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流行文化分析路径与方法

阐释的方法源自阐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理论。阐释学又称“赫尔墨斯之学”。（赫尔墨斯Ｈｅｒｍｅｓ是希腊神话中传达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旨意，在把神旨传达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时要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我们这里关注的当然不是阐释学的发展史，而是阐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存在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在传统认识论中，“先见”或“偏见”一直是被人们努力铲除的对象，偏见与“理解”的关系成为势不两立、必欲两相决裂的关系。但本体论阐释学的创立者海德格尔的观点却与其相左，主张正是作为理解条件的“先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将某事理解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⑥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本质观念，提出了“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释者或读者在阐释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用了“视野”（Ｈｏｒｉｚｏｎ）这一术语，认为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超出了视野人们便一无所见。只有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种阐释，那种只有一个“惟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是不合理的。⑦

阐释方法对于流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在于，流行文化是一种“文本性产品的生产”，它明显区别于“功能性产品的生产”（如汽车）。⑧因而，对流行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寻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马克斯·韦伯就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世界，研究前者的科学原则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学原则。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规律性、因果性的关系与法则；而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应当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的意义。运用阐释的方法解读流行文化，就意味着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反正这是一种“误读”。既然是误读，就必然需要“投入理解”（韦伯），就必然不具有解读的惟一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存在个人偏见。这就意味着流行文化研究不是在论证“科学道理”，而是要体现一种现实文化关切。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的有效移用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具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在内的众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借鉴和移用这些研究方法，对流行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包括作品、作家、文学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研究中心，关注的是某种影响因素实际展开的过程，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平行研究是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一般而言，影响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平行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构成特征。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和全面考察。 在本人看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应囿于比较文学范畴，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加以运用。就流行文化研究而言，对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移用，已经部分地失掉了比较文学自身的话语特色，跳出了比较文学的框架，这种移用应该是有益的。从大的方面讲，探讨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影响研究，它要回答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影响、推动和制约着流行文化。同样，有关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概念异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辨析，就是一种平行研究，它有助于对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同得出理性判断。再如，由传播技术手段的不同所导致的文本呈现方式的差异对文本传播效果的影响；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与印刷文学的双向互动影响；对不同类型流行文化样态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分析等，都可以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基金项目：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ＴＪＸＣ０８－００７）］

注 释： ①埃德加·莫兰［法］：《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６页。 ②赖特·米尔斯［美］：《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３页。 ③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载［英］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４页。 ④约翰·费斯克［美］等，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８页。 ⑤崔欣、孙瑞祥：《语境化：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２００３（３）。 ⑥⑦转见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５页、第６６页。 ⑧伯尔纳·吉安德隆［美］：《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见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