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旅游业“潮涌现象”的预警与预防

[摘 要]文章基于“潮涌现象”的一般机理，探讨旅游业“潮涌现象”发生的基本逻辑及特殊性，认为中国旅游业曾经发生过局部的投资“潮涌”，并通过对旅游供需形势的预判，对中国旅游业发生全面“潮涌现象”提出预警。旅游业“潮涌现象”的预防，以转变政府旅游职能为关键，以优化旅游发展基本模式为根本。 [关键词]“潮涌现象”；旅游业；产能过剩；预防

1“潮涌现象”的提出与解释 作为经济术语，“潮涌现象”是林毅夫教授于2007年率先提出的。他认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时，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企业很容易对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容易出现许多企业的投资像波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涌向相同的某个产业；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预期，金融机构在“羊群行为”的影响下也乐意给予这些投资项目金融支持，但是等到每个企业的投资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大量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 全球金融风暴出现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经济体都明显暴露出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对“潮涌现象”的跟进研究增多。胡楠指出，流动性过剩的存在是“潮涌现象”发生的条件之一。陈刚研究了“潮涌现象”、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之间的传导机理以及政府部门的应对策略。万光彩等认为，投资潮涌在短期内会加剧通胀，在长期会诱致通缩。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进一步建立数学模型探讨“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模型的基本性质是：(1)当企业实际数目较大时，会发生产能过剩；(2)此时各企业实际生产产量较小，产能利用不足；(3)随着企业个数增多，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降；(4)随着企业数目增多，企业销售收益下降；(5)企业可能亏损破产。行业外部环境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则表现为：(1)随着建厂成本的增加，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增加；(2)随着价格弹性的增加，产能过剩的概率增加；(3)对行业前景的更好共识会使产能过剩更可能发生。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对“潮涌现象”发生的一般机理勾勒如图1。 需要指出，“潮涌现象”是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潮涌”剧烈且频仍的现实而提出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并可能对物价、就业、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表现产生影响。该理论并不否定“个体的理性投资”，相反，认为“对产业前景的正确预知并达成共识”是“潮涌现象”发生的缘起，因此，“潮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行业外部条件和周期波动。 2旅游业“潮涌现象”发生的基本逻辑及特殊性 理论界对“潮涌现象”的具体关注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基础产业，鲜有对服务业的分析。迄今为止，尚未有人把“潮涌现象”同旅游业联系在一起。相反的是，政府、旅游学界和业界共同呼唤加大旅游投资的声音越来越高。但是，如果冷静思考，不难发现，在我国，旅游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存在发生“潮涌现象”的逻辑可能(如图2所示)。 首先，旅游业具备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在世界产业链内部等3个发生“潮涌现象”的基本条件。旅游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从长期来看，旅游需求的增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企业很容易对旅游产业前景产生正确共识。由于旅游业能够创造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在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的经济服务化、全球化时代，政府会对旅游业寄予更高的期待，必然给予旅游业各种政策上的支持，这样就使全社会对旅游产业前景的共识变得更加强烈和坚定。 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把经济增长视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干预和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程度较高，不当的政策和管理方式助推了“潮涌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由于土地国有制度，多数旅游资源具有公共属性，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长期扮演着主导者角色，形成了特殊的“旅游业政府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介入旅游业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出于对地区形象、工作业绩的追求，政府对旅游业的直接投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同时，政府对招商引资呈现极度的渴望，通过种种优惠条件吸引国有企业、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旅游业，投资“潮涌”由此而生。可以说，政府的全面介入是“潮涌现象”在旅游业发生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作为成长型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旅游业需要适度超前发展，需要重视投入。甚至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出现相对过剩也是合理的，或者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潮涌现象”与旅游业无关，只能说，在人们的知觉上，在时间维度上，旅游业对“潮涌现象”有较大的宽容度。“潮涌现象”是同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的，旅游业是否出现投资“潮涌”最终要靠“供需关系”来判定，这就使得对旅游需求的预判进入了研究的范畴。旅游产品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储存性，旅游企业对市场波动高度敏感。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都会导致产能过剩。旅游需求具有复杂性、波动性和多样性特点，定性预测易，定量预测难，如果旅游有效需求明显低于投资者的预期，产能过剩就会成为事实，行业饥荒在所难免。当然，如果投入品(包括劳动力)价格上扬，以及环境压力、社会压力的加大，产能过剩和行业饥荒的发生概率会进一步增加。还需指出，旅游业“潮涌现象”一旦出现，其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而且并不局限于产业经济一隅，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3中国旅游业曾经发生过局部的“潮涌现象” 在上述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回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旅游业曾经发生过局部的“潮涌现象”： ——在1980年代初中期，受入境旅游快速发展的诱动，国内主要旅游城市饭店投资密集，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诸多城市出现了饭店过剩，客房价格和出租率双双暴跌，形成行业性饥荒，并对饭店业的利润率和产业素质形成长期的负面影响。从1993年至1998年，全国饭店平均出租率逐年下降，利润率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以致1998年全行业亏损，全国房价下降了136％，平均出租率下降了3％，。 ——由于深圳锦绣中华的成功所带来的轰动性的示范效应，以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1990年代，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主题公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全国累计开发主题公园2500多个，投资金额达到3000亿元；这些主题公园70％亏损，20％持平，只有10％赢利，最终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歇业倒闭。2010年9月，中国旅游协会在江苏常州召开中国主题公园峰会，再次证实规模庞大的中国主题公园产业“面临着题材重复甚至模仿抄袭、创意水准低下、规划设计 基础产业，即使需要超前发展，也必须适度，否则就会因“木桶原理”的存在而导致社会浪费。在旅游业发展中政府角色不可或缺，但是若直接投资营利性项目、主导旅游产品开发则有可能引发投资“潮涌”，导致市场扭曲，有损公平和效率法则。建议一些地方政府有效节制“投资拉动”的内在冲动，避免出现只求短期政绩、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错误行为。 (2)规范管理投资项目 在出现旅游业良好前景的“社会共识”之际，政府应当加强旅游投资项目管理，规避“潮涌”风险。首先，要设立统一的旅游投资管理机构，避免因政出多门而导致的重复建设和无序开发(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次，要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业审查评估，设立技术门槛，避免不合理的项目进入市场。再次，要严格实行大型投资项目向上一级旅游管理机构申报制度，避免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最后，要严厉控制查处违规违法投资行为，保证尽量多的企业和项目处于合法、规范的体系中。 (3)增强总量信息服务职能 林毅夫等人指出，“与个别企业或金融机构相比，政府对于行业内的企业总数目、供需情况、产能利用率及投资、信贷等总量信息具有信息优势；同时，总量信息的收集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应当作为政府服务来提供。”提出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发布服务制度，发挥政府的总量信息优势，并着手建立识别、评估产能过剩的体系。”这个解释和建议非常适合具有综合性的旅游业。在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各级政府旅游部门应当积极、及时、详尽地收集和发布相关信息，提示产能过剩风险，缓解投资者因信息不完全和协调困难引发的投资偏误，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保证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4)加强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调整 旅游业有诸多分支，分支之间存在量和质的关联，形成旅游业内部的结构关系，旅游业的产能过剩既可以表现为总量过剩，也可能表现为结构性过剩(包括产品结构失衡)，因此预防“潮涌现象”需要产业结构政策的配合。在发挥总量信息服务优势的同时，政府应当及时判断旅游业的“长板”和“短板”，利用多种手段(如新加坡实行的“牌照制”)，抑“长”补“短”，实现均衡发展。同时要积极优化旅游产业组织，支持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通过提高集中度逐步加大市场进入的规模经济壁垒，抑制投资潮涌。

5.2转变旅游发展基本模式 (1)从超前发展转向嵌入发展 由于从入境旅游起步，中国旅游业在肇始之初就确立了超前发展的基本策略，旅游经济呈现出相对于本土社会经济的“游离性”。1990年代中期，国内旅游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于国内需求巨大，供给短缺明显，旅游业超前发展的思路不仅继续沿用，而且有所加强。及至进入21世纪，旅游业的供需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总体上呈供大于求的格局，但是超前发展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旅游经济的游离程度不降反增，表现为严重超越地方社会经济能力的投资水平和对超大人工项目以及“高端”项目的盲目追求。仅在笔者有限的接触范围内，投资额达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拟建旅游项目竟然大量出现在县级政区里，资本密集的主题景区、旅游度假区纷至沓来，号称“超五星”的奢华饭店、面向富豪阶层的各种俱乐部受到广泛青睐。无须讳言，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旅游业具有强烈的“项目情结”，重带动、重规模、重建设，在总体上显得很“硬”，人工化色彩浓重，很多地区门票价格越来越高，旅游经济沦为门票经济。鉴于中国已成世界经济大国，国内旅游市场同入境旅游市场的二元结构大大式微，旅游业短缺问题在总体上已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应当摒弃旅游业超前发展的传统模式，转向嵌入式发展，即把旅游经济主动嵌入社会经济体系，重利用、重环境、重配套，依赖自然和文化遗产，挖掘城乡社会资源，强调产业融合，突出旅游附加价值。这种转变不仅能够有效地遏制投资“潮涌现象”，而且有助于真正发挥旅游业的“催化”功能和综合带动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从分散发展转向区域发展 旅游业在本质上是需求推动型产业，其布局应该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计划先验的。由于行政区的存在和地方政府主导力量的强大，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长期表现出地区分割的特点，空间结构因之而支离破碎，重复建设屡见不鲜。政区壁垒早已受到多方诟病，但是破解并不容易。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区域统筹发展观，并且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国家旅游局着力推进旅游业配合区域发展战略工作，为区域旅游提供了基础保障。另一方面，随着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尤其是城际快速交通体系的规划建设，区域旅游会得到市场力量的强大支持，封闭的、分割的、分散的地方中心主义将无以立足。区域发展模式取代地方分散发展模式，有益于旅游投资的规范、集中和协调，能够有效预防“潮涌现象”。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促进旅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深入探讨区域旅游发展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的旅游业规划管理平台等对应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3)从鼓励竞争转向追求有效竞争 这是针对旅游业总体管理目标而言的。在解决了供给短缺问题之后，中国旅游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素质，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分析历年的中国旅游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同旅游接待规模增长率、旅游业固定资产增长率等规模性指标相比，旅游行业的利润率、平均劳动生产率等质量性指标提升缓慢。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出现这种现象当与市场结构有关——旅游业的市场集中度过低，原子型的市场结构导致企业过度竞争、资源配置低效。旅游产业的升级不仅指产品结构升级，更重要是实现产业组织升级。因此，旅游业管理的总目标应当从规模增长阶段的鼓励竞争转向效益增长阶段的追求有效竞争，产业政策的制定应更多考虑支持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规模企业在行业中的比重。前已述及，这样的转变意味着行业进入门槛的提高，能够降低“潮涌现象”发生的概率。 (4)从经验管理转向知识管理 这是针对旅游业管理方式而言的。显然，只有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上述3个方面的转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经验管理模式下，路径依赖、投资盲从、模仿复制、低水平重复、粗放管理等种种弊端都难以避免，资本会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知识管理以人才为本，指向对研究、教育、培训和创新的切实重视，对投资“潮涌”有阻抑效应，这是不需细论的。 6结论与讨论 6.1初步的结论 (1)“潮涌现象”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长期观察而提出的，它有很强的针对性、解释力和应用价值，适用于对中国旅游业的分析研究。 (2)在基本逻辑层面，旅游业“潮涌现象”发生的特殊性体现在：①政府的直接投资或对投资拉动的过度追求是极其重要的成因；②对有效旅游需求增长的过高预期放大了“潮涌现象”；③投人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上扬会加剧旅游业产能过剩；④旅游业“潮涌现象”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到社会和环境领域。 (3)中国旅游业曾经发生过局部的投资“潮涌”和结构性的产能过剩，目前存在出现普遍的“潮涌现象”的可能，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4)预防旅游业“潮涌现象”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旅游职能，同时需要从根本上扭转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包括建立嵌入模式、区域模式、有效竞争模式和知识管理模式。

6.2进一步的讨论 (1)对中国旅游业“潮涌现象”的预警、预防研究，是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应有内容之一。 (2)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本文对中国旅游业“潮涌现象”的预警研究，采用的是观察加理论推演的方法。如果能够得到即时翔实的旅游投资统计，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向数量分析方向发展。 (3)对旅游业“潮涌现象”的理论研究亟须深入，尤其需要探查其发生和传导的微观层面的机理。 (4)中国旅游业“潮涌现象”的预防研究，涉及诸多旅游业的根本性问题，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论述从简。尽管如此，仍可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诸如：今后一段时间，政府仍需高度重视入境旅游的发展；亟须改进旅游统计和信息管理技术；要积极倡导旅游知识经济，旅游产学研一体化的引领者应当是政府和旅游企业，而非高校和学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