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论文关键词：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价值系统；价值载体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幌，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格、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人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 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巷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人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人人心。

文化英雄都是价值的典范，在最初，文化英雄可能还是官方意志即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一个文化英雄可能首先是由官方推出的某种样板，这时他还不是“文化英雄”。当他能够被民众接受成为生活的榜样时，他可能演化为文化英雄。如果他不能顺利转化为民众生活中的榜样，即不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英雄时，它就会死亡，成为典藉中的符号。

一种文化的价值系统，通常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选择的结果。虽然价值系统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主要的价值尺度都与统治阶级的历史要求相一致。这样的价值系统会导致官方与民间存在许多深刻的对立，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因此，官方价值观与民间价值观需要相互沟通与融合。中国文化英雄最重要而又最不为人注意的意义在于，它实际上起到了沟通官方与民间价值观的作用，它以活生生的个人形象的方式进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什么是受欢迎的、什么是受排斥的，等等。在文化英雄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可能通过这种具体的个人形象而被普通民众认识和接受，而某些诞生于民间的人生榜样，由于在某种意义上恰好符合了官方价值观的需要，也可能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则民间的英雄也有可能被官方接受、加工，然后重新以文化英雄的身份进人公众的生活中。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是关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英雄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剂与缓冲剂，是官方与民间文化沟通的中介。中国文化英雄可能来自民间，比如岳飞，也可能来自官方，比如雷锋，当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被官方和民间共同接受时，这个形象就同时代表了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某些共同意愿。

文化英雄首先是作为理想的化身而存在的。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与失败?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和错误?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最值得人们羡慕和追求?人们都可以从文化英雄那里找到参照。一个文化英雄就是一种人生理想，在认识文化英雄的时候，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真正涵义。

文化英雄作为价值的标志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只代表了某一种价值尺度。中国文化英雄是由许多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人物所构成的整体。由这些不同层次和侧面的价值代表，传达出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与整体追求。这样的有实有虚、有层次、有方向的价值体系，又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

中国文化英雄不是抽象的价值观的代表，而是具体鲜活的人生的样板，代表了人应该如此活着。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文化英雄就是他们的人生指南。在文化英雄的指引下，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典范。从小孩到大人，从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到最高尚的人格顶峰与事业顶峰，在文化英雄中都有具体的榜样。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中的许多故事，就是为儿童树立的人生榜样。“孔融让梨”就是文化英雄的一种代表性形态，作为文化英雄存活于中国人生活中的不是历史上“学者孔融”这个完整个体，而仅仅是出现在故事中的一个4岁小孩。这种情况主要是生活中的日常榜样，是比较普遍层次上的没有被整个社会承认的英雄，但确实是人生样板，具有文化英雄的属性。文化英雄更多的体现在孟母三迁、苏老泉发愤读书、苏武牧羊、木兰替父从军、姜子牙直钩钓鱼、范氢功成身退，等等，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和人格境界，成为普通中国人成长道路上的标杆和参照物。人们并不是每一步都一定要照着这些榜样去做，但有了这些样板存在，至少在平凡单调甚至艰难困苦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某种希望之光。

中国人判断英雄，并不是以历史功绩或胜败而论的。因此，“君子论人物，当论是非，不当论成败。若以成败论，则世之诡道而成功者岂尽可与也。孔子尝云:勇士不忘丧其元，何延之足论。彼以成败评豪杰者，市儿之见也’，，“自古皆有功，独称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独称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将之故耳”。可见，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必须是在文化上可以作为价值楷模的人，即“有德以将之”之意。

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理学一统天下，讲三纲五常，名教礼法，忠臣孝子，传统的雄霸一方、挑战皇权的古英雄、古豪杰不再受欢迎，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推崇道德色彩的英雄。文学作品中，英雄一定要具备忠君报国的思想，不管是自始至终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岳家将，还是先造反后招安的梁山好汉，忠君报国、维护正统秩序是他们作为英雄的必要条件。所以，尽管曹操可以自称为英雄，但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体系中，他却很难赢得这个称号。 而在民间，文化英雄一定是人心中的英雄。首先，它应该是民间的理想，成功的标志。其次，它应当可以被效仿，并被转化为自我形象，成为每个人自我肯定的方式。这是中国文化英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生命力所在，它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只有这种存在形式才能使中国文化英雄担负起中国文化价值传播者的作用，而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只有在这种传播方式中才能打通官方与民间的价值标准。比如包公这个人物。历史上的包拯是一个皇权体制下的一个正派的普通官员，并没有文学作品中那种超凡的能力、气魄和胆略。但后来，他被写进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代表民间意志和民间价值理想的文学形象，这时，他的身份、特点和性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由听命于皇帝、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普通官员变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担负起匡扶正义、剪除邪恶以至抵抗皇权重压、保护百姓利益的光明使者的作用。直到今天，包公仍然是正义的化身。至于他实际的地位、官职、权力，没有人关心。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公认包公是一个正面形象:对官方而言，他忠于职守，维护了皇权的最终地位;在老百姓心中，他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大义灭亲，是一个没有一丝杂念的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包公是一个很典型的被中国官方和民间共同接受的价值象征、价值样板。包公身上具备了许多做人的优秀品质，值得每个人学习效仿。作为一个人，如果能够获得像包公那样的成功，也是一生的荣耀。可见，包公正是那种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既有象征性又有实践意义的文化英雄，是一个至今活在人心中的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对中国人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的，并且是深人人的内心和灵魂的。它们作为价值观的代表，直接决定着中国老百姓的人生选择，其道德示范功能及约束力远远高于宫方的法律体系和样板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事实上的最有效的价值传播系统。

三、文明的成长孕育文化英雄

英雄的诞生过程在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中基本是相同的。从最初的部族狩猎英雄、战争英雄，到后来民族国家的历史英雄，再到后来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概莫能外。一些部族英雄和部族兼并之后形成的民族英雄(在很多时候也许仍然是部族英雄)，后来被演化为神话英雄。当比较稳固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则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及历史英雄，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以及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戚继光、孙中山等。在文明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则出现了代表一种文化内在价值尺度的“文化英雄”，比如毛泽东、诸葛亮、李白、孙悟空等。

随着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和完善，人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与要求也不断地深人和升华，人类文化的内涵也积淀得越来越丰富。文化英雄是在文明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发育形成的，因而，文化英雄是由不同的层次和内涵来构成的，有官方的、民间的，还有专属于文人知识分子的，有属于全民族的，也有仅属于某些阶层范围的，有意识形态型的，也有生活型的。中国文化英雄都是后来形成的，是在历史中因为利益冲 突和价值冲突的调和而被民间和官方共同塑造出来的，最典型的如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羽。

我们通常所理解、传播的孔子，是一个被压扁了的偶像，是封建集权统治下一个道德的象征。孔子活着时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排斥的，在他死后多年才被发现可以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于是，有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也有了孔子从汉代到清代不断膨胀、不断神话的形象塑造史。但在民间，除了偶像之外，孔子还是一个热爱生活、脑子里装满理想和愿望的可亲可爱的乡村教师。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他想恢复周朝的礼制，想让当权者放弃争霸去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并期待着君主们用自己的人格去感化天下的人。这无异于异想天开。但孔子的可贵就在于，他永远把理想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他并不在乎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只在乎我要什么，我做得怎么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精神的最核心价值。所以，作为中国文化英雄最突出的代表，孔子是一个官方和民间都能接受的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在理论上，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治理国家的精神标杆;在现实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就是书的代表，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出路所在。

在关羽身上形成的超越阶级、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崇拜，是空前绝后的。老百姓崇拜关羽，觉得他是个武艺最高也最讲义气的人。他之所以被神化，主要还是一个“忠”字。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直到死亡，他始终追随刘备。后来的历代皇帝大力宣扬他的“义”，把他抬高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朔赞宜德关圣大帝”的尊位，这是当时统治者为笼络和软化反抗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其实只是拿他做个幌子，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学习他对主人的“忠诚”精神。俗话说“买家没有卖家精”，在关羽从人到神的形成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皇帝就是卖家，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向老百姓推销忠义的榜样关公;老百姓则是买家，他们以无限崇拜之情真诚地信仰和接纳关公。结果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过关公这个中介形象达到了精神统一:大家都欣赏关公所代表的忠勇仁义的价值观。这样，关羽以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形象征服了中国人。

中国文化英雄可能不是伟人、不是重要人物，只是生活中的名人、道德高尚的人，或是一个努力实践自己信仰目标的人，是以其行为方式和行为精神感动他人的人。在最初他们只是生活中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后来，他们的行为或理想被更多人承认和接受，于是成为社会公认的代表一种文化内在价值尺度的标志，成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文化英雄”。这里的关键是他们必须能够代表一种文化内在价值尺度。

四、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种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发展，是由社会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活动过程中所发现、所接受、所坚持的价值观来决定和体现的。经过历史的筛选、陶冶和凝炼、雕琢，这种价值观 渗透到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内化为全体成员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各种零星的、个别的、临时性的、区域性的、小团体性的价值观和价值准则，逐渐凝聚在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信仰和坚守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及文明形态。

价值系统的形成与完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各种相关因素合力完成的，既有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样板作用，也有官方的劝谕、规范、示范与引导的作用。在中国价值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官方对士阶层的激励与提携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通过士阶层的成功，向民众宣示了以“效忠皇室，服务于皇室”为基本路线的成功之路，由此突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与此同时，始终不被官方提起，其实是被官方刻意回避的另外一条价值传播链—中国文化英雄也在潜移默化地完善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事实上，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稳定传承并延续发展的最核心因素之一。在官方的构建与传播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主要只强调和推广“忠”、“孝”两个概念，而对这个完整价值体系中的“信”、“梯”、“礼”、“义”、“廉”、“耻”等其他因素则有所弱化。这种官方系统的价值观具有自上而下的外在性的严整拘谨的特点。以维护君权为基本要求的三纲五常、名教礼法、忠臣孝子，是官方价值传播渠道的基本出发点。官方价值系统虽然构成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框架，但缺少生命的创造力和个体性的活力。中国文化英雄的存在，恰恰弥补了官方价值系统的缺憾。文化英雄是民间渠道，在正统的、强力的、带有强制性的“忠孝”价值观之外，中国文化英雄让普通百姓看到了另外的可能性，比如“侠义”、“隐逸”、“天生我才必有用”等所代表的个性化的立足于个人的价值观，就使人生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乐趣。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始终是与士文化并行的平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由官方与文化英雄共同传达出来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活力的具有文化延续性的价值系统。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在学术上对于中国文化英雄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有助于我们在多元化的时代发现或搭建具有生命力的新时代的价值载体与价值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