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斯蒙第人本经济伦理思想评析

论文关键词:人本伦理思想伦理之维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西斯蒙第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其思想对当时大工业社会取代小手工业小生产的胜利的反映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西斯蒙第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以人为本的内涵，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经济学应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以及经济学研究应当有伦理之维的思想，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西斯蒙第(1773-1842)是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并不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那么突出，甚至也不能和萨伊相比，但其写于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却成为他在经济学界的成名作。正是在这部书中，他唤起人们注意不受控制的工业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和潜伏的危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性质和无限制的竞争、生产过剩及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危险，并预见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痕，因而号召进行社会改革。他的上述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熊彼特指出，西斯蒙第最后上升到了这样一种地位:“人们对之表示尊敬已经成为礼貌。部分地，这是由于同分析的成就并无牵涉的态度;他宣讲这样一种福音: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

笔者的目的在于:在对西斯蒙第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理出对当代经济建设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一、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声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为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并以此作为其著作的名称。马克思也认为“李嘉图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作一般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当作财富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他企求为生产的生产。从此，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看法中都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经济财富。例如萨伊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阐明财富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

同萨伊一样，西斯蒙第是以斯密的门徒身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论商业财富》就属于第一批热情拥护斯密欧洲大陆贸易自由主张的作品。然而12年后，由于西斯蒙第观察到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新工业秩序对城市和农村工人生活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其在为布鲁斯特的《爱丁堡百科全书》写的一篇文章中却表现出了与斯密的正统追随者相对立的立场。他“认为这些国家，这些民族都走错了路，他们虽然努力设法补救，但是灾难愈益严重。这种思想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得以深化。西斯蒙第不同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看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研究“人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西斯蒙第在界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考察财富生产，而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只是一种使人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自身的物质、精神享受水平。“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并指出:“亚当·斯密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看财富的，而不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西斯蒙第在评价李嘉图时认为:“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李嘉图曾经说过，只要一个国家实际的纯收人不变，它是由1000万人或是由1200万人组成的，都是没有关系的。对此，西斯蒙第愤怒地质问道:“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因此，西斯蒙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

二、经济学应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

西斯蒙第不仅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人而不是财富，而且还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致富的问题，更要关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问题。西斯蒙第认为“在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匾乏，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研丧，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人民权利，有尽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因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转移到了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并且，西斯蒙第认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西斯蒙第批评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只有利于富人更加富裕的学说，斯密只看到，所有拥有财富的人都关心财富的增加。因此，就听其自然好了;他在使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会使国家富裕起来。而西斯蒙第认为富人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来致富，有时却用窃夺原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富的方法来致富;有的人有能力在自由竞争中致富，有的人却没有这种能力。因此西斯蒙第认为斯密的学说对西方文明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工业能力方面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但是，在许多人民阶层中也产生了可怕的痛苦。因此他始终呼吁应对弱者实行权利保护:“我们把政府看成应该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侮的保护者，……为了人们由于自己不能获得的财富的增加而受危害，这种保护权力是极其必要的。

正是由于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因此，他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摒弃的政府干预，而反对自由放任。西斯蒙第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因为人们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少损失多得利。在这各种利益互相斗争的竞争中，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而社会力量自以为是大公无私的，事实上它也会干出这种事的，因为它不问青红皂白，总是同情强有力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个人利益是一种强取的利益，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西斯蒙第一针见血地揭开了自由放任的利己主义的本质乃是个人至上，弱肉强食。

此外，西斯蒙第还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出结论:“要增加工业和人们劳动产品的销售额，不在于增加富人的收人，而必须增加穷人的收入。假若总是让劳动人民的收人增长低于产出增长的水平，就势必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斯蒙第的上述思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约翰·穆勒就认为“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显然，约翰·穆勒的上述论断正是对西斯蒙第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经济学研究应有伦理之维

在西斯蒙第看来，既然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只是空洞的抽象，而应该伴之以有“良心”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分析，应该以合乎道德规范的价值判断为经济分析的起点和归宿。西斯蒙第站在伦理学的角度，肯定了良好道德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说:“道德，即热爱秩序、节约、俭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他认为“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计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既属于感性又属于想像，感性和想像不需要什么数字的。”并且认为“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明眼人应该认识那些不应有的灾难全是人为的，而被害人还是人。他对于灾难不应漠然视之，置之不理，而不想补救的办法。”面对“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下，人情的麻木不仁成为常态，更加重要的是，认为这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事。”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隶属于伦理学。西斯蒙第提出在政治经济学中应树立重视人和伦理观念的思想，不仅表明了自己更多地从人和伦理的角度思考重大经济问题，而且还成为以后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所谓“社会经济学”的起源。

四、评析

西斯蒙第经济思想和伦理观念的转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英国已接近完成，在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资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着。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在英国，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根据当时近似的统计，他们连同他们的亲属，占王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他们除了从事农业外，往往还从事部分小手工业生产，大多数的年收人额在60-80英镑之间，这在当时可能保证他们过一种比较宽裕的生活。而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小地产迅速被邻近的大地产所吞并，据19世纪初的一项统计估计，1740年至1788年之间，英国小农场被大农场所吞并的数目大约为第一教区4-5个，也就是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全国兼并了4万到5万个小农场[8]108。农业大生产对小生产胜利的结果，造成大批无产者流向城市。同时，机器的发明和改进，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城市小手工业的分化和破产，他们中的少数人发财致富跻身于大实业家阶层，而更多的则被抛向无产阶级一边。无产阶级-、一这个与农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阶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痛苦、疾病、文盲和早逝。“于19世纪20年代时住在英国，就会觉得其地是个抑郁寡欢的所在。尽管那里它在欧洲大陆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似乎被禁闭在国内从事于甚至更加险恶的斗争。很明显，任何人只要留心一下就会看到，正在发展的工厂制度对社会欠下了债，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在增长，清算的日子不能永远延宕下去。

这与当代的经济建设已经出现的诸多问题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例如一味地追求GDP的增加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出现了诸多的环境、社会问题。英国《卫报》2007年4月9日公布的一项未来30年研究报告，认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35年，地球人口将突破85亿、财富分配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将在全球实现复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预测。然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回顾近200年前的西斯蒙第的一些经济思想，对于当代的经济建设，仍然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相比，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思想有更多更科学合理的一面，其中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强烈义愤和批判，是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客观事实的。西斯蒙第的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境仍然有指导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自然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中国50年来已为自然灾害付出2500亿元的代价，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破坏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当年GDP的8%。社会关系紧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0年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 4的标准，急速上升到0. 417。加上富者种种灰色、黑色收人，现在实际指数正达0. 5，甚至0. 6。中国从原来收入平均的国家，已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蔡(原财政部长)在“中国财富论坛2005”开幕式上表示，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连续增长，财富应增加更多，百姓应更加富裕。事实并非如此。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重新回顾西斯蒙第的人本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当今和以后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深刻认识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的观念，将改变我们过去唯GDP是瞻的思路。改变我们颠倒目的和手段的错误做法，将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努力提高人民的福利层面上来，而不再是一味的追求财富的增长。

第二，重温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应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的伦理思想，要求我们不断改善分配体制，努力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努力提高低收人人群的生活水平，进而改善紧张的社会关系。不考虑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福利，建设和谐社会不可能成功。

第三，西斯蒙第的人本经济伦理思想还告诉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层面上，要注重经济学的伦理之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曾对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日益加深的隔阂表露了良多感慨。他尖锐地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经济学研究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分离，使它失去了用武之地。”我们当前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果忽视经济的伦理之维和道德准则，将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无法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总之，西斯蒙第的人本经济伦理思想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不要忘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福利的增加，不要一味地追求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是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