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浅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毛泽东经济伦理继承与发展

〔论文摘要〕经济伦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经脸，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温两位伟人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伦理思想中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二者都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集体主义原则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不同，二者对一些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温两位伟人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民利益—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根据“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谙道德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观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它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就决定了它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从而也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必然从本质上区别于历史上其他一切道德。所以毛择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从人民立场出发，率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在义利关系上，毛泽东从义利统一观出发，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提出了利是义的基础，不存在着超利益的道德观念，不存在超阶级的功利主义。他提倡的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种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强调人民利益至上为目标。毛泽东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长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狭隘功利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基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宗旨，主张把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统一起来，既考虑照顾群众的目前利益，也不能损害群众的未来利益，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毛泽东指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为广大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为每一个人获得公正的社会待遇，这就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但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决不是用“小恩小惠”去换取对他自身的“有用”，而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种杠杆，也是作为最终的目的。给人民以福利(眼前利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争取实现更大的利益(长远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功能性利益思想”的公式。在这里，毛泽东指出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归根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各个侧面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二)集体主义—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集体主义是一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来调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反映。因此，毛泽东多次强调集体主义，并把它看作无产阶级道德观的基本原则。革命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并把这一原则看作共产党员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进人社会主义时期，他把革命集体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此“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毛泽东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强调统筹兼顾各种利益。他认为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一致的。集体主义原则要求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同时，集体是由个人组成，整体利益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间应统筹兼顾。毛泽东在讲到抗美援朝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时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毛泽东对集体主义原则的这些论述使共产主义道德范畴更加丰满和完备。

(三)勤俭节约—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消费原则

消费是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人们的消费既受生产的制约，也受道德观念的影响。在消费伦理上，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他与战士同甘共苦，并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952年，针对一些人蜕化变质，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毛泽东的勤俭节约思想贯串于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他在1955年《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严重不足。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专门讲到:“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共同富裕—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目标原则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进行了发展和创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使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目标更加明确和具有实践性。

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经济和道德统一的基础上的，他没有就经济讲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讲道德。在他看来，主体的经济活动既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也要符合人的发展目的性;道德的提升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没有经济支撑的道德是不现实的道德。经济与道德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和统一的。在他讲到社会主义政治领导的成果时强调，“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谈到思想道德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可以说，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求善的伦理学，最鲜明地体现邓小平伦理思想这一特点的就是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共同富裕并不是为一般道德目标或伦理道德要求来论述的，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论述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对经济伦理的根本问题—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科学解答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道德特征。可以说，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落脚点和归宿。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对普遍贫穷进行道德反思和道德批判的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道德目标，它所包容的首要内容是对致富行为的充分肯定，是对“富起来光荣的大张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要站得住，从伦理的优越性体现在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幸福”生活的提高上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把合理、正当求富、致富视为伦理道德上的应当，并以此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基础，确立“富即德”的道德观。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富德”的内涵，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合理、正当的致富，还必须把“富德”由个人致富的层面升华到“共同富裕”的层面上来，共同富裕是这种要求的集中体现。它以个人致富为基础，以共同致富为归宿。

显然，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伦理目标。怎样实现这一伦理目标，邓小平也作出了明确的论述，一方面他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指出了人们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正当性，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论”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本质。

(二)“三者兼顾”—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利益原则

针对过去对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片面理解，邓小平在关注人民集体利益的同时，又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他在鼓励和支持人们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总是提倡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认为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绝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休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宜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忽视个人正当利益的错误思想，同时也必须反对抛开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而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在经济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三者兼顾，动态统一。 (三)物质精神并重—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激励原则

在毛泽东时期，推行的是平均主义，通过平均主义来建立一个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会。但是要想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靠平均主义是不行的。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平均主义，实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重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利益型”的劳动者，追求物质利益是劳动的重要目的。列宁也曾经指出:“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客观地说，在战争年代，精神激励对取得革命胜利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毛泽东也并不排斥和拒绝物质鼓励。邓小平纠正了我国长期以来激励观中的片面性，主张辩证地处理物质鼓励与精神激励的关系。他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要进行物质鼓励。20世纪70年代，他指出:“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多种措施，实行物质鼓励。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建立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杠杆，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等。在邓小平的激励理论中，强调物质鼓励并不意味着不重视精神激励，他多次指出:“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激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精神激励运用得当，较之物质鼓励更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近年来，这一原则已被许多企业家运用在经济管理之中，并取得了成功，成为培育企业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效率原则

公平与效率原则，历来被经济学家们作为评判经济行为的道德标准。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长期以来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更是认为，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顾。

邓小平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结合中国实际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界定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内容。其中共同富裕思想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首先，社会主义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效率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讲的是公平问题。其次，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共同富裕是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生产力发展了难免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能够防止或缩小贫富差距，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的稳定，从而保障效率的不断提高。第三，先富带后富大政策的提出，是以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基本依据的。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共同富裕绝不等于社会成员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只有允许部分先富，才能促进效率的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多了，就要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先富起来的再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最终就能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利益取向，冲破了千百年来束缚中国人头脑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真正统一起来，从而赋予效率与公平以新的时代含义，这对社会主义公平观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三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继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准确把握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创新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说。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从伦理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用道德手段调节经济矛盾，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出发，发挥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调节作用，开创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说和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说。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开拓了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邓小平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承坚持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把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不断推向前进，为其新时期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表现了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的构建、发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会面对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人与人之间、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愈益凸显，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光靠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运转和自发的调节是不够的，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迫在眉睫。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在继承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创新，它已经成功地调节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许多利益矛盾，成功解决了许多重大难题。当前，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一定能够继续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发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