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差异论

论文关键词: 城市民俗文化 农村民俗文化 差异 整合

论文摘要: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间观念划分类型可分为“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它们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控制着人们行为，我们从社会民俗的主要功能出发，分析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现，城乡民俗文化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农村人口相比，城市人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是这种地域性特征却因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而与农村带有极大的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农村顽强存在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农村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主要基地，其社会生活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制约。在农村，血缘关系不仅一直是影响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主流，而且也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农业生产的不可移动性，不仅使中国农民产生了对于土地的眷恋，而且使血缘关系长期存在，从而使这种关系成为滋生农村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温床。“农村民俗”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的概念，因劳动对象与劳动空间的不同而形态多样，各具其趣。在以稻麦种植、蚕桑生产、猪羊养等为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依赖血缘联系、情牵大田作业、关注岁时节令的“农村民俗”，说到底，就是一种血缘文化，而在农村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长幼、尊卑，这种规范扩大到生活细节中去，就形成了一定的“礼”和“俗”。

城市民俗文化是一种排除了血缘关系的以行业或者社团等关系为基础的民俗文化。城市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军事的中心，而现代都市又可能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多样纷呈的特征。它们同具有非农业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却不尽相同，其类型构成与乡村民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因此，城市民俗文化更多的体现为行业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文化。在行业民俗文化中能够集中地反映和体现城市民俗文化的是商业民俗文化，城市就是以商业为主要产业而进行发展起来的，行业民俗文化在城市民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对于促使不同城市形成各自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决定意义。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3]。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一)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及基础设施，产生的民俗文化肯定不尽相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三)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农村与城市的娱乐方式也不尽相同。农村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活动比较活跃，山歌、谣谚、传说、故事等村民间口耳相传。城市中的民间文学体裁以笑话、新故事和政治讽谣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间舞蹈转化成晨练性体育活动，歌厅、舞厅、酒吧、茶馆、网吧、健身房、游泳馆、棋牌室、步行街、休闲广场等成了市民的娱乐空间，城市的娱乐圈相对开放，没有家族、社区、行业、性别等的明显区分，相对农村来说，城市中的社交与娱乐有着更多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民俗，而民俗的产生，主要依赖于语言以及文字，这样就造成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的差异。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4]，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不同阶层的城乡心理差异，比如以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为自豪的乡村道德妇女与追求自身解放为目标的城市现代女性;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乡村术士与追求多极真理的城市知识分子，讲求实用的“下里巴人”与讲求享受的“阳春白雪”等等。 多神崇拜与无神危机的宗教信仰心理差异;以礼代法与有法无“天”的伦理法制心理差异，都是农村民俗心理与城市民俗心理典型的差异[5]。乡村农民基本上仍以体力劳动为主，而城市市民则处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换时期，农民与市民在需要和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别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成因之一，文化只有在沟通和交流之中才能相互融合和发展。由于地理技术因素，农村往往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与城市有一个时间差，或者说农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以城市为媒介，因此城市必然优先得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机会[6]。再加上乡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缺乏都市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导致离城市越远的山区，其与城市的社会心理差距越大。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一)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7]。同时，相邻的都市圈之间也成为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和连接带，缩小了乡野的空间，促进了城乡民俗的接触与整合。城镇化，尤其是都市化，决定着城乡民俗整合的趋势。

(二)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此外，相同的民族精神还通过共同的语言、共有的制度、相类的器物、相仿的行为等而得到稳固和加强[8]。在同一的民族精神的支撑下，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既有分离，又相联系，可以说，相互整合伴随着相互离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当代整合是其中的主导趋向。

(三)“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9]。“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打破城乡的分野，“移风易俗”适应着时空的变化已深入城乡的各个角落[10]。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某些方面缩小了城乡的区别，并融合着城乡的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共有的习俗。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包永辉.金陵“首富村”探秘[N].扬子晚报，2002-12-23A1版.

[2]陈建宪.试论民俗的功能.民俗研究[J].1993年第2期.

[3]方川.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

[4]刘纯彬等.论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社会，1989.4.

[5]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李文杰.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D].华中师范大学，2006.

[7]华龙.民俗研究[J].上海文艺出版社形成民俗文化出版中心，1994，(04).

[8]王仲明.关于民俗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新疆社科论坛，1998，(03).

[9]陶思炎.应用民俗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10]萧放.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