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嬗变

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反典型化的创作方法，用生活“流水帐”来叙述青年工人印家厚从早晨起床到夜晚上床这一整天琐碎、平淡的劳碌，无论是生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烦恼都如影相随。小说看似平淡、乏味，却揭示了真实的世俗人生，人们的生活常态就是充满了令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的生存烦恼。方方的小说则以平民化的视角，表现市民阶层的价值立场。在小说《风景》中，汉口“河南棚子”那住在“十三平米板壁屋子里”的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七男二女”，令人怵目惊心地看到了“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黑暗的深渊所在，这里是文化的荒漠，这里是物质的寒窑，生存的贫穷和人性的丑陋一览无余，充满了粗俗和卑贱，方方以冷峻旁观的叙述彻底颠覆了“物质贫穷，精神高尚”的经典命题。 现实主义文学从典型化到世俗化的变化，也使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于政治的地位，去除了笼罩在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和虚幻的浪漫主义，暴露出赤裸裸的世俗性。刘震云的小说《塔铺》，讲述了当年高考补习班的那段生活，人们忍受着恶劣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参加高考补习，并没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而是各为前程，“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新兵连》中的那群来自河南农村的子弟，为了集训后能分到好一点的岗位，个个挖空心思表现自己，讨好、巴结连排干部，甚至出卖老乡。“三个月下来，个个跟仇人似的”，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使军营生活也变成了世俗化，没有了以往的崇高与神圣。 三、从“主观介入”到“情感隐匿” “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O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终极理想消失、作家的政治热情降温、个体生存更加艰难等复杂的现实背景中，它放弃了思想启蒙和人性批判的功利性，放弃了文学的社会干预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冷峻旁观的叙述姿态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世俗而琐屑的生活，既不评价生活，也不干预生活，当然更不想去改造生活。“新写实”小说作家在表现世俗人生中集体选择了主观情感退隐的叙事策略，不再介入现实，即“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它不是自然主义地描写现实社会和人生，而是要表现人生，探索人生，改造人生，必然要在作品中倾注作家的主观感情和人生理想。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社会批判，都离不开作家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显示出作家的思想倾向，表现作家的审美意识。“新写实”小说这种平面化的描写，保存了自然、客观的“生活本色”，突出了人的食、色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困境，消解了世俗生活的政治化描写及虚幻的理想主义。同时“新写实”小说也放弃了文学的审美追求，不忌讳人性的恶俗、丑陋，更不会忌讳环境的脏乱和世俗生活的庸俗。其实，“新写实”小说在对表现生活不避其丑的同时，也抛弃了作家的审美意识。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使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社会转型期发生了嬗变，它“切人过去现实主义小说的盲区，呈现了为革命现实主义所有意摈弃或遮蔽的生活经验，开拓了对现实的新的表现空间”[9]，并在对个体生存状念的关注中探索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