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伦理道德对我国环境和环境法的影响

： 一、环境法的伦理基础

自从世界各国相继进入法治社会以来，环境状况的发展和演变就与环境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追溯到环境法产生的层面，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伦理道德对环境法的产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人类改造、影响自然能力的空前提高，环境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也从最初的敬畏演变成征服，即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环境只具有工具价值，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比如空气、水、土壤污染，环境灾难频发。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相继到来，环境伦理道德经过了自然保存主义、生物中心论等过渡阶段，最终形成了生态中心论，把环境道德客体的范畴扩展至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及其他自然存在物。

生态中心论更关注生态共同体而非有机个体，它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产生，并且发展形成代际公平这一时间上的整体观念。正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对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使之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二、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

中国环境伦理道德和环境法的发展同样遵循上述规律。特别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虽然起步较晚，发展却是无比迅速的，这样的高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各项工业的发展不仅伴随着单位GDP的高能耗，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紫金矿业污染、中石油大连污染、中石化松花江污染等环境灾难频繁。经由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发展经济得不偿失。中国的环境问题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它每年侵蚀5％到8％的GDP，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每年GDP的增长速度。高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已经被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抵消，不能再任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道德发展下去。

在发达国家已有的生态中心论等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十七大对生态文明做了具体的说明：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环境伦理价值观。它的要求与生态中心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还建立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代际公平的理念，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更加完善和全面的。在此基础上，与生态文明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中国所希望的是通过环境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和环境法规的约束双管齐下，彻底扭转当前的环境状况。当然，在实际情况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环境道德在中国的失效和面临的挑战

环境伦理道德在中国经历的失效可以以基诺山为例：基诺山地区位于云南省，长期沿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环境开发有着严格的限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此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毁林开荒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基诺山的环境严重恶化。

基诺山50年代以后传统的生态道德规范突然失效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环境问题涌现的原理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在国家的帮助下基诺族的生产力有了迅速提高，粮食产出增加，在短时期内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50年代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道德还没有出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面前，基诺族人民片面地认为这是摆脱自然束缚的体现。基诺山的例子可以说是环境道德在中国的第一次失效。这次失效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也逐渐意识到环境道德的重要意义。自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被提出，中国就第一时间引进了这一概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在一系列立法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生态文明的环境道德观。然而，从中国的环境现状中不难看出，以可持续发展观为代表的新时代环境伦理道德在中国仍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从根源上讲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达到需要的高度。发达国家先进的环境伦理道德是建立在后工业化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目前仍然处在重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从长远考虑，我国每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容忽视，而环境问题同样也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还制约着环境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即便先进的环境伦理道德在立法中能够体现，但如果在司法中得不到贯彻，那么仍然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新时代环境伦理道德的应用仍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四、小结

从总体上看，环境伦理道德对中国环境和环境法的影响是持续的和深远的。过去的环境道德加速了环境的破坏，那么新的环境道德应该摆脱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中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帮助中国恢复和重建环境。环境问题的紧迫现实要求中国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期待经济水平发展到后工业化的高度之后，环境道德自动提升，而应该主动克服经济发展水平的阻碍，把先进的环境道德应用到保护环境的实践中，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