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矛盾

内容提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是工业和其他产业的经济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条件、促进农业发展，对于增强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持续贫困问题也未能找到良方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重。特别是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严重制约，农民的生活境况并没有从跟上得到改善。“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难题，而政府在农业建设上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农户和政府的互动局面还没有形成。因此，在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真正实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成了带动农民与政府协调互动，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关键字：全球化 贫富差距拉大农业现代化 城市化 “三农”问题

分散供养经济结构调整 “以人为本”

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贸易与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有力的武器。东亚过去60年的发展奇迹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在过去的25年已经使4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贫富差距与持续贫困问题不仅仅都是因为没有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这些问题往往都与国家的自身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城镇经济的转型，在今后10、30、50年后，城镇人口和就业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会提高为50％、70％、90％。这一进程中，必将带来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变迁。与此同时，土地的利用结构、利用方式或是使用者方面，也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这种种冲突，无论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的冲突、城市开发用地与保障粮食的基本耕地，以及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的博弈，都将或已经伴随城市化、工业化的全过程。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的目标，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农业发展对其他行业进步的拉动作用，重视农业的现代化的实现已经成了重中之重。

但是，当前农业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严重制约。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条件、促进传统农业向产业化、标准化、信息化方向转变，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近几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城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的生活境况令人担忧。

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无论从其国内产业间的比较利益上，还是从出口创汇的能力和效率上讲，农业都不是一个理想的支持和保护对象，但是，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其产品也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原因就在于：我们可以不要豪华的私人住宅，小轿车，也可以不消费高档的家用电器，但是我们没有一天能够缺少了对于食品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在数量上的需求呈典型的刚性特征。

一、“三农问题”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近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是近几年才被经济学界注意到的，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粮食不是歉收就是卖不出去，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用，或是兴建工厂，住宅，可用的农田越来越少，加之长期以来的大量施用化肥，导致的农业大规模减产，农民的生活景况堪忧。中国是个农业大国，“10亿人给1亿人搞饭吃”，如果这10亿人连自己得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了，那么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更是无从谈起了。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红光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增长现象。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烟花，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一再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却是提高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回来了。但结果又如何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为增长上去。简单的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的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因出现过剩就是必然的了。1997年以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的问题。所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重新开始凸现出来。1993年税收制度改革与粮食制度改革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水费的同时，一亩地交一百斤粮。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然而，在实际上，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又如何呢？农民仍然是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粮食税在地方上还要加上一个所谓的“浮动”，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一） 入世后的农民生活状况及相应的对策

中国入世以来，农民的境况更加令人担忧。土地没有私有化，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进入WTO对中国农业会有很大的冲击。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普遍要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而且质量还较低，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缺少竞争力。随着，入世后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近几年来，农民纷纷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去年春节刚过，农民就会到城市，他们无奈地说：“工作难找啊，只要能挣到钱，就是烧高香了。其他的，俺门顾不了那么多了。”农民的话语朴实而又凄凉，到处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刚“破五”，广东火车站就出现个民工“返城潮”。连日以来，后续的“民工流”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正月十五前不出门”的老的传统，如今已经过时了。据劳务市场负责人介绍，按往年的规律，民工潮的高峰一般会出现在正月初八前后，但是去年从大年初三开始，民工潮就逐渐“升温”，。 而且，大多数民工不愿进入工厂求职，而是在道路两侧“安营扎寨”，翘首以待雇主的到来。民工之所以趁早进城务工，就是想趁用工单位缺人的时候找份收入好一点的零工。但是由于近年来农民工大量地涌入城市，加之城市家政、装修等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又是一定的，所以，无法接纳越来越多的低技术甚至是无技术的民工。这样一来农民的希望再次落空。

1.政策调整，重视政府的工作的落实

针对农民务工难的问题，“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的困难，近两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情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而给农民工以公平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调整得到体现。为此，各地正在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去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为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2.充分利用《农业协议》，加快农业发展

《农业协议》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水平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在1995年～2005年，在取消非关税措施并将其转化为关税之后，10年时间内等量关税平均削减24％。这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农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了较长的过渡期。根据这一协议，我国可以根据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变化及预测，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发展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合理地利用农业资源及资金。

另外，利用《农业协议》扩大市场准入的机会，扩大农产品出口。《农业协议》要求各成员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同时要取消非关税措施，将其转化为关税并削减；暂不能取消非关税措施的国家需规定最低市场准入；各国还要削减政府补贴，强化市场机制。这些措施无疑会为我国农产品出口带来较多的市场机遇，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十五”期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新问题

1.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把脱离土地、获得非农劳动就业机会看作是“鲤鱼跳龙门”式的命运转变机会。然而，跨越这一门槛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只有诸如参军、升学（考上“吃商品粮”的各类高等院校、大、专和高级技工学校等）、招工、“农转非”等的少数机会。因此人们也就习惯性的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起来并沿袭至今得以户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城乡就业分割，看作是具有是习性和社会性遗传意义的制度性就业安排。

然而这种制度性分割内在的规定了农民对较低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整个城镇社会对农民及其子女的严重的歧视与偏见。随着市场经济和要素市场的逐步建立与发展，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城镇的人口流动政策也渐渐放宽，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消失，只是分割的形式略有变化。可见，原来分割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储备不过是演变成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这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基本特征。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各地方政府又是如何应对呢？以天津这个沿海城市为例，这两年来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明显增多，而大多数农民是从事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临时性工作，即使有少数进城以后从事经营，但是根本上的局面还是没有改变，农民与城市人的工作环境与待遇仍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我并不赞同现在政府的这种做法。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想法，希望通过找到一种方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的观念造成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也在于此。首先，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大力的宣传，转变人们的观念。与此同时，将进城以后致富的农民的经验刊登出来，一方面，提高农民在城市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其他进程公务的农民的积极性。其次，免费向务工农民开放就业培训场所，让他们能学到一技之长，对于实在没有办法学会的农民应该劝其回家务农。最后，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扩大高等院校在农村的招生人数。

第二，建立并完善相关的安全保障制度和农民务工保护条款，奖励遵守制度的企业家以一定的政策补贴，严厉惩处不顾农民生命安全或克扣农民工资的奸商。我们可以减免雇用农民工的企业的相关税费，但要求他们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但是，针对不能保证农民人身安全的，克扣工资或不按时发工资的企业怪黄牌警告，对于拒绝改变的吊销其营业执照。这样便可以督促企业遵守诚诺，从而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加顺利和安全。

第三，从侧面解决问题。与其说是侧面不如说是依靠农民自身解决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分化，就是因为农村的落后导致的。如果可以全方位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在满足国内的需求的同时，改善农产品的结构，扩大出口。只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才时解决这种分割的问题的长久之计。

2.分散供养问题

农村面临的又一突出问题是分散供养问题。从调查情况来看，面前农村分散供养五保对象的供养标准普遍降低，“五保”供养内容只限于解决温饱。而分散供养的标准偏低，除历史欠账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农村的水费改革的影响。原本就不高的分散供养水平，更因当前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而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分散供养标准低，“五保”经费不能足额到位，给“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医疗费用无法解决。有关资料显示，在河北省接受访问的几个村中，由于乡镇没有安排“五保”对象医疗专户，分散供养“五保”对象的医疗费主要采取以下几种解决方式：小病，自行解决；重病，村组织视为个案处理。这种非制度化的解决方式，只是针对个别人士或较为突出的问题，如果出现于大面积情况或较为普遍的病情，村干部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大多有并在身，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必须建立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保证从根本上免除“五保”对象的供养问题。

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农民的生活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力度来改善，尽管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当前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过去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的增长，同时，增长来源出现单一化。这些变化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并非是“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越来越多的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只有让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安定，才能谈得上国家的富强，社会才会真正的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的实质在于，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农民收入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的大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多的和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这也就要求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时不能就论农民论农民，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轮农村，而必须要把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把农民收入和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联系，把农民收入问题和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步伐相联系。

参考书目：

1.《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和新趋势》，李培林

2.《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着眼点》，崔士芳

3.《WTO规则之农业协议》

4. 《统计制度方法文件选编》（1987——1993），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1994年5月编

5. 《统计制度方法文件选编》（1994——1998），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1999年1月编

6.《全球化与贫困问题》，2004年第63期（总第4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