虽然写了多次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只是用粗笔勾勒战场上的厮杀。即使是描写将领之间的单打独斗，罗贯中关注的也主要是人的气质、性格和勇略，着力表现各路勇猛英杰之士，特别是他所喜爱的“忠义”英雄们高超的武艺、非凡的胆略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绝不愿意把他们写成狭隘的复仇主义者，更不愿意把他们写成以杀人为能事的嗜血之徒甚至滥杀无辜的屠夫。罗贯中这种进步的战争观，使他站在历史题材的制高点上，有意识地将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加以净化，基本上不去渲染战争过程的残酷和战场厮杀的血腥。纵观全书，宣扬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是百折不挠地维护国家统一的毅力和决心， 深隐其中的则是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这样，就使《三国演义》这部战争小说在品位上大大高于一般的讲述征战杀伐的作品。

其次，罗贯中处理战争题材时，深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他吸取了道家美学思想中对于“大美”（壮美）的追求，把《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写得波澜壮阔、千变万化，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美学思想中对于“中和之美”的倡导，着重反映战争的历史作用和理想英雄的才智勇略，避免过分渲染战争的灾难和恐怖。这样，尽管一些情节也反映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也有许多悲剧的成分，但整个作品却充满着阳刚之美，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因此，阅读《三国演义》，我们感受到的，除了强烈的壮阔之美、雄奇之美，还有明显的净化之美。可以说，《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带给读者的是美的享受，智的启示，而决不会让人作恶梦。

总之，净化之美确实是《三国演义》美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后世的战争小说和其他军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一些作家为了揭示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在军事题材创作中提倡“战壕中的真实”，通过细节的描绘，努力追求战争过程描写的具体可感，展示人们在战场上经受的肉体折磨、心灵痛苦和人性考验。这样的描写，往往着意渲染战争的恐怖，毫不回避战场上的暴力、血腥、污秽、残酷，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应该说，这样的创作主张，既直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来自“二战”以后日趋强烈的民主反战思潮，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其中的优秀之作，也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然而，如果忘记了这种创作主张的核心———尊重人民主权，珍惜人性本真，仅仅满足于展示血腥，渲染恐怖，甚至无原则地欣赏杀人、折磨人的行为，那实际上就背离了提出这种主张的初衷。近年来，在商业化大潮的影响下，一些作家、艺术家以市场、票房为最高目标，不管是非，不分善恶 热衷于在小说、影视中展现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津津有味地欣赏肉体折磨的细节，致使许多读者、观众或惊恐地闭上眼睛， 或厌恶地转换频道。这样的“作品”，丝毫无助于文学艺术追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使命，却有可能降低部分读者、观众的精神品位，钝化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相比之下，从对《三国演义》的研究、鉴赏中，从对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