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影响变量及其因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社区服务影响变量社会中介组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社区建设”这一概念在中国内地城市源起过程的简单回顾及其主要内容的界定，以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武汉市江汉区的实践经验为镜鉴，探讨新形势下影响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四个变量：社区人口规模；受益空间大小；政府、社区的张力；地方性知识，试图从社会中介组织的优势来回答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因应对策。

1．“社区建设”概念的缘起及其界定

1．1“社区建设”概念的缘起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社区”概念，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特点在发生变化，社区概念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

在中国，“社区”这一概念是2O世纪30年代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等引进。“回想起来，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1933年我们燕京大学的几个大学生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词的，这个词也有人译为“共同体”。社区的含义，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它是与血缘关系相区别的一种依据地缘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体、氏族，地缘全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在农业区发展为村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为胡同、弄堂等。”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位”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形成了以“单位制”为主体的城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官方认为“社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直到2ol!t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增多，天津、武汉等市的城市街道和居委会开始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性工作。这一工作被称之为社区服务。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先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市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提出社区服务的的方向。至此，“社区”的概念第一次进人中国政府管理过程。

由于社区服务工作的发展，难以涵盖各方面的社区工作。1991年民政部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社区建设”这一新概念。

1．2“社区建设”内容界定综合全国26个社区建设试验区试验方案，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社区服务。二是社区环境。三是社区治安。四是社区文化。五是社区教育。六是社区卫生。

2．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影响变量：以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一武汉市江汉区为例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一武汉市江汉区的社区服务为例，从集体行动理论、消费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影响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变量。

2．1案例介绍

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地处全国闻名的汉正街。辖区总面积0．038平方公里，居民1128户、3364人。社区属于商住合一型社区，共有13栋多层或高层楼房，13个居民小组，26个门栋，平均每栋43户、129人。

社区的楼房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武汉市旧城改造中所建，从7层到19层不等，社区内公共通道狭窄，房屋结构设计不合理。如汉正街857号一栋楼只有一个门栋，一层住有12户居民，过道狭长且无法采光，白天需要使用电灯照明。社区l一3层由物业公司管理，4层及以上住户的物业无人管理。再加上社区内商业网点密集，人员流动量大，社区治安环境差、卫生状况差，邻里关系不和睦，偷盗猖獗，虽经多次整治，但均因缺乏长效管理机制而难有改观，居民深受其苦，怨声载道。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小夹社区民族路5号门栋开始了门栋自治的“尝试”。民族路5号门栋的自治始于1998年电控门的安装。当时，由于门栋治安环境很差，经常有被盗现象。寻求居委会的解决最终没有好转，两位门栋热心人在和居委会沟通后，主动动员本门栋居民自己出资安装电控防盗门。经过门栋居民民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每户交400元(其中3户家庭生活较困难，2户交了2o0元，一户免交)购买并安装电控门。这样，5号门栋成为社区第一个安装电控门的门栋。门栋治安状况好了，这两位热心人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尊重，她们也更多地组织开展门栋的灯泡更换、卫生管理等工作。5号门栋自发形成的“门栋自治”由此缘起。为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减少社区治理成本和居委会负担，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社区居委会积极总结推广门栋自治的经验。居委会在肯定5号门栋工作成绩的基础上，于2000年指导5号门栋成立门栋自管会。2001年又在8栋、7栋成立门栋自管会。2003年，小夹社区共有23个门栋成立了门栋自管会，以前由2个门栋组成一个居民小组，现在每个门栋则成了实际的治理单元和实际的居民小组。

2．2从集体行动理论、消费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影响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的变量。

2．2．1社区人口规模。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辖区总面积0．038平方公里，居民1128户、3364人。人口规模在13000人之间，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适度的。但从以上案例来看，还是“院落自治”、“门栋自治”等形式解决了社区环境脏、乱、差以及无人管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社区治理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居民是否参与和自治，而居民在多大程度和多大空间上参与和自治则最终取决于居民集体行动的可能程度。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困境阐明了较大集团不能增进成员自身的利益。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这样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是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的；第二，集团成员的人数越多，每个成员都怀着搭便车的动机，冒险的事情和有成本的事情让别人去做，自己则跟着分享利益；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协商成本、信息成本等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

2．2．2受益空间大小。最后解决好安全、环境等系列问题的不是居委会，而是两个热心人。居民先与居委会沟通，后与大家协商，一致通过，“门栋自治”才诞生。按照消费者选择理论，消费者有能力根据不同物品组合提供效用的能力对它们加以比较。小集团中的消费者不用靠强制或任何集体物品以外的正面的诱因就会给自己提供集体物品。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或至少其中的一个成员，会发现他从集体物品获得的个人收益超过了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的总成本；有些成员即使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一方面，在一个较小的集团中，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供。另一方面，小集团的受益空间较小，集体物品与每个成员的利益关联度较高，可以使所有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使每个成员都有明显的收益感觉，容易产生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

2．2．3政府、社区之张力。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l90年代末，小夹社区一直在摸索实现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的最佳途径，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最佳方式——“门栋自治”与“院落自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找到了这个“药方”?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探索这么久?我个人认为，政府一边倡导社区自治，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一边又不放权给社区，就会造成“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的局面，但是时间慢慢流逝，使得社区居民也加深了对社区自治涵义的理解，自动地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样就会对政府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断的把权利逐步下放给社区，于是二者之间产生张力。

2．2．4地方性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是人们的生活习俗、阶层观念。小夹社区地处全国闻名的汉正街，人员流动性大。不同层次的社区居民，由于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不同，自然对社区建设的重点、管理、服务的方式需求自然不同。

3．结论：社会中介组织——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的最佳选择

第一，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全国的社区规模集中在1001—3000户之间，共38866个，属适中规模的社区；随着社区体制改革，出现了超大规模的社区，8001户以上的社区有2780个；中等规模在3001-5000户之间的社区有7456个，小规模社区1000户以下有20316个，让社区去自组织服务是解决社区服务一种方式，但是其他的空间?我们让谁去弥补不足?怎么弥补?第二，社区受益空间大小这一因素，我们应该怎样消除?除了“门栋自治”还有别的更好方法不受此限制?第三，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张力，我们可不可以用第三种力量来克服，不让这种张力有存在的空间?第四，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怎样调和众人之口?同样，我们可不可以用第三种力量来因应?

答案是肯定的。可以。这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壮大。为什么这样肯定?社会中介组织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在社区服务、灾害救助、社会福利、扶贫济困、尊老助残、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对政府的补充作用。二是社会中介组织可以起到政府和社区之间桥梁纽带作用，同时也是新型的监督主体起到监督的作用。三是社会中介组织是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的积极参与者。经济的改革和多元化使得社会利益分化与新兴阶层的出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和要求得以发展。处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他们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的机会表达自己利益的愿望和要求。而社会中介组织正好扮演着不同阶层与政府之间互动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