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气韵：素手绘凡俗——苏青散文品格初论

５０年前，苏青曾与张爱玲齐名，现在，海内外张爱玲热在逐渐升温，而苏青依然默默无闻，一生孤独蹇运偏又才华过人的苏青，生前热闹忙乱，身后凄凉无奈，为文恰值乱世，扬名不得其时。今天，由于其人其作的独特品格与当前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一致性，终于有了被后人认识的机会。苏青以她那明快、平实、凡俗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被我们接纳。 有论者认为：“如果我们要对沦陷区文学这一实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应该忘记她的。”［①］我认为此说很有见地，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应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给苏青留下一席之位。 一、沦陷区的自由人，卖文为生的女报人 苏青祖籍宁波，家境小康，她的家族在新兴城市宁波主营田产兼做商业买卖。祖父是清朝举人但有“维新”和平民思想，父亲谋职于洋行。少年苏青生活在一个开通且受西洋文明薰陶的家庭，自小便聪颖过人尤擅言语。幼时寄居在乡下外祖母家中，颇爱山里人的朴野直爽，宁波人素有的热情耿直和乡下人的朴实坚韧早已收养在心底。父亲事业失败使小康之家迅速坠入困顿。但苏青仍凭出众的天分读完中学并得以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求学期间，经济困窘使她几次辍学转学，生活的冷酷和艰辛过早地使这个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失去了风雅和恬静，而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的实际与冷静。这种经历为她以后走向社会，独立撑持家庭打下了基础。“经济”对生活的制掣给她留下了深刻影响，并决定了她以后的人生选择和伦理价值标准。 在时断时续的求学生活中，少年苏青曾主演《娜拉》，参演《复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东南飞》等剧。在“一·二八”战火中，自编爱国双簧宣传抗日，以后又阅读了“二十八部长篇英文名著”［②］，看了“新文艺居多数”［③］的书籍。这表明了“五四”启蒙文学连同外国进步文艺倡导的“个性解放”、“平等”、“自由”新风已或多或少吹进这个寂寞倔强的少女心中。 ３０年代，中国社会根本性质未变，但风气已大为开化，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和建设，女性与“平等”、“自由”、“解放”之关系已成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然而，生活在大上海的苏青却突遭婚姻变故，在《关于我》中，作者不无感伤凄楚地说：“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连最低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之内都要我养活，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不可期，而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视，我只好投笔写稿了。”［④］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苏青柔弱的双肩始终担负着家庭家族的重担。对这种孤独无援的境况，作为苏青知己的张爱玲充满无限感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⑤］在生存成为苏青生命的第一要素时，少年的经历和倔强坚韧的性格使她在上海这个物欲世界保持了鲜明独特的人生观。对此，苏青说：“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做过，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⑥］。自尊自立、自爱自强是她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核心。她还说：“我千方百计地不妨害别人，也千方百计地不受到别人危害。”［⑦］这表明，苏青的个人主义思想中有求得自身发展无碍他人的自保意识，有圆滑世故、清高自重的自卫本能，但它是无碍别人而爱己的，利我而兼利他人的。 置身在上海这个“对实际效益精明估算”［⑧］的城市，面对柴米油盐这琐碎实际的生计，苏青自谓创作的动机是：“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生活而写作的。”［⑨］作家“卖文为生”的无奈情境加上上海沦陷法西斯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时局，苏青坦言相告其创作的审美价值选择：“……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⑩］这种谨慎实用的写作宗旨加上生活经验的单一不丰富，使苏青在总结个人创作经历时只能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①①］。这必然使她的创作以开掘个人生活和体验兼及周围市民生活为特点。尤其她少年丧父，中年别夫的遭遇，使她充满着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执著关怀，从而将个人心绪社会化、外化，将现世寻常人家的人生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在中性话题，边缘问题，“莫谈国事”的题材中发抒个人的见解与智慧。在创作过程中，亟切单纯的经济考虑使其创作心态不同于许多作家要么优裕从容，要么痴迷执著的临界状态，苏青的审美是纪实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视个人同市民阶层趣味见解的差异，以俗世人的视角来观察理解生活，又在个人禀性与世俗社会文化大异其趣的同时，以反讽、调侃的态度表现对所属阶层、世俗社会的批判。 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是互动的过程，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怀总在作品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创作可以巩固也可以改变作家的禀性气质。苏青独立而从众、超然而合俗的个性，创作的应景入世与适应节制，使她既不追风赶浪依附趋从政治上的某党某团，也不附就追随艺术创作的某家某派。因此，虽在沦陷区卖文为生，她却没有依附日伪当局做媚外作家、御用文人。她坚持恪守着自立自尊、自爱自强、实用生存的思想原则，以中间的自由文人自居，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尖锐的上海滩，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的时局中，终于赢得了夹缝中的生存地位，保持着与反动的法西斯文化阵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左翼作家、抗战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间距。以自己文章的趣味、以人生的智慧和见解及政治倾向上的模糊态度，求得了生存与发展。成为上海沦陷区《天地》杂志的创办人，各家报刊争相转载其作的“红作家”，并以其独异的散文创作赢得了散文界名宿知堂先生的嘉许扶助。 苏青创作非感于时代之召，非迫于文学精灵的叩扰，其创作的个人性、实用性、自由性，使她在即使是选择“中性话题”作为创作的热点时，哪怕是处在上海沦陷区文学以模糊性见长［①②］的时期，也有别于任何一位作家。“伟大的单纯”［①③］是她的特色。“苏青是喜欢充满生活情趣的热闹人生的，世俗而无所顾忌，她的散文和她的生活态度一样，平实而热闹，她的文字流利、明爽，坦白并含有几分男性的豪放和奇想。心想笔到、信笔由缰、大胆率真绝无规避之处。她从女性的角度，写男女之间的情感和情绪，写家庭生活中女人的艰难和困惑，写职业女性的快乐和失落，笔触自如地触及到细小琐碎的角落。”［①④］这，概括了苏青散文的取材特点和叙述方式，其内在的文化品格与周作人的平实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①⑤］在具体为文中，又分明透露出女作家的风神气韵。 二、关于女人种种…… 女人的话题是亘古常新的，古今中外众多作家对此话题可谓妙语连珠，独出己抒，但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中，男性作家总不可避免地以优越的态度表现对女性或观赏或厌憎的情感，究其实质都是置女子以非对等地位。以女人视野体味和描写女人，在古代社会早已有之。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谢无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将女性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咀嚼、观赏、发现及女性对时事、人生的见解照录下来，分明已表现出女性文学的特点：脂粉气与剑侠气，女儿态与男儿骨有机糅合在一起，但这些女性文学都未脱“闺阁文学”之囿。苏青散文则在前辈作家开辟的“新文学与人”之关系的大背景下，对女性生活的表现呈现出新的特点。 执著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抒写，尤其执著于对现代社会走出家庭受新教育的女性境遇出路的考察，表现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所受的性别歧视，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这是苏青散文的主要内容，也是最为评论者关注的特色。但有论者认为，苏青“纠缠如毒蛇般”的情节、人物癖好，表现了她强烈鲜明的女权主义态度情感：“她的这种相对狭窄的男女平等观、影响了她作品对婚姻问题探讨的广度和深度”［①⑥］，我认为此说欠公允与准确。苏青对现代女性生活境遇如此关注，既受她生活环境——丧父别夫的情感经历及职业女性自立社会谋求生存的现实境况的影响、更有作家因此生成的情绪人格作用。作者曾说：“两年来，生活可真是到处潜‘辛酸’的，但我还是咬紧牙关过下去了，因为有它（写作及作品）在做我安慰，供我发泄苦闷，它便是文章呀；在白云悠悠的夏之傍晚；我辛苦地校稿样，在更深人静后，我还在防空灯罩下握笔凝思，究竟为的是什么？”［①⑦］为的是一个人“只有当他适应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当他同自己保持和谐后，他才能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提出的需要，同样也只有当他适应了环境的需要，他才能够适应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内心的和谐。”［①⑧］苏青对于现代妇女问题的“纠缠”还可在下述文字里得到解释：“任何行为的反常都可能标志着某种情结……情结也可以表现对某些非常熟悉的事情丧失记忆，因为同一种无意识的情结有某些联系而沉没在无意识之中，此外对于某种情境的过分夸张的反应，也标志着这一情境与某种情结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①⑨］正是对现代新女性及女性生活的迷茫困惑，对自我现状厌恶情绪的无意识，对辛酸生活的消隐，对女性问题的胶着态度，反映了苏青人格的“情结”——对男权社会的冷面谛视及调侃揶揄，对现代女性生活的热切关注，对男女关系、女人的现状和未来的深情凝视，成为苏青始终探讨不尽和常谈常新的话题。 笔者注意到，苏青散文的极小一部分是作家对童年往事的抒写，在接触这类题材时，作家的笔调总是欢快轻灵跳动的，总敷以淡粉色和葱绿色的情调，这两种色彩包孕了两层含义：一是往昔的天伦之乐是世俗人家的；二是尘世生活中蕴含了生命流动的某些秘密。这类散文有《朝花夕拾》的亲切和暖，有《往事》的轻倩童稚，但这“爱”与“情”更有寻常人家的朴实或世俗，因此作者在娓娓道来时，总使读者产生不可抵御的亲和力。 可以说，苏青的散文已突破了传统女作家“闺阁之乐”的局面，显示了“平民文学”的倾向，同时还更为深入地触及到了生命生存状态的某些侧面。 （一）女性孤独行旅者心绪心境的外泄 在现代文学史上，苏青是个孤独的存在，她不同于冰心、冯沅君、梅娘、张爱玲等，后者虽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具有鲜明的独立、平等、解放意识，但生活安定，属于收入中等的知识阶层；也不同于庐隐、萧红，虽为生活所迫辗转底层，多尝艰辛，却依然以痴迷执著的文学追求撑持自己。苏青首先是个负有家族家庭之累的市民妇女，为求生而无奈卖文，创作同生活处于同步对应的密合关系之中，她体验并有切肤感受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女性——受新文化些微影响走出家门的现代都市女性，在求生道路上的感受、追求和意绪。 《我的手》通过一双手的外形变化，不仅写出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更发出了“手是衣食父母”的辛酸感叹，文章有浓郁的感伤悲凉色彩，生之艰难于此可见一斑；《自己的房间》则以幻梦之笔写求职女性在“滚滚红尘”之外的自由欲求，心灵放松的亟切愿望和终不能得到的无奈。其他如《海上的月亮》等。这些篇什中主人公的情绪心境都是独立自由的职业女性在求温饱、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的细微情感，人物是红尘中的寻常人，而意绪则紧扣一个“俗”字，密合常人易察的一个“情”字，却无文人雅士、志士仁人的雅致或激昂。 同样是“淡淡的哀愁”，但苏青的“愁”不同于冰心，更不同于庐隐、石评梅，是面对人生窘境，渴望心灵片刻瞬时解脱放松而不得的愁绪，哀郁感伤的调子更多“红尘”的乐符。

①①⑥②①胡凌芝：《苏青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②苏青：《元旦演剧记》，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④⑥⑦⑩苏青：《关于我》，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⑤①③张爱玲：《我看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⑧余秋雨：《上海人》，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⑨苏青《〈浣锦集〉自序》，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①①⑦②⑩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②参见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①④见《苏青散文精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①⑤胡兰成：《谈谈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①⑧①⑨转引自《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０、７９页。 ②②②③《苏青张爱玲对谈记》，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④苏青：《〈天地〉发刊词》，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⑤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见《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