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保护与“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农村环境污染逐步加剧，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农业环境受到严重冲击，农民利益受到极大伤害。深刻剖析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要求和必由之路。

1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极大地冲击了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正在逐步地、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瓦解着中国农业的基础条件，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着系统的破坏和颠覆，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进行着无声的迫害和驱赶。 1.1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制约农业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根本上侵蚀了农业耕作的基本物质基础，致使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1.1水污染触目惊心，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2004年，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41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30.3％和27.9％。27个重点湖库中，Ⅴ类水质湖库占22.2％，劣Ⅴ类水质湖库占37.0％[1]。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在城郊的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特别严重。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5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45％的地下水NO[，3][-]－N含量超过11.3mg／L，20％超过20mg／L，个别地点超过70mg／L[2]。 水污染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非常突出，它可以导致农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可以导致农作物有毒物质富集，降低农产品质量，甚至完全丧失使用价值；可以导致渔业受损，如2004年7月，淮河发生重大污水事件，污水所到之处，鱼虾绝迹；可以迫使部分地区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如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多年来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但由于灌溉的是奎河的污水，质量差，有怪味，当地农民只好改种小麦，可是，小麦又岂能逃脱污染！ 1.1.2土壤污染加重，作物受到显著影响 目前，全国约1300万～1600万hm[2]耕地受到农药污染，近1／4陆地的表层土壤受到多种有毒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25％的土壤处于警界状况，污染比较严重的土壤占5％。 土壤污染使作物遭受严重污染。在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 江苏调查区蔬菜和稻米中铅超标率分别达60％和46％，江苏高邮调查区稻米中汞超标56.6％；广东调查区蔬菜样品中硫丹硫酸盐、异狄氏剂醛和七氯的检出率分别为94.2％、86.8％和85.1％[3]。由于土壤污染，全国每年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125亿元[4]。 1.1.3草地破坏严重，牧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我国草地退化严重，生态功能下降，生态承载力减小。2004年，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且每年以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全国草原鼠虫害总面积为6887万hm[2]，其中，鼠害面积为3893万hm[2]，虫害面积为3922万hm[2]。2004年全国鼠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61.98亿元。 2004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489起，受害草原面积2.51万hm[2]。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5省区遭受雪灾冻灾，受灾群众100多万人，受灾牲畜1500多万头（只），因灾死亡牲畜9.93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1]。 1.1.4土地沙化迅速、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 沙化土地发展迅速。截至1999年底，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2％；沙化发展速度快，20世纪90年代前5年达2460km[2]／α，后5年则达到3436km[2]／α。土地沙化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沙区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达5590万t，折合化肥2.7亿t。 水土流失区域差异大，部分地区仍在加剧。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2004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7.1％。水土流失遍布各地，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水土流失[1]。我国水土流失的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按目前治理速度计算，全国水土流失初步治理一遍，东部地区需30年，中部地区需50年，西部地区则无法预期[5]。40多年来，全国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260多万hm[2]，平均每年损失6万hm[2]，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以上，带走氮、磷、钾约4000多万t，相当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化肥的全年产量。土壤肥力下降已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严重障碍。 1.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导致多种疾病发生，减少农民经济收入，加剧农民贫困。 1.2.1农村饮用水污染严重，导致多种疾病爆发 我国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其中1.9亿人的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虫等水质问题，严重影响农民身体健康。据调查，目前全国农村有6300多万人饮用水含氟量超过生活饮用水标准。长期饮用高氟水，轻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质疏松、骨变形，甚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往往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在氟病区，由于氟斑牙、驼背病等屡屡发生，直接影响青少年入学、参军、就业和婚嫁。我国农村引用苦咸水的人口有3800多万，长期引用导致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 1.2.2农产品农药残留广泛存在，农民食品安全受到威胁 尽管无公害农产品作为强制性标准已是食品安全的最低标准，但仍有大量的食品达不到这些标准。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全国大约10％的粮食、24％的农畜产品和48％的蔬菜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动物的各种疫病更是令人担心[6]。与城市食品安全监测相比，农民的自产粮食（包括自产蔬菜等）农药残留几乎无人关注。 1.2.3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农民经济负担 环境污染对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郑易生等人估算，1995年全国农业污染损失至少为819.6亿元，相当于当年5196万农民的纯收入[7]；郭士勤等人估算，1998年全国农业污染损失达125亿元，相当于当年2294万农民的纯收入[8]。1995年和1998年两个年度，全国农业污染损失分别为当年农业税的2.9倍和1.7倍。在2004年7月淮河污水事件中，仅盱眙县就有半数水产品（价值3亿元）化为乌有，损失非常惨重！ 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农民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生态破坏而防治斑潜蝇的成本高达4亿元[5]。有害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1993年5月，发生在西北地区的特大沙暴，造成4省区72个县（旗）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12万只牲畜受损，505万亩农作物受灾，仅甘肃、新疆两省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近4亿元。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几乎都分布在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 1.2.4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扰乱农村稳定 环境污染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就一国内部而言，某些个体或群体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在生产和消费中过多排放污染物，导致了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侵犯了其他群体的健康和生存发展的权利，从而引起群体间的社会矛盾。如2005年4月， 浙江东阳市画水镇因竹溪工业功能区污染导致严重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数十辆汽车被砸，学校停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干群关系紧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生态破坏迫使部分地区大量移民，影响农村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世界4大流动沙漠之一的腾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东推移，先后有数万亩农田被吞噬，近百个村庄被湮没，使当地群众成为“生态难民”。内蒙古自治区将在未来10年内被迫生态移民20万，山西省将在未来5年内被迫生态移民40万。 大量的生态移民严重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秩序，也给接受移民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从更加贴近现实的角度来看，农村环境问题比那些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形式施加于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致因很多，最突出的是人口压力过大、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滥用水资源、粗放式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乱排、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农民环境意识低下等因素。 2.1人口压力过大，诱发并加剧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对生态环境要素的改变，加重了以水土流失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问题。2000年，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为79人／km[2]，远远超过了世界上较为公认的干旱地区8人／km[2]、半干旱区20 人／km[2]的承载力标准[9]。为了维持人口增长、收入提高所造成的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强度、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从而导致乱垦、滥伐、过牧等现象，使环境因不断超载而遭到破坏，出现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在人口增加、需求不断上升和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需求上升—→土地超载（如过垦、过牧）—→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土地生产力下降—→资源投入量增加（扩大垦殖、放牧范围等）—→需求上升—→土地超载……”的恶性循环[10]。 2.2“五滥”是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因素 所谓“五滥”，是指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第一是滥伐。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万hm[2]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滥伐造成植被破坏，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第二是滥牧。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内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纪70年代的70cm下降到目前的25cm，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变成了“老鼠跑过现脊梁”。第三是滥垦。许多地方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无计划、无节制地开垦，导致土地沙化。1958年到1973年，内蒙古曾出现两次开荒热，造成130万hm[2]以上土地沙化。第四是滥采。沙区滥采中药材、搂发菜以及无序采矿工程建设的问题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坏，直接导致土地沙化。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300万hm[2]，其中400万hm[2]以上已经沙化。第五是滥用水资源。 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造成土地盐渍化。据甘、宁、青、新四省区统计，已有1500万hm[2]以上土地盐渍化。由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采水，下游270km河道断流，造成35万hm[2]胡杨林枯死，1万hm[2]以上农田被迫弃耕，6万hm[2]以上草场退化。“五滥”给我国农村带来了生态灾难。 2.3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面源污染 农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我国化肥用量为4339.5万t，超过世界总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4 年全国化肥使用量已高达4412万t。据估算，除N[，2]外，化肥氮的损失中对环境质量有影响的各种形态的氮素总量约为其施用量的19.1％。2002年，我国农田化肥氮通过损失进入环境的数量达471.8万t。这些氮导致地表水的富营养化、地下水的硝酸盐富集以及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2]。过度使用化肥导致了严重的非点源污染和水体的富营养化，如太湖非点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来自化肥使用。 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农药是造成面源污染的另一主要原因。1990年起，我国农药生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近10年来，农药使用量每年基本稳定在23万t左右，各种制剂约120万t， 已注册登记投入使用的农药有效成分品种约600多种。据1998—2000年统计数据分析，全国平均农药使用水平为12.73kg／hm[2]。目前我国使用的农药中高毒农药品种仍占相当高的比重。据统计，2000年我国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高毒品种用量占整个农药用量的37.4％。长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导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 2.4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养殖污染已不容忽视。几乎每个大城市周边都有许多养鸡场和养猪场，排放大量粪便与有机废水。早在1995年，我国牲畜总排污量就已达25亿t，是工业固体废物年排放总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体前处理过。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趋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逐渐凸显起来。我国农村每天约产生35万kg的生活垃圾。尤其是近年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自城市、乡镇和农村的COD 排放物每年约为800万t，高出工业排放总量的35％，且以年增长高于10％的速度递增[6]。 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难以集中处置等多种原因，村镇生活废弃物处理厂的建设及容量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不少村镇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边和河沿成为堆放垃圾的主要场所，使得农村污染较之城市更加严重。 2.5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 城市工业生产的“三废”和市民生活产生的废物，未经妥善处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过河流广泛渗流到农村。同时，许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纸等企业，在城镇中难以立足，利用农村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和农民致富心切，以联营、设分厂、扶助、技术转让等名义，纷纷下乡进村。因此，乡村企业多为电镀、印染、造纸、化工、炼焦、炼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业。这些企业往往技术落后、装备陈旧。 此外，我国乡村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哄而上，没有配套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具有盲目性和随机性，缺乏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目前，乡村企业呈现“多、小、散”的格局，工艺陈旧、设备简陋、能源消耗高，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另外，乡村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无力承担污染治理费用。目前，乡村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4]。数量如此庞大的污染物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 2.6环境教育严重滞后，农民环境意识普遍低下 我国农村教育水平低，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据研究，超过1／3的农民不知道农药对人体和环境是有害的，有65％的农民不了解虫害天敌或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概念，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用药[2]。农民受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观念上难以改变，很多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靠砍伐林木作炊事燃料。农民环境保护法制观念薄弱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

3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要“对症下药”，要针对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从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城镇化、农业发展模式、农村人口、农民环境意识等多方面寻求农村环境保护的综合对策。 3.1加强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创新 现有的环境政策是在工业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不同、环境问题的致因不同，现行的环境政策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一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促使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进行利益补偿。当前，城市产生的污染向农村转移，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农村进行生态补偿，这对农村非常不公。应将城乡之间的生态补偿上升到区域整体之间，并介入政府行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认同。二是逐步建立引导性环境政策体系。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单位日益细化，对大量分散的生产行为进行环境监督不切实际。所以，政府管制性环境政策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是农村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场经济等手段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现阶段，加强对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宣传，引导市场消费需求，一方面促使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引导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是引导性环境政策的成功范例。 3.2城镇化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措施 城镇化是农村生态环境减压的有效途径。传统农业对以土地为核心的地表自然生态系统施压过重，从而导致环境超载，引发、加重生态环境问题。区域生态环境空间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需要在地域空间上合理聚集，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因而，需要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非农产业，引导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以及空间转移，使当地农村居民把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放到非农产业上，从而减轻农业人口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 城镇化是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最佳选择。城镇化是非农化的必然结果，非农化必须以城镇化作为支撑。出于协作和效益的要求，非农产业的发展趋向于在地域上集聚。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非农产业理想的集聚地。非农产业向城镇的集中可以共享基础设施，方便协作，如财政支持、多方筹集资金，建立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避免乡村工业发展导致“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局面。 3.3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 推广现代生态农业可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保证食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现代生态农业以生态学原理为理论基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平衡与发展，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是现代农业技术集成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是多资源利用的生产体系。现代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集约化经营可以合理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所谓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在一定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技术措施和劳动力，精耕细作，努力从单位土地面积上产出较多的农产品，进而达到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实行集约化经营，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运用先进技术，增强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因地制宜调整生产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而走出一条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发展路子。 3.4多途径有效控制乡村企业污染 必须从多途径推进乡村企业的污染防治。第一，要加强乡村企业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乡村企业应合理布局、相对集中，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第二，要严肃执法，坚决依法打击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坚决取缔、关停“15小”企业。第三，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循环经济。乡村循环经济应在三个层面发展，一是提高企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二是建立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链；三是发展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尽量减少乡村企业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延长乡村生态系统中的“能源”循环周期，实现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利用和良性循环。第四，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资源开发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产品”。 3.5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农村水污染防治 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以饮水安全为目标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取缔直接排入水源保护区的排污口，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将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三峡库区及上游、黄河小浪底水库及上游、南水北调工程、太湖、滇池、巢湖作为流域污染治理的重点。 3.6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应控制在不同时间跨度的空间适度承载力范围内，通过控制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减少总需求量，或降低总需求量的增长率速度，从而减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要切实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提倡文明习俗。 3.7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境意识 充分利用宣传、教育阵地，运用电视、报纸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不仅要强化农村基层干部的环保意识，还要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加强对大中小学生的环保教育。利用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纪念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使环境保护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制约农业持续发展、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扰乱农村稳定。加剧“三农”矛盾的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人口压力过大、滥垦、滥牧、粗放式农业生产等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必须多方面寻求综合对策，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与农村和谐，保障农民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