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

论文摘要 通过对西安市200名农民工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很低，多数倾向于回到家乡或周边乡镇。原因集中于：城市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晋升机会少、缺乏住房、医疗等保障。而最吸引他们成为市民的因素是子女有机会获得优良的教育质量。本文认为，从农转非农角度来看，小城镇与大都市并举策略最为适合。

论文关键词 农民工 市民化意愿 城市化 小城镇 一、农民工市民化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关系

2011年秋冬，本人有幸参与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主题是“社会政策视野下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该项目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笔者负责了西安市的200份调查及相关访谈任务。此次调研使笔者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我国迫在眉睫，却又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底召开的《社会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中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将超越50%的临界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比重依然很低。同时，需要强调一点，此次会议还专门指出在这50%的人口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但户籍在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因此，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十年内，我国仍然会有大批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所以我国未来的城市化率以及城市化模式必然和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重要性

当前众多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学术研究，无不例外地强调农民工市民化，或者说，融入城市的路径。比如，《农民工市民化途径实证研究》就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了城市社区对于农民工建立城市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意义，从而为他们市民化提供必要保障。也有其他学者从移民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社会化理论讨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及其政策选择。 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前提假定是：农民工几乎都拥有融入城市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非常强烈。因为，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或者融入城市的研究，必须基于农民工主体有这样一种意愿，然后才有可能分析当前阻碍其进程的因素，如何从政策高度加以引导。但如果这个假定不成立，那么农民工市民化就成为学者强加给他们的目标，这些研究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而实际上，通过访谈，笔者发现这个假定确实很难成立。

三、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与分析

（一）被访农民工基本状况 本次在西安总共完成203份问卷调查，并挑选其中部分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所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业、环卫以及部分从事商业的人员。在被调查的203位农民工中，平均年龄41岁，最小的17岁，最大的67岁；50%的农民工在43岁以下，75%的农民工在50岁以下。男性被访者144人，占到了总体的近71%。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占总体的80%以上，2%的人拥有大专学历（这4人是建筑工地的监工）。他们的月平均收入2300元左右，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2年2月底公布的2049差别不大。其中，男性约2800元，女性约1100元。 （二）工作状况与福利保障 本次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大、收入低、居住条件不容乐观、社会保障覆盖面狭小。被访农民工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平均工作9.87个小时，每周平均有6.75天在上班。他们的居住状况是：居住卧室平均36.9平方米，但有6.64个工友共同居住，而且一般都是住简易工棚或者地下室，月租金平均136.7元（有一部分行业提供住宿，比如建筑工地）。 被访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保险率都非常低下，基本没有享受到任何保险。具体如下：参保城镇工伤保险占3.5%；参保城镇失业保险占2.5%；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占3.3%；参保城镇生育保险不足1.5%。医疗保障同样如此，生病无假期，看病也很难报销。他们一般只能采取“小病扛，大病拖”的办法。 （三）人际交往与子女教育 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交往几乎是割裂的，他们的交往圈子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有45%的农民工表示他们和城市居民几乎没有任何交往；75%的被访者几乎没有和当地居委会有过任何联系；近74%的被访者未参与过城市社区中任何一项集体活动。他们的社交圈子主要由同乡构成，而大多数也表示只有同乡是寻求帮助的对象。以农民工求职为例，54.2%的人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获得了工作。另外，由于亲戚朋友和自己地位差别不大，能够为其介绍合适的工作，因而被访者感觉在城市找到工作并不困难的占到了70%以上，而且超过一半的农民工不认为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歧视。 对于农民工而言，除了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之外，城市最有吸引力的因素在于有可能为子代提供优质教育。比如，在问及有未成年子女的农民工群体时，只有25.89%的被访者回答希望留孩子在老家农村上学，其他的都期望孩子能够享有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接受较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希望孩子回老家农村上学的农民工也并非认为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没有差异，只是由于他们无法支付异地受教育所需的高额费用。

四、必要的讨论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农民工拥有很强的市民化意愿，进城务工的根本目的不是融入城市，而是获得收入。虽然部分青年农民工家庭压力较小，拥有一定的市民化意愿，进程务工也带有学习社会经验，增长见识的色彩，但是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依然非常困难，这些困难包括： 第一，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大多数农民工一般都是仅接受了义务教育之后就进城务工。由于没有接受较高的教育，他们工资收入普遍都较低，并且没有其他额外福利。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非常高，也不偏固定于某一个城市。但是每次更换工作并没有为他们带来职业地位的提高，因为临时性就是农民工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工作的不稳定还表现在，农民工基本上是靠体力挣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没有得到晋升，就不得不离开城市，或者不得不从事收入更低的工作。而在城市是否能够拥有住房又与收入密切相关。如何获得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就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重重地压在农民工面前。 第二，工作强度大，闲暇时间少，不利于培养互帮互助的信任网络。上述调查表明农民工几乎一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且每天的劳动强度接近10个小时，这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休闲时间和城市社会参与的时间。除了工作以外，休息与娱乐，比如睡觉和打牌占用了农民工最多的时间。其结果是，人为地隔断了进城务工人员同当地居民交流互动的机会，无法产生互帮互助的人际信任网络，进而导致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较低，融入意愿寡淡。 第三，户籍制度依然严重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这种阻碍最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保障与子女教育。首先，农民工由于户籍原因，多数不能享受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前面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参与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都低于5%，这就导致农民工没有在城市安身立命之本。为了解决日益攀高的房价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虽然各个城市都建起了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但绝大多数都没有对非本城市户口的居民开放，因而农民工也没有享有住房保障。另一个方面就是子女入学教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市相比农村一直占据着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民工之所以是农民工就是由于在教育上吃了亏，因此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冲破这道牢笼，实现跃龙门。因此，让孩子在城市享有教育可以说是农民工定居城市最大的动力。但又由于户籍制度导致异地入学困难，异地无法参与升学和高考，使得农民工不得不打碎这样一个梦想，进而降低了他们市民化的意愿。 介于此，笔者认为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条件不够成熟，最适合农民工发展和定居的应该是其户籍所在的乡镇或者县城（县级市）。多年以前，费孝通根据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实地调查结果，提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选择以小城镇的模式发展[2]。虽然随后全国各地乡镇企业的大量倒闭使得该论述受到一定的挑战，但是小城镇理论却一直被人们所重视。费老的理论不是从农民工视角而来，但却对农民工的未来很有启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都形成了很多辐射能力很强的中心城市，但也带来了众多城市病。各大城市为了解决自身的社会问题，纷纷选择了建立卫星城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升级与转移，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省份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已经占到了各省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由此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些劳务输出大省，近年来除了不断招商引资，接受国内外的产业专业以外，在县域经济中，“引凤还巢”也是一大亮点之一。这些都为当前农民工立足于本镇本县创造了优越的经济环境，再者，农民工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拥有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其也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形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农民工自身也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乡间发展。 实际上，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并不阻碍大城市的发展。高校扩张以来，大批农村出生的孩子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也有非常强烈的融入大城市的意愿，“蚁族”就是一个例证。城市的发展不可能让千军万马都杀进来，必须有一个顺序。当然，这个顺序不应带有歧视色彩，而是由对生产力掌握程度决定的。相反，如果不加区分的一起同时纳入，才会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总之，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朝夕之事，需要经历二代甚至三代及以上才能完成，这决定了在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必须对于小城镇给予格外关注。我们在发展大都市经济时，不可忽视乡镇经济和县域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的满足农民工的切身需求，才能将他们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