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最近在《读书》上成为一个话题，自六月号以来陆续有 文章发表。伦理学是古之显学，经济学则是今天的显学，有时甚至被批评为“经济 学帝国主义”，观察两者在今天的关系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况且这一问题还涉 及到我们今天社会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解释之道。所以，我现在也想借这个话题 谈一点阅读亚当·斯密著作的体会。

斯密一生的主要著作就是两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论》(一七五九年初版)；另 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经济学学科基础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七七 六年初版，下简称《国富论》)。斯密被视作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同时又是一个 重要的伦理学家。一些经济学家引斯密为典范，认为经济学家也应关心道德问题， 也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斯密只是个例外。

斯密的著作读来亲切有味。斯密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伯克在对《道德情 操论》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书中的例证丰富而且确切，表述平易而生动，表明作 者是一个具有非凡观察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评论不仅适 合于《道德情操论》，也适用于《国富论》，只是前者主要观察人们内在的情感活 动，而后者则主要是观察人们的外在经济行为。斯密与康德一样终身未婚，一生也 大半在学院里和书斋中度过，但从其书中却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一般的人性和 人心甚深，这种知识构成了他展开理论阐述的一个制约性基础。

斯密早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过英国文学的课程，还爱好过诗，不过，他具有无 须等待社会上作出判断就领悟自己失败的辨别能力(其生平可参见约翰·雷《亚当· 斯密传》，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天职是在学术，在一七 五○——一七五一年，他讲授过一个冬天的经济学，这份经济学讲义中已经有了自 由贸易的思想。不久他又获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随后转任道德哲学 教授。按照苏格兰大学当时的学科分类，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则包 括四个部分：(一)神学、(二)伦理学、(三)法学、(四)政治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当时“道德哲学”学科的广博性，以及对教授所要求的知识的广博性。可惜这全部 “道德哲学”的讲义原稿都在斯密的坚持下，让他的朋友在他逝世前烧毁了。后来 出版的《有关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只是一个学生听他讲第三、四部分 的课堂笔记。当然，《道德情操论》实际上就是从他第二部分的讲义中发展出来的， 而在第四部分讲义中，也包含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胚胎。

这四部分的具体内容怎样，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它们是否构成一个体系？ 据斯密最喜爱的一个学生米勒说，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特性， 以及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行的各项原则。其时社会还没有那种“ 上帝死了”的震撼和挑战，神学的地位和内容主要还是沿袭，这方面看来并不是斯 密注意的重心所在。第二部分我们从《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是一种 较严格、狭义的伦理学，而尤其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心理学或心态学，但它仍然 主要是围绕着行为的适当与合宜性，围绕着正义与德性展开的，而并非全面地论述 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灵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学部分，据米勒说，斯密在这部分详 尽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亦可说是一种涉及政治制度的伦理学，而 其中也包含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的内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鸠的方法，在公法与 私法两方面，追溯了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时代的法学演进，以及如何相应地引起 法律和政府的改善的演变。而在第四部分即政治学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建立 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进国家的 富强和繁荣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讨了与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 政治制度。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第三、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了伦理学的主体，这一伦理学 包括个人道德(突出地表现于情感)与社会伦理(突出地表现为法律)两个方面，只是 前者尚偏重于个人伦理学的一个方面，而后者有些内容如法律社会学的内容是在伦 理学的范围之外。这也基本上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另一方面是德性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的体系形而上学色彩远 为浓厚，从内容到方法都更重视理性，重视逻辑的推演，这与重视情感、经验和观 察的斯密相当不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学术都有努力脱离神学而独立的倾向，不过 康德主要是为理性争地位(可参见其书《系科之争》及《仅仅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斯密是为经验和情感争地位。重视哲学思辨的康德伦理学是从一种形而上学的 基础推出，而重视经验观察的斯密伦理学则向经济学延伸或者说“扩张”，前者较 缺少经济学的内容，后者则没有明确的形上学的基础。

斯密也确曾想过要系统地阐述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变 革，其中不仅涉及正义，也涉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他说他的《国富论》 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收和军备问题上是这样。他在一 些著作和书信中，也曾把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合称之为“我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古典的、包含四个方面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令人神往的 一种体系，它既有向上和纵深的维度，又有向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横的延 伸。经济学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它是包含在第四部分“政治学”的范畴 之内的，而“政治学”又放在“道德哲学”的名下。所以，今天我们在《关于法律、 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读到后来发展为《国富论》的一些思想是放在“论警 察”的一篇中是会感到有些奇怪的，但当时的学科分类情况就是如此。斯密自己比 起重视《国富论》来似乎也更重视自己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不仅是 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竭尽全力进行修订的一本 书，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最重要的一 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 贯穿始终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的作者斯图尔特所说：“这些崇高 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 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见《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一九九 七年版)

但在迄今为止的后人看来，显然一般都认为《国富论》要比《道德情操论》更 为重要，在斯密的墓碑上写的也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斯 密被视作是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和开创人，而他对现代伦理学的影响 却不如康德。康德使伦理学立足理性，并摆脱目的、效果方面的争议，建立了一种 以规范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伦理学，这显然更切合近代向价值多元社会发展的趋势。 康德的伦理学可以在原则规范方面沟通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斯密的伦理学则较集 中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自我控制，尤其是对人们道德情感的分析，其分析独到、深 刻。但这方面内容固然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却毕竟落入了第二义，对何为正当， 何为合宜的问题在纷争的现代社会无疑需要更优先地予以阐明和论证。不过，未来 时代是否会变化得使斯密的道德理论更为重要亦未可知，如若其然，那一定是一个 比现在更为幸福的时代。

斯密的《国富论》之所以较之《道德情操论》发生了更大影响，还与经济生活 在社会中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经济学也越来越发展有关。近代以来许多新学科的 建立，往往经历了一个首先摆脱神学，然后又从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 过程。而斯密也确实顺应了时代所需，在理论上对当时已经呼之欲出的许多经济学 思想做了一种相当完美的综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天才，也要归因于他所投入的 劳动量，归因于他的严谨、细致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评价参见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75—294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

《国富论》是相当独立的一部经济学著作，斯密并没有让他在《道德情操论》 中表达的道德观点进入该书起支配作用，这后一本书并不是从前一本书发展和推演 出来的，它们确实有着相当不同的主题、领域和重点，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斯密 在前书中强调同情、强调利他和自制，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在后书中以此来规范人们 的经济行为。后书中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独立的经济分析。当然最终的 目的还是明显的，即指向“国民财富”、“国富民裕”，斯密把这视作是政治经济 学的目的，但他认为这一目的并非能通过个人的禁欲和利他加上严格的政治控制来 达到，相反，它倒是可以通过个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为来达到。

斯密两书看上去的分立实际上正表现了人的两面性，即一方面人是更关心自己 的，自爱自利的；另一方面人也有一种同情别人，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 我节制的能力，这种同情和自制是通过设身处地、对自己心灵中的“一个理想的旁 观者”发生共鸣，从这个第三者的观点进行观察来实现的。罗尔斯正义论的“原初&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