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略论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姜 铎  2006-04-21

今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我们选择了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6月3日,在全国范围展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以此弘扬赖以立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就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问题,略作论述。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为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化。中国当然不可能例外。英国下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

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头做着“天朝大国”封建美梦的睡狮,仍然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缓慢”,还不知道要“缓慢”到何年何月?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第一,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拥有长达300年左右的历史,遍及30多个手工业行业;但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条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数行业出现了手工工场,大部分行业仍停留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不成气候,对它不能作过高估价。

第二,明末清初以黄宗义、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虽曾一度露头,但仍然是中国古代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势力所扼杀。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兴势力,封建专制结构,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动。这一封建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重农抑商,横征暴敛等等,严重摧残着工商业,抑制和阻挠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虽也出现了如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等新因素,但毕竟很微弱,没有出现西欧那里的文艺复兴思潮。中国人的头脑,仍然被“三纲五常”等封建传统思想禁锢着,积重难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风,一时还吹不进来。

第四,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闭目塞听,昏瞆无知,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口,而且还要通过十三行,不许外商直接贸易;不懂近代外交礼节,坚持外交使节靓见,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礼;仍抱着康熙年代“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老观点,不重视对外贸易。这一政策,严重阻碍着东西之间的正式交往。

根据上述情况,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本身力量,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必然是十分缓慢的。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才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

在经济上:(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二)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338页。)(三)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四)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商业史》编写小组提供的材料。)(五)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二)随着近代企业的出现,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民主化,开始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设立议院,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转化,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三)康梁为首的“百日维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过光绪皇帝的诏书,付诸实施,虽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壮烈牺牲而告终,但毕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至19世纪末,先后共译出各类西书160种,总数达1075卷,由江南制造局公开出版发行。译书内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1867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对翻译西书也比较重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由该馆印书处刊印公开发行。这批西书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界中学习西方知识的最早入门书,对传播西学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即曾称赞这批西书,是光绪年间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60页。)(二)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采纳容闳的建议,陆续选派了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目的是培养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科的人才。这批留学生虽于1861年后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学业,但大部分已在美学习5年以上,对各种学科有一定基础,回国后分配在陆海军、各军事工业及电报、铁路等局任职,成为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些人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官僚、军阀和技术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等。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便设立了船政前后学堂,教习英文、法文、数学、绘图等课程,专门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也培养了一批近代海陆军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即曾担任过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即相继诞生,前者创办于1898年,后者创办于1896年。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沿袭多年,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制度,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废除。(三)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沉闷空气,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上海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已先后创刊,前者创刊于1872年4月,后者创刊于1893年2月。特别在1895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期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如北京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上海强学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湖南南学会创办的《湘报》等等,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号角作用。(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逐步输入,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已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转变。

中国近代化基础,虽然十分薄弱,但毕竟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不再是一个原封不动的封建社会了,而且这一基础,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继续向近代化发展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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