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

应当说他的建议对于没有明确确定调查地点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周到也比较省事的建议。只是考虑到他虽然心地善良、为人随和，但眼高手狠，干事有心计还不惜力，捞活甚细，且他以衡山为基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变迁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调查笔记《衡山调查记事》已经打印成册，洋洋十余万言，其用力之沉足以砸人。衡山虽是宝地，但是此人狂收了一遍后我再跟着搂捡，在劳动力投入上显然是田野调查的过密化[3]；估计我下气力还是能捡到几穗、搂到几把，但是很难再发现如于建嵘已经收获的那样成捆成垛的有意义剩余；而且还可能受于已经形成的思惟定势影响，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思虑再三，经调查组集体讨论后，我们决定另择调查路线。

他送我的《衡山调查记事》细读数遍，确实是大开眼界。[4]品读这样的细活，一声赞叹之外，还有同行的一丝嫉妒。于建嵘已经注意了当年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组织化行为，注意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并着意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比较研究农民集体行动和社会情境的关系，农民集体行动中精英和大众的关系。

岳北农工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从这次调查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在衡山白果这个较偏僻的地方，为什幺能产生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第一阶段的调查时，我根据掌握的材料曾初步总结了如下几点：其一，岳北地区属于三县（衡山、湘潭和衡阳）交界之地，地处南岳后山，相对南岳前山来说，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要弱。其二，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时，此地属募兵范围，形成了此地习武之社会风气。其三，岳北的乡民习惯于流动，有许多人到外地做工，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其四，民国时期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在此，以赵家为首的地主进行的土地兼并较为严重，赵、廖、刘、唐四姓劣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所受压迫较深。

1923年9月，湖南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就于9月1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3000多人，正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是这样号召的，"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上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之外，甚幺都没有的啊！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偷窃扒摸的啊；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没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它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啊！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工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啊！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啊！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初六日）"。从宣言可见，岳北农工会实际上已是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

1926年6月上旬，成立的岳北区农民协会，则直接以阶级斗争为口号，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权性行为，使岳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土豪劣绅不能随便退佃；二是修桥筑路，解放了生产力；三是提取公产、祠产发展国民教育，做到了乡有国民小学；四是禁止赌博和吸毒，整顿了社会秩序；五是创办了新民剧社，大演文明戏，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六是创办农民夜校，培训农运骨干；七是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能认识到农民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当时的中共领导者如陈独秀等人就依据外国的教条忽视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只有毛泽东这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非常深刻了解的革命者，才从农民运动中发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为了回击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就来到了衡山的白果，对这里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5]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是在1月15日离开湘乡横铺乡肖家冲，经过湘潭分水坳进入衡山境内，当日下午步行到白果。当晚，在区农协会--关圣殿召集了区农会干部座谈。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副委员长彭桂峰向毛泽东汇报了岳北农运情况，陪同毛泽东考察了岳北农民纠察队总部。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白果赵氏芳三公祠听取了白果女界联合会秘书朱隶堂和妇女代表的汇报。接着到岳北农工会会址刘捷三祠召开调查会，毛泽东高度赞扬岳北农民运动"好得很"。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毛泽东还指示要对岳北农工会烈士家属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下午毛泽东到刘家祠堂视察设在这里的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当晚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楼屋农民夜校校长刘友琴家，调查了农民夜校情况。17日上午毛泽东离开白果，经福田、宋桥（世上冲）20日到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衡山为期10天的考察，乘船离开衡山县城，顺湘江而下返回长沙。

触景生情，于建嵘这样感叹：

岳北农工会以及岳北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运动离我们也已有七十多年的岁月。我们已经没有可能聆听这些传统乡村社会的反叛者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了。我们只有从尚存不多的历史资料中走近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是些什幺人，做了些什幺事。随着我们对这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这些值得敬仰的农民领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产生了：其一，当年的乡村社会内生的地方权威与外来的政治权威之间是通过什幺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的？其二，农会组织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冲击的意义。可以说，岳北农民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冲击，岳北妇女敢闹祠堂就是明证。但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宗族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重新控制了乡村权力。那幺，为什幺农民运动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这是否是一切农民运动不可逾越的局限？

西哲史家克罗齐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使于建嵘下气力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和九十年代湖南农民集体行动的联系和区别。他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命题、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中展开了他的深入调查。在田野工作中他已经接触到了当代中国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某些先期征兆。这些征兆是小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描述的也是这样一些小事。"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事件的征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6]

1月21日晚，我和绍庄村的杨某和周某、同兴村民兵连长罗某和原党支书周某，[7]在白果街一农家旅馆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大家的发言要点如下：

其一，农民负担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贯彻到基层，而是县乡一级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进行"强取豪夺"和变相"勒索"造成的。这也是目前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不愿上缴税费甚至产生对抗的客观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况尤

甚。县乡一级干部为了达标有政绩、增加财政支出和其它项目的建设、以及部门职工的福利，而将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镇现在是按人平均收入1860元（衡山县是按人平纯收入2450元）作为收取农民税费的依据的。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这幺高。目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国家的农业税是认同的。对五保、优抚亦表示支持。但对乡镇统筹的意见特别大。比如统筹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时还要收高额的学费，平时隔三差五还收诸如试卷费、监考费、班费、资料费。计划生育费就更难以让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绝育手术的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数上缴。对公益金、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也有意见，甚至相当反感。乡镇政府根本不管农民的不满，利用国家政权将各种费用强加在农民头上。长期以来，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省、中央一级政府尚抱厚望，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县乡一级才走了样。[8]虽然对乡镇干部乱收费等行为意见很大，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没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勒紧裤带来缴纳各种税费。可谓"挨鞭子过河"，无可奈何。

其二，超经济强制。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到各种税费和摊派，有的乡镇干部和部门动用国家专政机关，动不动就出动公安，以维护治安为名，强迫农民。更有甚者，有的还动用黑社会势力，政府职能部门"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头流氓动用武力或其它非法手段。这样虽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沉滓泛起。同时，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土政策规定，不完成税费任务，就不准参军，不准结婚，不准生小孩（不给计划生育指标），通过所谓的合法手段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乡镇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村财镇管"的改革，将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全部收到政府，以此来控制村干部。绍庄、同兴两村的现任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许是半真半假，确也道出了他们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点辛苦工资外，有时还得尝尝风箱里老鼠的滋味，毕竟上级政府没有授权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将乡村统筹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来，何况这统筹提留里包含了他们的"小九九"。面对农民振振有词地质问，他们不免心虚。"母鸡压公鸡，一级压一级"，面对上面的威压，他们只得牺牲农民利益。

其三，政治资源控制。有些村通过控制党组织这种方式来垄断权力，所以，很多年都不发展党员了。有的村在村委会选举时搞秘密活动，搞亲属化。镇里的干部不仅不制止这些非法活动，有时还给党员施加压力，要求党员讲组织原则，要实现镇党委的意图。在目前的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由少数村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款爷"和部分乡镇干部组成的权势阶层。[9]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也相互拆台，根本无法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绍庄村的干部好比败家子弟的老幺，反正已没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钟过一天算一天。同兴村虽高一篾片，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积下的阴德，为他们栽下一片杉木林，他们也只有背着石头打天。

其四，农民种田不赚钱，增产不增收，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近几年，农业丰收，粮食产得多了，但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也贵得离谱，且粮食卖不出去，农民种田不能创收。到外打工又没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镇的企业特别是四个石膏矿效益较好，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但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石膏价格的下跌及各种腐败行为，致使无资金进行正常的维修与简单扩大再生产，亦无资金分发工人的工资，在矿里打工的农民只得回到家里玩。

其五，社会风气恶化。赌博之风甚嚣尘上，几乎无村不赌。此种风气的漫延，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使邻里乡亲团结涣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长的环境。

听四农诉述，心情沉重。特别是有关乡镇机构和干部动用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来对付农民一说，前所未闻。无论他们出于什幺样理由和动机，只要运用了社会的黑恶势力来欺压农民，性质也就改变了。其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基层党政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农民仇恨和反抗的对象。这些黑恶势力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一定是灾难。有必要追究，农民负担是一种利益交换还是利益剥夺--与谁交换，受谁剥夺？这些交换或剥夺是通过什幺样的机制来完成的--是否关系和如何关系政府行为或其它公共权力？

我在湖南农村调查中已经从多个侧面感觉到，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生活和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生活和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也很有限。和我于1996年作为民政部村委会换届选举国家观察员身份考察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经历相比，无结构访谈与就对村民自治专题调研得到的判断区别相当大，以体制内研究人员身

份和以模糊性从业人员身份[10]进入场域对同一专题展开调查，所接触的材料和人物及其表述的方式和内容的区别也相当大。由此我对一种所谓的社会科学调研方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接到要论证A的一个课题，就亮明自己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职称到社会中去求证，当发现不能证明A命题为真的案例就跳过，当发现能够证明A命题为真的案例时就开始调研认真记录，然后根据形而上学的假设、文献索引、技术路径等规范开始撰写调查报告，列出调查的样本和证明的百分比，至此完成论证。这就好比：现在有个课题要论证杯子是铁的，承担课题后我就去确定样本，发现玻璃杯子、塑料杯子就扔了或者砸了（剔除样本），发现铁杯子就保留下来（保留样本）；最后完成的研究报告是：经过调查，随机(?)抽取样本杯子n个，经严格的物理化学分析和逻辑检验，这n个杯子全部是铁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杯子都是铁的，区别只是在于是氧化铁还是马口铁云云，并列出饼图、直方图、频数统计以佐证，置可信度区间为95%，等等。问题是，这样就是科学意义上规范的学术调查和学术论证吗？！

2004年7月份，笔者对海南省文昌市抱罗镇抱民区其中4个村子进行了调查，这4个村子分别是大位云村、大位黄村、大学村和乐玖村，这4个村子均归抱民村委会管理。通过调查，我们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

一、该地区的基本状况

该地区经济落后，曾是国家重点扶贫的对象，但由于政府扶贫政策难以切实贯彻实施，该地区的经济至今仍然发展不起来。

该地区只有2条路通往镇上，且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摩托车是该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该地区没有电话线，至今仍然安装不了电话，人们与外面的联系都是集市日到镇上去打电话；该地区农民家里除了电视机（有些家庭电视机都没有）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且由于地处偏远，电视只能收到两三个台；该地区的房屋大多数为七八十年代用砖瓦堆砌起来的瓦房，只有几户人家的房屋是新建的；该地区没有企业，甚至整个镇都没有，人们靠种水田和旱地保证温饱，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和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开支却解决不了；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极低，在4个村子中，只有大位云村和乐玖村分别有一个很小的只卖零食的小卖部；该地区人民生活简单，基本上是与田地打交道，天天面向黄土背朝天，几乎没有和外面联系。自给自足的经济很明显。

（一）该地区的收入状况

该地区人均年收入大约为1800元，收入基本上只有两种：种植业收入和外出劳务收入。种植业收入占80%以上，种植业者基本上是30—60岁之间的中壮年，外出劳务者基本上是16—30岁之间的青年。其中种植业收入主要是粮食作物收入，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采用的是最原始的耕种方式，犁田、播种、施肥、除草、收割，都是人工操作。其中犁田还是采用1200多年前就使用的曲辕犁。整个过程下来，虽然得到了一些收获，但成本却大大超过了收入。然而，村民们却只把买肥料的钱算进成本，把其余自己付出的艰辛劳力成本忽视了。农民们的种植完全是靠天吃饭，如果碰上干旱或台风侵害，那整个收入都特别差。外出劳务者主要是村子里小学毕业和初中毕业的青年们，他们一般往海口、深圳等地打工。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整年下来，他们虽然省吃俭用也带回了一些钱，但却不多。除这两种收入外，还有一些人从事养殖、饲养、木工、屠宰等，但这些收入不会超过10%。

（二）该地区的教育状况

该地区教育水平低下，抱民区有一所小学，其它几个村和这4个村的孩子都来这所小学上学。小学总共6个班，6个老师。老师们上课都用方言讲课，课堂随意轻松，没有几个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孩子们上课时间上课，下课时间就回家帮着家里干活，根本就没有利用一点课余的时间来学习。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也不怎么关心，他们不会给孩子们买课外书，所以孩子们除了学校发的那几本书外，根本就不会接触到其它丰富多彩的书籍。孩子们上完小学后，有的就不上学了，有的上了镇里的中学，但也就上到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如果孩子们想读高中和大学的话，除非小学升学考试就考上市里的省重点——文昌中学。但孩子们的后天培养条件太差，而文昌中学又是省重点，考上是极其不容易的。十几年下来，整个小学也就三四个人考上了文昌中学。所以能上大学的机会只有这些人有，其它人能上高中的机会都很渺茫。家长们把家里煮饭、做菜、洗衣服等家务都留给了孩子，有很多家长还让孩子们下地干活，种花生、除草、插秧、放牛等等，而这些孩子都是小学生，都不满14岁，有的甚至不满10岁。由于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不重视，所以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这些孩子就形成了不爱学习的习惯。在早早退学的孩子当中，有一部分是家里支付不起，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自己不想上了。

(三) 该地区的劳力状况

该地区的农民以没上完小学者居多，上完初中的寥寥无几。村民们缺乏科学种田技术，科学养殖、饲养技术，缺乏市场信息，阻碍了他们尝试新的经济增长的方法。靠天吃饭是该地区的一大特点。在今年的5月至7月中旬，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在强烈的日照下，田地都裂开了，有很多的田地由于干旱不能种植而荒着，而已经种下种子的那些田地，禾苗由于缺水而发枯发黄。村民们都愁眉苦脸，面对天公的不作美唉声叹气，无可奈何。

冬天是该地区反季节瓜菜种植的好时期，村民们都特别看重这个季节，都想趁这个季节好好赚一把钱。他们主要种植辣椒，因为这个季节辣椒销往内地，价格都挺不错，销路也很好。如果在上年辣椒卖了好价钱，来年所有人都会一窝蜂地种植辣椒，以至于有时候供大于求，辣椒滞销，村民们损失很大。村民们种植，完全是凭经验而不是凭技术，有时候农作物生病了，他们到镇上农科所按照别人的推荐买了农药，但不看说明书，不按要求施药，致使所种农作物全部死掉。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盼望能卖上几个钱的农作物死掉，村民们欲哭无泪。

该地区还存在着一个60多岁垂暮之年的老人下地干活，而20多岁年轻力壮的青年在家闲逛的畸形问题。该地区外出打工的青年有相当一部分由于没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只干了一两年就回家了。他们回家后，不愿下地干活，整天骑着摩托车到处闲逛，等到结婚生子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不愿干农活，而在外面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在家里由父母养着，整个算来，父母不仅要养自己、儿子，还要养儿媳和孙子。虽然也有些人想通过开荒种植瓜果来致富，但又苦于没有成本，他们到农村信用社贷款，但信用社怕他们亏本还不了债而不敢把钱贷给他们。所以就出现了一边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在田地里面向黄土背朝天，一边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在家里悠哉游哉没事做的畸形现象。

二、 对该地区农民增收的一些建议

（一）要致富，先修路

由于镇子与各村的距离很远，长期以来是土路，出行很不方便，更不用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了。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村民种了蔬菜瓜果，要拿到集市上卖很是麻烦，所以很多村民就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种植习惯，根本就支付不了其它开支。只有少数家里劳动力充足的家庭去积极种地，种一些瓜果蔬菜，骑着摩托车往外面跑，跟收购老板联系。但也只有像西瓜、冬瓜、南瓜、香蕉等这样大面积种植、产量很大的瓜果人家才会开车到田地里买，其它像辣椒、蔬菜等由于是小面积种植，产量较小，人家是不会上门来收购的，都得自己拿到镇上的收购站去卖，所以交通不便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家里劳动力少的家庭，他们要种田、放牛、喂猪、养鸡等，甚是忙碌，且由于山村闭塞，他们长期与外面交流很少，导致了他们落后的观念，他们也就安于现状，本本分分，保证温饱。

所以要使该地区富起来，首先就要确保村村通公路，村镇连接，打开与外面世界的通道。

（二）改变观念，科技兴农

由于人们长期形成了种地没出息，当农民就是受苦受累的观念，很多人都不愿带着热情去干活，特别是年青人，他们宁愿待业在家也不愿意去学一点有用的知识。而且村民们相信经验，服从老天爷的安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世世代代用着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去耕种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他们的耕种方式就像他们的生活一样简单又带着传统，他们的耕作热情就像他们的处世一样波澜不惊。没有人想着去科技兴农，也没有有一点知识的人想着去务农。所以耕种的盲目性使农作物的产量不高，自然收入也不高。其实，该地区地处热带季风气候，水源、阳光都很充足，且土地肥沃，如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耕种，很容易就有好收成的。但人们的观念落后，缺乏市场经济头脑，且政府没有对当地进行正确的政策指导，所以人们根本就没有想过靠知识勤劳致富。

所以要使该地区富起来，还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让他们主动去学一些农业知识，以科技来兴农。

（三）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该地区地处热带，降水充足，气候条件非常好，且土地也较好。有着相当好的资源优势。春夏可种西瓜、南瓜、香蕉等，秋冬是种反季节瓜菜的好时节，这时候可种香瓜、辣椒等。还有蜜枣和胡椒也是当地的特色作物，可以有效地发展起来。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每家每户按人口都分到了一些水田和旱地，于是各家都有了自己的种植范围，且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村民们长期在这些田地里种上了最基本的满足生计的作物，所以也就没什么特色，也赚不了多少钱，基本上只是自给自足。要富裕起来，只能靠种植特色经济。而要种植特色经济，就要开垦荒地，这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政府也应该给予支持和一定的帮助。比如政府可以适当放宽一下农村信贷政策，给真正想勤劳致富的村民一个机会。在特色经济怎样种植和管理方面，政府还可以派一两名技术人员到村里进行指导。

所以要使该地区富起来，还要大胆尝试新的经济增长的方法，决不能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要敢于发展该地区的特色经济。

（四）政府支持，要对当地进行一些政策性指导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4个村子都有村长，但村长都是名存实亡，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一方面，村长与村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跟其它人一样耕种，政府不会给他们任何补贴；另一方面，政府根本就不给当地进行投资和政策性指导，村长是村长，但4个村的村长都没有办公的地方。就连村委会的主任也是在自己家里办公。村长即使想给村民办一点实事，也没有经费。所以政府要对该地区进行一些政策性投资，对村长要进行一定的鼓励和支持，适当下拨一些经费，让村长干好事，干实事。自从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以来，许多地方都减少或取消了农业税，但该地区的农业税一直没有减，这也给村民们增加了一些负担。

所以要使该地区富起来，还需政府方面的工作。政府要把国家政策贯彻好，莫给农民增加负担。要对农民给予支持，对农业进行鼓励，对农村进行帮助，让村民们有所增收。

三、调查后的感想

贫困，就像一根针，深深刺痛着中国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而农民，是这个弱势群体的主体。在农村生活的一切所见所闻，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当你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在炎炎烈日下佝偻着身子在田地里干活时，你是否想到幸福晚年对她们的意义？或许这对于她们只能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当你看到村民们为了省钱而有病不看时，你是否认为他们对健康不关心？或许这只是因为囊中羞涩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当你看到八九岁的孩子在夜幕下赶着牛回家的时候，你是否觉得这可爱的孩子多了几分成熟？或许这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吧；当你看到......而所有的一切，对于在那土生土长的我都看到了。我庆幸，自己已经跳出农门，永远不会再呆在那个地方了。但同时也为家乡淳朴的父老乡亲，可爱的兄弟姐妹们痛心，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当习惯了城市的喧嚣后，再回到那个地方生活，你会觉得那里的生活真的有点“与世隔绝”：没有电话，电视只能看两三个台，没有网吧，整个镇上都没有，人们几乎没有和外界交流，只有每隔一天一次的集市日才到镇上去赶集买点生活用品。那里的人们起得很早，睡得也很早。整个村子，一整天都非常寂静，只有些时候，从一些人家里传来电视的声音和收音机里播放琼剧的声音。当夜幕降临，村子里除了人们家里透出来的一点灯光外，外面一片漆黑。每当这时候，夜，死一般的沉寂，整个村子，几乎没有一点声响。不到10点钟，几乎所有的人家都熄了灯，早早就进入了梦乡。或许那是村民们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改变不了。

让我心里发痛的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当城市里的孩子忙着进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进行学前教育时，他们等到七八岁才能开始上学，接触书本，在这之前，他们没有文化知识的父母不会给他们买任何儿童读物，当然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什么学前启发了。所以说他们的智力开发是从上小学才开始的，比城里孩子整整晚了好几年。等他们上了小学以后，也只能接触到学校所发书本上的知识，若没有他们的要求，忙于农活的父母是不会给他们买任何课外书的。他们放学回家，还要帮着家里煮饭、做菜、洗一大堆衣服。有些孩子星期六、星期天还下地帮父母干农活，小小年纪就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无所不能。当看到干瘦黝黑的孩子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脸时，我觉得这世界真的不公平，其实他们的先天智力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可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却有的读完小学就面临失学，有的至多也就读完初中。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天生聪颖，悟性特好，学习成绩很好的，但由于家庭贫穷，也不得不早早退学。他们能上高中、读大学，真的很不容易！当城里的孩子被父母捧为掌上明珠，从小就有一大堆玩具，一大堆书籍包围时，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几十块钱乃至几百块钱的一套书籍即使他们很想要，家里也是买不起的。他们本来也应该好好读下去，读到大学的，但他们不能。贫穷，不是他们的错，但一切，都是贫穷惹的祸。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确实地关注一下弱势群体，关注一下这些贫困农民。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与可怜，而是具体的行动。占着中国70%人口的农民若不富裕起来，国家的富裕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