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流媒体：提高公共舆论空间的对话、发问和引导能力

与重大热点问题对话主流媒体如何提高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对话、发问和引导能力？我以中国新闻奖广播获奖作品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些作品分别是2008年一、二等奖作品《“田”字新解》和《一个胡小燕，无法承载两亿农民工的期待》；2009年一、二等奖作品《国企频繁制造“地王”，为转型升级埋下“地雷”》和《开胸验肺，拷问制度之弊》；2010年一、二等奖作品《善待民工才能够缓解民工荒》和《呜呜祖拉吹响“中国制造”警音》。

这些作品，对话的都是当时重大

热点问题。《“田”字新解》反映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疯狂圈地现象，几近危及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以致国务院采取了对问题严重的有关地方领导召到北京谈话，限期整改的严厉措施。《国企频繁制造地王》，叙述“地王”一个接一个涌现，从南到北，搅热了半个中国，人们在不解中对地价带动房价的疯涨产生恐慌的预期，而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又将对调结构釜底抽薪，动摇转型升级的根基。《善待民工》追问的是：民工荒不断蔓延，众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对策到底在哪里？《呜呜祖拉吹响“中国制造”警音》指出，对于吹响足球世界杯南非赛场的呜呜祖拉，不少人陶醉在中国制造的盲目喜悦之中，掀起表层的热闹往里面看一看，十分微薄的利润让人倍觉难堪。生产一个呜呜祖拉，我们农民工兄弟只能赚到1个美分的工钱，所有这些微薄利润不足以弥补我们环境污染、能源损耗以及农民工兄弟付出的劳动。中国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些警示我们，中国制造必须向中国创造转型。至于作为农民工群体代表的胡小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参加全国人代会回到广东佛山后，想充分履行代表职能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和邮箱，结果陷入无法应付无力作为的尴尬境地；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自残方式维权令所有闻者深感痛心。这两起公共舆论事件，都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权利维护机制的大问题。

所谓重大热点问题，“重大”的

含义，应该是直接关系到发展优先的主流价值。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五大方面内容。凡是从这些领域中产生、引起普遍关注、其走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和重要后果的，都是重大热点问题。作为主流媒体，面对公共舆论空间的这些重大问题，不能缺位，不能失语。缺位就是缺乏担当，失语就是放弃引导。面对热点，应该是主动对话，这是责任问题，胆识问题。分析这几年走势，公共舆论空间的热点问题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热点话题大多伴随突发事件或被曝光的丑陋丑恶事件。当然有些属于长期热点，一有触点便会重复呈现。这些问题，左右着公众舆论和社会情绪，也牵扯着有关部门、干部的精力，有的会一时牵动整个社会神经，波及面很广，影响很大。当然，地方媒体对话当地热点舆论，有时会受到种种限制。如何与当地主管部门沟通，取得共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与热点问题的对话，也是具体情

况具体应对。《“田”字新解》是以政策法规加知识去对话的。《国企频繁制造“地王”》是以政策去对话的。“民工荒篇”是以事实去对话的。“胡小燕篇”和“张海超篇”，则是从体制和制度层面去对话的。在与热点问题的对话中我们常见的是以道德、道理为主，较缺的是知识性对话引导。实际上，事实、政策、法规、道德、道理、知识包括情感等诸方面，有时可侧重一两个方面，有时可综合运用。特殊情形下，诚恳的态度也是对话的一种选择，满足卷入热点舆论各方的态度需求，也不失为一种较高水平的对话。就当下新闻发问写作本文的2011年10月14日从央广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恰巧听了三个发问式评论的内容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针对国家局出台《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货责任规定（征求意见稿）》表施汽车“三包”的环境条件尚不备，配套体系并不健全。新闻中车工业协会一位副秘书长表示：说明的是，汽车作为一个特殊产技术复杂，制造成本高，价值链长，这使得汽车产品实施三包面临着举证难、鉴定难、索赔难等诸多问题和环节，很复杂。当前我国正处在汽车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汽车市场发展还不完善。权威的第三方鉴定机构的体系没有建立，难以对汽车产品质量问题和性能故障作出科学、准确、公正的鉴定。

这条新闻后面紧接着就

是编辑点评：《“特殊”不是推诿的借口》。点评说：退换难、维修难，长期缺失的“三包”制度，让中国的汽车消费者很难体会到幸福和尊严。不可否认，汽车的确是一个技术复杂、制造成本高的特殊产品；我国也的确处于汽车市场不完善的特殊阶段。不过，“特殊”难道就是回避“三包”，无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挡箭牌吗？点评接下去讲了另一层意思：“三包”制度的空白，不仅是法律体系的一个缺陷，更是汽车质量难以提升的一个命门。如果再拖延出台“三包”制度，如果中国的汽车企业再不积极回应消费者的诉求，竞争力又从何而来呢？另一条发问针对的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专家13日表示，目前还没有找到“地沟油”的有效识别手段。

发问指出，不要老在“地沟油”的鉴别上打转转，应该一是从源头监管，并把它引导到再生能源的开发上去；二是从餐桌上加强监管，堵住它的最终去路。

还有一条发问，是针对沈阳、济南、西安等地学校要求孩子加入红十字会，并要缴纳会费的事。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搅和到应由老百姓自己做主的慈善事业中去？这三条基本能体现这一类发问报道（以评论为主，但也有以别种体裁的报道来体现发问的）的特点。最大的特点是时效，是新鲜，是发生在当下。全媒体打造了快而多的新闻流，站在公共舆论空间作宏观观察，仅快而多，还不能说就能全部满足人们的需求，对具体媒体来讲，也不能说就打造成了竞争优势，最好是“快+多+思”。即对最新的新闻及时发表见解，发出疑问，给予点评，道出实质，也就是第一时间加第一见解。如果能做到这样，或许就能增强竞争力，甚至能做出独创做成独创。

这里所说的发问能力，是对某一

当下新闻有违常识、常情、常理，有违方针、政策、大局的当即发现和质疑能力。这种发现，贵在快速而准确；这种质疑，贵在分寸的把握和角度的选择——有时是直接批评，有时是表示疑惑，而有时仅仅是追问新闻的相关要素或真相。但无论那种情况，都是代表编辑部的一种意见，一种声音。这种发问，是负责任媒体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是媒体能力的自我检测和自我考验，是形成竞争优势的自我加压和自我锻造。

目前，在传统媒体中，及时发问

做得比较好的是广播。听众是很欣赏广播媒体的这种追问能力的。当听众处于快而多的新闻流中时，大脑处于知晓多于思考的状态，他此时只满足于被告知，而来不及多琢磨。如果说广播新闻是快+多+思，你的发问，你的点评，对听众真是出乎意料，听了又觉得很有道理。这种议论给他深刻印象，使他领会新闻背后的道理，明白对新闻本身的价值判断或是非判断，听众在广播发问的过程中，对节目更加喜爱。广播新闻也就在为听众服务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舆论引导能力。

在全媒体时代，这种发问

能力尤为重要。因为新闻流量更大，流速更快，而且几乎整天都在流，更新的速度也很快。这时更需就新闻的真伪，是非、对错、高下、美丑等及时发问，在新闻的巨流中不时亮起引起注意的指示灯，一方面有利于不断燃起人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思索、理解新闻提供一种参照。这是为新闻注入思想的一种方式，增加新闻附加值的一种方式，形成有质量新闻流的一种方式，也是提高媒体敏锐度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发问，应该一针见血，简短精辟，同时又应该点到为止，留有余地。

还有一类发问是指向公共政策

的。2011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江西电台的评论“新农村建设岂能让贫困农民失房又失地”，是就该省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发问。因为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亦或一个大单位的某些规定，当它具有普遍性时，就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所以，媒体此时的发问，表达的是政策的基本面12 2011.12 CHINESE JOURNALIST和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在公共舆论空间对社会关切的主动回应。

在未来走向上引导

《人民日报》观点版2010年1月7日开设，在它走过一年的时候，主办观点版的评论部有篇简短的“致读者”：“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块评论类版面——观点版，在您的关注和支持下，已经走过一年。从探讨信任流失产生‘社会墙’，到关注‘物质潮流中的心灵之惑’；从思考新形势下的党群干群关系，到追问现代社会应给道德怎样的激励；从社会的分层、流动与变化，到公共话语空间中你我共同的责任……”接下来，评论部阐明了2011年观点版的调整思路，表示“在党心民心的共鸣中，始终保持《人民日报》评论的锐气、朝气。”确实，2011年以来《人民日报》的观点版在触及当下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剖析社会情绪把握社会脉搏的贴近与聚焦上，在触及人们内心把脉人们心理的准确与妥贴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选题瞄准社会管理的难点，党群干群关系的焦点，和谐社会进程的纠结点，现代文明培育的新生点……观点版推出了一批佳作，说到点子上，说到心里去。所点出的社会现象是人人都能感觉到，甚至熟悉，而所说的道理，新颖而又深刻，使读者眼睛为之一亮，顿觉有所感悟。

手头有一份剪报，是《人民日

报》5月19日第十四版，署名为本报评论部的文章“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这篇文章是观点版“关注社会心态”系列文章之四。文章一开始开门见山地指出，“理性”正成为今天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词，指出理性的重要。然后迅速笔锋一转，指出，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具体阐述了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接着指出理性建设的主要责任者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文章的结尾很精彩：“少一点‘我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一是站在中国实际，说明走出当下的现状，通往现在认识到的理性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很务实的话。二不是一味地指责非理性的言行和举动，在批判中剖析了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原因，讲得合情合理凸显公正的立场。三是指明理性建设的主要责任方是社会管理者，旗帜鲜明，由此点出从体制机制起步建设理性，论述深刻而有力。文章取平民视角，平和心态，平实态度，从维护公民权益和现代社会的理念与机制角度着笔落墨，读了给人启发又使人心服，看明白了眼前一些事，增加了一点理性。这样的文章起到了真正引导舆论的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梳理一下。本文所讲的对话，是在公共舆论空间热点话题已经形成，且渐趋高潮时，其时的状况是议论纷纷，见解很多，主流媒体的对话，既是就热点所依附的事件或现象，也是就热点所引发的多元议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力求在多元中立主导，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本文所讲的发问，是针对刚刚发生的新闻、或自己开始播报的新闻。其突出的特点是“当下”，是现在进行时，是当即发问。现在所讲的引导能力，是指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等）刚刚开始浮现或已为大家熟视无睹，不少人知道它，或者已经有情绪、有看法、有议论，但这些情绪、看法基本还是在原有的思维轨道上打转。这时媒体出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新颖独到，使人一下子能站到高处、廓清眼前很多模糊之处。同时有利于向前看，有利于形成共识，有利于凝聚力量，这就是引导能力的作用。所以，对话，是在“舆论热闹”时介入，是就已经发生的事或存在的现象作科学透析；“发问”，是现在进行时；而“引导”，则主要指向未来。

要提高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引导能

力，涉及很多方面，关键之处是选题、立意要有大视野，大关怀，将自己的选题与身处的时代结合起来。瞄准建设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大目标，从这样的大立场去撰写这类评论。

2010年6月22日，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在李连杰的游说下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引发舆论热议。这时，《新京报》评论编辑约《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辑曹林先生写篇评论。曹林在他的《时评写作十讲》书里谈到这件事时说，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评论。比如，可从“政府慈善”和“民间慈善”的角度去谈，王从政府慈善的主管者变为民间慈善人士，其间是否有某种象征意义。可从官员的人生理想去谈，从“社会多了位不懈追求的公民”的角度去分析，从“一个官员为什么会辞职”的角度去探究官场生态。曹林先生选择的角度是“官与民身份的转换”，评论的题目是“更多的王振耀，更常态的官民转换”，他觉得这个角度对当下的中国更有意义。中国的现状是走进官场就不再主动走出，官本位的意识根深蒂固。王振耀的另类选择，让人们看到了官员一种新的理念。评论阐释“官与民应该有一种常态的转换机制”的政治常识，官与民的转换，就应该像走商场的旋转门那样正常，引导人们树立起与现代国家、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