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人评《三国演义》及其对历史与虚构的认识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明代重要文论家对《三国演义》的评论，比较辩证地考察了历史题材小说中历史与虚构关系。 关键词：《三国演义》；小说；历史 “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语出清末民初黄人所撰《小说小话》，说的是罗贯中小说影响之大。且不赘述它对明末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和清朝君臣的影响；只看清末“西人之居我国者，稍解中文即争读《三国演义》；偶与论及中国英雄传记则津津乐道者，必此书也”。或看今人由此阐发出领导艺术、人才学、谋略学等范畴及在国内上映八十四集《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而引起的讨论热，足见它的魅力方兴未艾。但是历史演义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我们必须把握历史与文学、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是以西晋史学家陈寿撰著的《三国志》作底本写成的通俗文艺读物。本文分析明代文论家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中所体现的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看法。 一般而言，探析《三国演义》的真实与虚构问题，首先得弄清小说采用的素材即历史资料，是否可信；小说作者对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是否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不含有较大的偏见。显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较为客观地评论小说家发掘历史材料、探索历史背景、描写历史事件和艺术地再现历史人物形象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又有哪些不足，甚至是重大的失误。而历来研究者往往更多的是拘泥于细枝末节，单从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从而作出简单判断，研究小说艺术再现历史人物及历史发展真实风貌的功能方面则稍微欠缺。当然还是有些文论家卓有见识，能够理解作者罗贯中是如何运用辩证的方法，适当地采用些虚构的情节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而又能使这些虚构的情节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不出现太大的矛盾冲突。从而使读者能够从思想上进入特定的三国时代氛围，并“尚友古人”，和小说中自己喜爱的人物产生共鸣。这才是具备洞见识力的文论家超越世俗浅见之处。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参照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也借鉴了《后汉书》《晋书》中若干纪传，并旁采《世说新语》《搜神记》《三国志平话》等古籍。同时也取材于《资治通鉴》，而胡三省的注解更有助于读者理解三国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这就为小说作者按时问顺序编写三国的历史小说提供了借鉴。民间传说、历史文献、三国故事剧本、正统官修史书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可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历史与虚构相伴而生，也可见时人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混乱之因缘。 明代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小说成熟的标志。蒋大器在序里第一次论述了历史小说的基本特点，肯定了他的社会作用。他明确指出《三国演义》忠实于基本历史事实，做到了“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因而“亦庶几乎史”；另一方面，它又对历史材料“留心损益”，对某些人物、情节有所取舍和虚构，表现出与历史著作不同的特点。他说：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问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曰：若只读到古人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尝读书也。 蒋大器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考证国史，写作态度非常严谨；同时有所加工，完全可以视做史实。他在这里把史与诗放在同等地位。内容信实，文字好读。书成之后，“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所以虽然有虚构因素，然而就影响而言，应当不逊于传统的诗教作用。 在语言方面，《三国演义》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特点，“人人得而知之”，不像历史著作那样“理微义奥”。因此，他认为此类历史小说，既可以帮人们认识历史，又能帮人们区分忠奸善恶，还可以吸取历史教训。由于此书作者有一定的历史素养，艺术技巧也很高，塑造了一系列风云人物，又生动地描写了多个政治斗争和重大战役，对三国历史按年代先后作了鸟瞰式的叙写。这样此书虽然不大为正统史学家重视，但却很受群众欢迎。蒋大器一方面摆脱了正统史学家的偏见，明确指出历史小说的特点，特别是强调了与正史的区别，指出历史演义小说可以在必要时加工虚构，为以后张尚德的进一步提出“羽翼信史说”作了准备。同时蒋大器在序中阐述了自己所尊奉的儒家的历史观：他推崇孔子修《春秋》“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和孟子的言仁义而不言利；至朱熹的《通鉴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史之事而己乎?”这就是说：史书是为“劝惩警惧当世”而作，它不仅是为了纪往事。为此他特别强调此书是贯穿了尊蜀汉，特崇孔明，并尊刘、关、张，贬抑孙权和极端反对曹操的思想。 张尚德驳斥把历史小说视为多余的观点，对于明代历史小说和小说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他重申蒋大器的一些基本观点，指出“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因此“非通儒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里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宿夙学，展卷问鲜不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唬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下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 历史演义小说“羽翼信史而不违”，即不违背历史真实，但又不能与历史完全等同，否则历史演义小说也就成了多余。他认为它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教育作用，其“稗益风教，广且大焉”，不能因其是“稗官小说”就认为“不足为世道所轻重”。 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后，历史演义小说大量流布，且作者在如何对待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上看法不一。小说理论上，有熊大木和可观道人为代表的争论。前者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里对所谓历史演义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的观点进行了驳斥，申明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同时可以“用广发挥”。后者则在《新列国志叙》里说在“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基础上，必得“大要不敢违其实”。其实他们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是各自的侧重不同。当然，这也刚好说明明人在此问题上尚未彻底弄清楚。此后谢肇涮进一步提出“凡为小说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然亦要情景造极为止”。另有袁于令提出小说之幻和史志之真的异质，须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阐明历史演义小说在选取历史素材时必须尊重基本历史事实，也可润色删削，这些文论就比较辩证地考察了历史与虚构关系。 就《三国演义》的流布和接受情况而言，它很能体现明人对历史与小说之问辩证关系的认识轨迹。及至诸如《忠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创作后，可供参照的文本资源与角度就更加丰富。要真正识别史实部分与小说艺术成分确实不易，故我们要结合三国历史来阅读和评论《三国演义》，分清小说中的叙述和描写哪些与史实相吻合；哪些是移花接木和对历史的夸大和缩小；哪些完全是虚构，这样才能较为正确地鉴赏和评品《三国演义》。

注释： [1]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页、第650页. [2]参见蔡景康《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第95页. [3]参见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品》(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4]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