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及其历史作用

19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洋务运动重点举办民用工业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时期。探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及历史作用，不仅有助于纺织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一、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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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纺织史．上、下卷．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

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