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变迁评析

计，从1979年~2000年从农村的邮政储蓄机构流出资金1 600多亿元；从信用社流出的资金更高达8 000亿元。 另据人民银行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一直大于1，即信用社的存款余额始终大于贷款余额；80年代的存贷比水平在2左右，农业贷款只有存款的一半；到90年代上半期这一数字下降到1.5左右。但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又有变化，由于各银行推进商业化改革，出于成本的考虑逐渐撤离农村，农村只留有在城市中没有分支机构的农村信用社，这似乎有利于农业贷款，但资金仍通过其他渠道流入城市的高利润行业，农民从信用社得到的贷款还不到信用社存款的1/3，其中在1995年农村储蓄中只有22%投放到农业相关领域。 三、 近十年来的农村金融变迁 从宏观经济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金融体系内的人民币资金从短缺转变为过剩。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1975年~1995年中国的人民币存款总额一直小于贷款总额，但从96年开始存贷差连年大幅上升，1994年存贷之间尚有约3千亿元的缺口，到了2005年确有约8.5万亿元资金闲置，2009年的闲置资金约16万亿元。如此之多的空余资金为解决农村融资难题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 事实上自20世纪末“三农”问题就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2004年~2010年中央连续7个一号文件都在强调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其中2004年~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如小额资金互助组织、社区银行等一系列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银监会也放宽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2010年国务院提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突出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在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方面，银监会放宽了对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的小额贷款信用额度，东部发达省份可以提高到20万元，欠发达省份可以提高到5万元；农村贷款抵押品的种类范围扩大，应收账款、房产、仓单、存货和知识产权都可以当做抵押品；此外，贷款担保机制逐步完善，在一些省份试点建立联合了政府、银行、企业的多方农村贷款担保机制。对于原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央实施了税收减免、由央行提供再贷款、用专项票据替换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过往亏损等措施，并要求地方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全力配合农村信用社改革。政府的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事实表明农村资金紧张问题并未随着支农政策的不断实施而有明显好转。 从数据方面来看，自1998年以来全国的农业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比例一直在5%左右，这个数字到了2009年仍没有太大改变，甚至从2007年开始这一数字还在下降，这说明农业贷款相对于全社会来说并未显著增长。另外从覆盖面来看，根据人民银行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各金融机构对农民贷款占所有农民贷款需求的比例仅30%左右，甚至有很多农民连存款和汇兑等基本业务都没能接触到。同时农村的资金缺口正在拉大，据测算到了2020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需新投入资金15万亿元~20万亿元，以2007年仅投入4千多亿元来衡量缺口非常明显。中国金融体系内的巨额闲置资金和农村的巨大资金缺口同时存在，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即城市的资金过剩和农村的资金不足共存，不难看出这仍是由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机构带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很难再取得明显成效。因为从本质上说金融体系的功能就是配置资金，从低收益的行业投向高收益行业，资金效率是金融部门优先考虑的因素。中国农村经济长年不景气，农业收益率低，这是无法吸引金融部门将资金投向农业的。从1998年到2009年农业贷款占社会总贷款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在外部大环境暂时不能改变的条件下，短期内单纯依靠市场是无法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必须建立一个依靠行政手段运作而非利润导向性融资机构才能有效缓解农村资金紧张压力。 四、 结论 上文中笔者回顾了近30年来中国农村体系的变迁，从长期来看，解决农村资金匮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金融体制自身的问题，它依赖于外部整体环境。如果将资金比喻为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部门就好比是输送血液的血管，建立在中国农村的这一条条管道长期以来“只出不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管道是否畅通，而是整个机体的原因。建国之后国实行赶超型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建立在农村的金融部门成为了行政性抽取资金的部门。改革开放之后，固有的二元经济体制带来了城乡要素报酬的明显差异，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加速脱离乡村进入城市，农村资金的脱离从过去的行政性抽取转变为市场性抽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内流动性增加，防范风险成了金融部门的工作重心，为了降低融资风险，减少日常开支，各金融机构网点纷纷从农村撤出，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也随之一同撤离，很多农民连存款这样基本的金融服务都无法触及，农村再次成为金融改革的牺牲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靠天吃饭”，这反映出农业自身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农产品供给不可能像工业品和服务业一样随市场变化而自由伸缩，这些都制约着中国农业部门要素收益率的上升，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加速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单纯依靠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无法阻止资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近年来国家在解决农民融资问题上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仅仅依靠增加农村金融部门数量和类型，以及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的，其结果很可能像过去30年来那样：资金继续从农村流出，农村金融部门陷入亏损被政府救助。当前中国农业的要素收益率还不能与第二、三产业相比，在现有条件下，依靠行政手段资金支农而非市场手段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案，只有撇除了资金收益率因素才能真正地将资金留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