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内卷与工业发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体系的差异对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什么？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凸显出内卷化农业的两大主要涵义：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的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一） 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的抵制

我们知道，内卷体系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挤掉畜牧业，从而也消除了单位劳动上更多的畜力畜肥形式资本的投入。内卷农业可以造成这样的境况，即人力的使用变得比耕畜更经济，以至于畜力使用的目的不是节省人力劳动，而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是因为生产周期中的工作强度，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所致。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农业只能一步步走上劳动密集化和内卷的道路，而不存在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哪条道路更为可能，哪条道路更为艰难。在劳力如此廉价以至可取代资本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的激励何在？

近年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有具启示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现代机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农业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的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机引入长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种第二茬“晚稻”，发展更趋内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麦）。拖拉机之所以带来这一变化，是因为它使在收获早稻与栽插晚稻间的短短数天内完成犁地工作成为可能。正如农民不假思索就指出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当于头茬种植所需的劳动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的产出却有减少。结果，现代农业革命带来收成三倍的增长，伴随的却是劳动投入成四倍的增加。后者系农业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对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充分动员——从占农活的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劳动日数量的增加所致——据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中国整体的估计，从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结果，即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农村单位劳动日收入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 时至今日，农业收入低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家庭是最能适合内卷经济的生产单位，事实上是其中枢所在。妇女、儿童和老人可以被吸纳到那些劳动力市场中男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当中。再以家庭布匹生产单位为例：纺纱的报酬仅为种田所得的1/3到1/2，因而是成年男性工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家庭生产单位可以通过家庭成员机会成本很低的辅助劳动来吸纳此类“副业”。这一事实，实际上使得它比使用雇工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资本主义”农场——劳动成本较高——更具竞争力。由于运作成本较低，家庭农场事实上得以维持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因此更高的地价，从而挤除了后者。结果自17世纪以后，明代早期曾经存在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在长江三角洲消失殆尽。[2]

小家庭农场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诸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那样的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农作物生产以及农村手工业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维系在一起，而单位劳动的畜肥畜力投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与英国拓展了的圈地农场以及农牧业的结合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而彭慕兰却对此熟视无睹。

这并非说诸如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农业体系就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度同样很高，但整个18世纪那里基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这与中国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径庭。[3] 而且，20世纪上半期那里的现代农业机械与化学革命是在农业劳动人数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4] 结果农场劳动生产率通过增进单位劳动的资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农业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是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从1978年到1997的20年间，这场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后其生产总值超越了强大的国有工业20%。[5]

在这一过程中，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29亿之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总的农业就业实质上的低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超过了非农就业的人数。直至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从农村工业迅速扩展前夕的1978年时的2.85亿，增加到最高峰3.42亿。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来浮动在3.2亿左右。[6]

结果，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

（二） 对节约劳动的农场工业资本化的抵制

从农村手工业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即内卷对资本化的抵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徐新吾的有关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涵义。在多个研究小组和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他出版的资料集以及对江南土布业的系统分析被公认为目前最为权威的。[8] 徐表明，三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在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这种技术先进的纺车，其工作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两倍。然而，它并未在长江三角洲真正流行开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它也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东端的几个县（清松江府东部棉花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没有在该府的西部，或者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府，也没有在太仓州）投入使用。[9] 道理仍然很简单：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投入此类副业，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三锭纺车必须基本由壮年人操作，而单锭纺车则可以由老人孩子来操作。这样一来，继续在两台单锭纺车上使用两人纺纱，比购置一台三锭纺车并只能交由一个人操作要更加经济。因此，三锭纺车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区使用。

然而，彭慕兰又一次完全无视徐新吾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基本事实。于是，他设想，成年纺纱女工全都使用三锭纺车，只有那引起无力操作脚踏轮的“非常幼小的女孩”才使用单锭纺车。以此为基础，他选取三锭纺车和单锭纺车产纱量的中间值而得出了他认为的平均日产出，一举把18世纪纺纱工的一般产出夸大了50%，尽管徐新吾已经表明在长江三角洲三锭纺车的使用非常有限。这是彭慕兰对布匹生产中相对于纺纱的织布所花费时间以及商品纱流通程度的误解以外所犯的另一错误。由此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妇女参加棉花生产的所得超过了男性农业雇工，按他的话讲：“她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是男性农业雇工的1.6倍到3倍。”尽管他知道并且也承认纺纱这一棉花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工作，仅仅能提供“一个成年妇女生存所需的一半”（第102、320——321页）。

在这里，彭采用的价格数据取自各种二手文献。那引起数据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与布，而且地区各不相同：或为长江三角洲最东部的几个县，或为整个长江三角洲或华北，或全国。虽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但在估计农民收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材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且它们大都是城镇里商人所得的零售价而非农民所得到的价格。然而彭慕兰却将这些散乱矛盾的数据组合起来，以得出他想要的貌似合理的结论，即妇女纺纱织布的年收入为 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远远高于维持一个成人生存基本的粮食需求（约3石），并且是男性雇农收入为的“1.6倍到3倍”（第316——323页）。相形之下，徐新吾的权威性研究没有采用可疑的价格数据，而是在了解基本生产状况的前提下估计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为1.0石[10] ；按彭慕兰估计的每年工作210天这一数字计算，则工人的年收入为3.0石。彭慕兰完全忽视了徐的估计。

另一个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家庭工业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区别。正如戴维·勒凡（David Levine）所示，英国的原始工业，因其给农民提供了可以替代耕作的就业机会，从而真正改变了人口模式，促成早婚和高结婚率。结果人口有了实质性增长，这一模式的典型例证就是塞普塞德（Shepshde）社区。勒凡的假设后来得到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中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and Social Structure )的证实，这项认证基于对404个教堂记录的严格而精确的使用。[11]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家庭农场手工业却没有导致人口行为的任何剧烈变化。在徐新吾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解释：对农民们而言，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手工业实际上从未成为一种耕作之外的替代性选择，而始终是作为耕作的补充的“副业”活动。原因不难找到：如上所示，纺纱是新的生产活动最大的部分，占去每匹生产所需7天时间中的4天。此项工作的报酬非常之低，仅仅有提供成年妇女大约一半的生存所需。即使再加上报酬较高的织布，一个纺织工的年收入也只有3石稻米，刚够满足一个人的粮食需要而已。这样一来，要维持一个家庭，布匹生产本身并不能成为耕作的可行替代。长江三角洲农户一般生产型式是把粮食生产、棉花种植与棉手工业结合起来。正如我在1985上的著作中阐述的，对于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户而言，这一型式就好比一个人靠耕作和手工业两条拐杖支撑着谋生。[12] 农作的低收入意味着农民必须靠手工业收入的补充才能维持生存，反之亦然。

大量证据表明，种地与手工业提供给农户的不是可以相互替代而是互补的生存资源。[13] 我只征引两个特别有说明意义的当时的论述。第一个出自18世纪中期的无锡县，该地是长江三角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锡金识小录》记载：

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

缫丝情况也是一样。正如17世纪名儒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三角洲南部的嘉兴所言：

崇邑（嘉兴府崇德县）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洽，惟蚕是赖……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尝。即冬间官赋起征，类多不敢卖米以输，恐日后米价腾踊耳。大约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

由于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所以毫不奇怪，类似英国塞普塞德地方的演变逻辑难以在长江三角洲实现。在那里，原始工业逐渐提供了独立于耕作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子女得以在继承农场前结婚。据斯考菲尔德（Schofield）研究，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平均婚龄沿着勒凡揭示的逻辑从约26岁降低到24岁的结果。[14] 相反在中国，由于家庭工业作为农场收入的补充而与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所以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变化。

内卷的家庭手工业对于现代工业发展的意涵，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详细记录。手工织业20世纪仍顽强地存在。甚至直到1936年，手工织品仍占有中国布匹消费总量的38%[15] 。手工织业之所以能够抗衡劳动生产率4倍于己的机织，全赖其低成本的家庭劳动。[16] 与此不同，在纺纱业中，手工纺纱与机纺的劳动生产率之间1：40的悬殊差距挤垮了手工纺纱。因为在这样一个比率上，纱价已经降至与皮棉价格非常接近的水平，即使依靠低成本的辅助家庭劳动力，手工纺纱也难以存活。[17]

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村家庭工业与18世纪英国原始工业之间的不同，也延伸到两地不同的城市化历史当中。那时候的长江三角洲兴起了一些新的棉、丝加工和销售的城镇[18] ，但与瑞格里描述的英国城市化不可同日而语。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有2000以上的居民生活的城镇）只占7.4%。[19] 这与瑞格里的数据形成尖锐的对比，到1801年，英国已经有27.5%的人口生活在5000人以上的城镇中。[20]

原因显而易见。长江三角洲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过农业革命，而正是英国农业革命使食品供应增加以满足大量非农人口的需求成为可能，进而原始工业化逐渐地越来越以城镇为基础，而不再束缚在家庭农场。农业革命与以城镇为基础的原始工业化乃是瑞格里所示城市化的基石。

据詹·德·弗雷斯（Jan de Vries）的研究，这种“新型城市化”应与前近代的城市化模式，即古老的大型行政—商业城市（拥有4万以上的人口，包括巴黎和伦敦）的成长区分开来。新型城市化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镇和城市（规模在5000——30000人之间）。在德·弗雷斯看来，这是一个始自约1750年的波及全欧洲的现象。从1750年到1800年，生活在大都市的欧洲人口保持稳定（这一阶段仅增长0.2%），而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却突增了4倍。[21] 瑞格里提练了德·弗雷斯关于英国的数据和讨论，用以揭示这一“新型城市化”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英国现象，它可以溯源到1670年前后以来城镇的兴起与拓展。[22] 而中国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业在农村得到发展，才经历这种蓬勃的小城镇的兴起。[23] “勤勉的革命”？

德·弗雷斯在回顾过去20年来研究欧洲经济史的成果时，特别指出四个卓有成就的领域：首先，工业革命之前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革命；其次，上述勒凡、瑞格里以及斯考莫菲尔德等提出的那种人口转变；第三，“新型城市化”，它建立了“工业增长得以发生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而不是该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最后，原始工业化，它提供了吸纳妇女儿童劳动力的亚就业机会并导致上述人口变迁。[24] 这些聚起来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德·弗雷斯所说的“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他们将工业革命的根源追溯到近代早期，从而拓宽了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

德·弗雷斯进而提出了“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一假设，意在上列成果之上树立第五个新认识领域。首先，这一模型旨在解决由较低平均工资而较高总消费有关的证据所提出的经验难题。他认为，妇女儿童以较低的平均工资参与生产但却增加了家庭总收入。由于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在农村和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一方面18世纪“勤勉的”农户向城市供应了更多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城市商品有了更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消费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换言之，这场“勤勉的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消费变化（或称为“消费革命”），与“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提出的其他变化一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德·弗雷斯假设的意图和内容既然如此，那么，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的情况跟德·弗雷斯“勤勉的革命”等同起来的企图就不能不让人莫名其妙了，因为19世纪的中国毕竟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去解释的工业革命。然而彭却意欲为之，其思路与王国斌（R. Bin Wong）较早的简要论述如出一辙。[25] 在他们看来，基于妇女儿童的就业以及平均工资的降低，两个地区情况雷同是很显而易见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我所提出的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

然而，要想将两者等同起来需要做一系列相当复杂的论辩。首先，必须从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去掉“革命”部分，否则就不能把它与中国等同起来。因此，彭慕兰抹掉了农业革命和新型城市化。尽管德·弗雷斯在论述勤勉的革命同一篇文章中着重提到这两大变迁，彭对它们却只字未提。其次，必须使欧洲原始工业化看起来纯粹是内卷的而非革命的，以使其看起来与长江三角洲更为类似。于是，彭慕兰将勒凡的重要著作缩减为对没有出路的内卷式变化的简单论述（第93页），忽略了勒凡的主要贡献。根据勒凡揭示的逻辑：原始工业化创造了城镇就业机会，使早婚和更普遍的婚姻变得可能，进而改变人口型态，并为工业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彭慕兰把勒凡的“初生资本主义”论题置换言之成只是内卷的论点。这样，他试图把“革命”从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中剔除掉。

通过对12—17世纪内陆的南部“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总称）与沿海的北部“低地国家”的比较研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已经对内卷型和资本主义兴起型的原始工业做了非常清晰的区分。就前者而言，手工业仍与小农生产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一种通过收入递减的内卷型生产而维持生存。就后者而言，它逐渐与耕作分离开来，完全趋向市场和利益，并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到来。[26] 彭慕兰完全忽视了荷兰及英国手工业的革命的一面。

接着，为了自圆其说而且不至于太背离德·弗雷斯的主题，彭意识到他必须提出长江三角洲妇女纺织者拥有高收入，因此，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数据拼凑。他以为有必要把长江三角洲塑造成一个比实际情况更为市场化的环境，因而想像出违背事实的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以及长江三角洲纺织者对三锭纺车的普遍使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仍在使用单锭纺车。最后，他在此基础上剪贴出了一个所谓典型的妇女纺织者肖像，她挣得的工资竟然几倍于男性农业雇工。

不出所料，彭著避开了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城市化这一问题，尽管拙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忽视了英国原始工业化的革命的（revolutionary ）方面与内卷的(involutionary )中国小农家庭工业之间的重要差别：前者逐渐成为一个城镇现象；后者则基本上只是家庭农场的副业。前者促成了“新型城市化”，而后者则依然主要是农村的现象，即使在长江三角洲也是如此。

虽然极度扭曲了德·弗雷斯的论题，但彭慕兰还是想效仿德·弗雷斯同时关注消费以把需求经济学整合进来，尽管他并不把这些变化看成是革命性的。所以，他在第3章中只是试图简单地论证在消费方面中国和英国并无实质区别。与前面所讨论的其他论题一样，这里他想做的是尽量使18世纪英国及欧洲更趋向内卷而非革命，以使之能与中国等同。同时，为了使长江三角洲可以与英国及欧洲等同，则尽量使长江三角洲显得不像我主张的那样趋于内卷。

首先，他忽视了德·弗雷斯和其他学者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记录了17、18世纪不只是城镇而且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消费型式的巨大变迁。德·弗雷斯本人根据遗嘱检验法庭的记录研究了荷兰共和国的弗理西亚群岛(Friesian Islands)的农民。如其所言，这些农民“逐渐购置了各种‘城市商品’——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并逐步提高了家具的质量”。遗嘱记录表明，“大橡木柜子取代了简单的木制储藏箱，陶器以及（荷兰）代尔伏特精陶（delftware）取代了罐子及木制碗碟。窗帘在16世纪时似乎还无关紧要；到1700年则已经很普及了”。此外，“银器展品的收藏越来越多，包括羹勺、水瓶、《圣经》书钩以及男女个人的装饰品。”[27]

劳娜·韦泽利尔(Lorna Weatherill)的著作表明英国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形式。该书处理了3000件法庭检验遗嘱记录，范围包括8个地区的城镇乡村。她的“关键”物品清单和德·弗雷斯的类似，包括书籍、钟表、镜子、台布、以及银器。她证明，在1675—1725年间，这些东西在乡村人口越来越普及。[28]

正是在这些证据基础之上，德·弗雷斯提出了“勤勉的革命”说：妇女儿童加入就业行列扩大了农产品向城镇的供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剩余，并提高了乡村对城市商品的消费。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勤勉的革命”）导致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典型城乡交换，在斯密看来它将会引发二者的螺旋式经济发展。[29]

所有这些彭慕兰都置之不顾，相反他要独自去论证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以及欧洲和中国）在消费方面的等同。他用大量篇幅讨论茶和糖的消费，而实际上与粮食、棉花、棉布、蔬菜、盐、肉及食用油（这里按它们在家庭账目中所占比例排列）比较起来，这些东西在农民家庭支出中只是很次要的。20世纪的实地调查表明，茶与糖合起来只占长江三角洲农民全部购买商品的5%（第117—223页）[30] 彭慕兰考虑的关键项目是棉布消费，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进行了一项极具有误导性的比较：他的主题是消费，但在对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做布匹比较时却转换成平均产量。这使他在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之间找到了大略的对等：长江三角洲每人平均生产14.5磅棉花和2.0磅蚕丝，而英国在1800年每人大约12.9磅（棉花、羊毛及亚麻）。他给予读者的印象是平均消费接近于这个水平（第138页）。然后，彭试图对全国平均消费进行估计。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中国在1750年的棉花产出已经相当于1870年或1900年的水平。而1750年的人口较少，因此这一年的平均棉花消费必定是后来的一倍。在此基础上，他得出每个中国人年均消费6.2—8.0磅 的数字，而英国为8.7 磅，法国为6.9磅（第140—141页及附录F）。尽管他在前面提到了“每平方英尺亚麻和羊毛通常较棉花为轻，把这几种纺织品混同起来与中国比较会出现偏差”，但他而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纺织品消费总量大致相当于18世纪中后斯的欧洲”（第138、142页。）

这里彭慕兰再一次无视普通常识。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棉花布匹的主要输出地，正所谓“衣被天下”。一个平均拥有7.5亩土地并把其中20%—50%（亦即1.5—3.75亩）种植棉花的农户，可以生产40—112.5斤皮棉（每亩30斤），这些足够生产34—85匹布（每匹布需皮棉1.32斤，见本文附录）。我们知道，长江三角洲农民棉花种植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严重的生存压力之下 要尽可能把单位土地的产出最大化，进而用棉花和布交换粮食来维持家庭生存。根据徐新吾的估算，在松江府棉花生产最为集中地区，农民出售掉70%—90%的棉花与布匹，主要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因此，将他们的生产与消费混同起来完全是误导性的做法。按照彭慕兰的数字与看法，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会消费超过10匹棉布以及2匹丝绸，这可是足够裁制十多件新棉衣以及两件丝绸衣服的！

徐新吾的数据表明，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之前全国的棉布消费平均约为每人1.5匹，即2斤皮棉（2.2磅），再加上人均0.6斤（0.66磅）棉絮。由于棉花总产增加、机纺棉纱的大量流通以及较之土布而言机织布的不耐穿（根据徐的资料，土布可穿三年而机织只能穿两年），这一数字到1936年增加到人均两匹。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徐提供了1840年、1860年、1894年、1913年、1920年以及1936年的详细估计。[31] 在我看来，他的描绘远比彭慕兰假设的1750年产出与1870年和1900年相当来得可靠，因为彭根本没有任何一年的可靠数据。为什么人口增长在1800年以后对布匹消费构成巨大的消极影响，而在此之前却产生扩展性的影响？急于提出自己观点的彭慕兰，竟连他所倚重的李伯重也加以批驳（第332页）。他批评李过多依赖徐新吾，并引吴承明编的书支持他的观点，却没有意识到徐本人就是吴所编书中棉花一节的作者。[32] 当然，徐的数字表明全国人均纺织品消费只有彭慕兰所提数字的1/3到1/2。

关于中国人消费的其他方面还少有系统的著述。彭慕兰参引的方行1996年的论文是首批严肃研究此问题的尝试之一。方行颇具创新意义地使用了三本来自17世纪和19世纪的农书。[33] 他的意图是要论证长江三角洲生活水准从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有实质性的提高。他采用了每年人均消费两匹布的合理数字，在这期间没有变化，有关生活水准提高的论证主要集中在“副食”（主要是肉、鱼和家禽）消费的增加。他认为，17世纪食物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76%，而在18世纪占到83%。这是由于副食消费增多，而粮食消费则基本保持稳定（前斯为55%，后来为54%）。所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农民在比较多的节庆期间消费肉、鱼以及家禽。而在过去，农民只在诸如新年这样几个有限的节日里才有这类消费。到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民每年以这种档次来庆祝的节日约20天。即使如此，方承认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降低，即粮食消费从农民只食用大米这种价格较高的“细粮”变为混合消费大米（60%）和大麦及大豆等价格较低的“粗粮”[34] .方所论证的小额提高，我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内卷体制下是可能的，但它决不是德·弗雷斯所谓“勤勉的革命”中勾勒的那种变化。

在与欧洲的消费进行比较之前，我们还需要就中国的消费做许多研究。中国人的分家单，再辅以地方志的仔细搜寻，也许可能提供类似于欧洲的遗嘱检验记录关于耐用品继承那样的信息。但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方行所强调的粮食、副食品以及衣服等日用品的消费。另一重要的消费品可能是燃料。对长江三角洲农民来说根本就没有取暖的燃料可言，只有用于炊事的稻秆。用煤取暖是罕见的事情，而木柴取暖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享受。这与英国的差异之大应不亚于肉类消费。

注释

[1] 关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参见D. Perkins， S. Yusuf ，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aryland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 pp.58，66，210；并参数Huang， Yangzi Delta，pp.236——241、黄宗智《长江》第238——242页、P. Huang ，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July 1991])， p.330。

[2] Huang， Yangzi Delta，pp.58——69；黄宗智：《长江》，第58——69页。在这一方面与旱作的华北平原很不一样。那里的家庭生产单位没有像长江三角洲地区那么高度彻底地展现，这是因为农场经济（旱地作物而非水稻，棉花播种比例较低，而且几乎完全不种植蚕桑）的内卷程度较低。在华北，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相对家庭农场的竞争力较强，以致在18世纪及其以后“经营式农场主”与富农逐渐占了华北平原众多村庄中富户的大多数（Huang North China ，pp. 90——95，72——79；黄宗智：《华北》，第90——96、68——78页。）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大小农场中农场劳动者的低报酬仍然构成对农业资本化——增加畜力投入——的强大抵制。这是华北的内卷模式。

[3] T. Smith ， Nakahara : Family Farming and Population in a Japanese Village ， 1717——1830. St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4] C.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 lifornia Press， 1963， pp. 130——143.

[5]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423、424页。

[6] 除工业以外，这一数字还包括了建筑、运输以及其他非农企业。《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137、380页。

[7] 另一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在中国人口比较稀少的西北、西部以及西南发展大规模的畜牧业，辅以现代的投入，从而形成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即使不是就个别家庭农场而论）的农牧结合型体系（邓英陶等：《再造中国》，文汇出版社，1999年）。

[8] 资料包括所有可用的文档与对农民和纺织工人们的访谈，均收集在徐新吾《土布史》。徐的系统分析及定量估算，见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第258——332页。

[9] 徐新吾：《土布史》50——52页；亦见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86——387页。在关于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新著当中，李伯重引用了徐新吾研究小组在1963年做的一次关于20世纪三锭纺车使用情况的访谈，旨在提出三锭脚踏纺车在清代的普及程度远比徐新吾的估计要高。他的这一论断并无直接证据，而只是靠推论得出：现代技术应该对更为发达的传统技术比对欠发达的传统技术有更大的影响。这样，如果20世纪时三锭纺车在长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得到相当广泛使用的话，那么它在现代工厂到来之前的清代必定曾经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以下简称《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50页，引自徐新吾《土布史》第46页）。李忽视了徐新吾提供的证据，它表明三锭纺车的使用几乎完全局限于松江的东部地区（即黄浦江以东的上海、川沙、南汇三县），而没有在松江西部或者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府县得到应用。例如，1917年的《青浦县志》中提到只有松江府的东乡使用多锭纺车。1884年的《松江府志》中也提到这一点（徐新吾《土布史》，第50—51页）。与此类似，道光年间常熟县的郑光祖写道：他在上海见到三锭纺车后，“觅一车以回[常熟]，多年人莫能用”。即使在清代最负盛名的“谢家车”也是单锭纺车（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86—387页。

[10] 徐新吾：《土布史》，第88页以后。

[11] D. Levine ，Family F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7. R. Schofield， British Population Change ，1700——1871.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 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_1860. Cambridge ， Eng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1，87.

[12] Huang ， North China ，第191页以下；黄宗智：《华北》，第193页以下。

[13] 参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纱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1页。

[14] Schofield 前引文，第74、87页。

[15] 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表B.4，第319页；参较Huang ， Yangzi Delta ， p. 98；黄宗智《长江》，第100页。

[16] 而且也依赖新改进了的“改良土布”——机巧地使用纺纱（即洋纱）作经纱，而用“土纱”（或手工纱）来作纬纱——这一革新。比较粗糙的手工织的布比精细的机织布耐用，因而仍然为农民们所欢迎（Huang ， Yangzi Delta ， p.137；黄宗智：《长江》，第139——140页）。

[17] 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表B.5，第320页。参较Huang ， Yangzi Delta ， p.98；黄宗智《长江》第100页。

[18] Huang ， Yangzi Delta ， pp.48——49；黄宗智：《长江》，第47——48页。

[19] G.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p. 229。曹树基在最近的著作中得出比施坚雅要高的估算，但仍然只有瑞格里对英国的估算的1/2。而且，如果把2000人的城镇去掉使曹的计算跟瑞格里的计算——只包括5000人以上的市镇——相对应的话，则不容地更低许多（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17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后来在其1986年对四川的数据的研究中指出，他可能必须把7.4%这一数字上提到9.5%（G. Skinner， Sichuan’s Populatoin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7， 2(December 1986): p.75， n.43）。

[20] Wrigley 前引文，第688、700—701、723页。

[21] J. de Vries，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Pre —Industrial Europe ， 1500—1800. In H. Schmal (ed .)， Patterns of European Urbanization Since 1500. London : Croom Helm ， 1981， pp. 77—109; J. de Vries ， 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2] Wrigley 前引文。

[23]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48—49，264；黄宗智：《长江》，第47—48、265—266页。这自然与李伯重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与英国及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等同起来的意图相抵触。李没有考虑如下事实：即英国原始工业演变成为基础并与耕作分离开来，从而促成了德·弗雷斯所谓的“新型城市化”；而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以及缫丝则一直与农作维系在一起（李伯重：《早期工业化》）。

[24] J.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2(Jrue 1994)：251——252. 参较J.de Vries， Between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 World of Goods: Understanding the Household Aeconom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dd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1993， pp. 85——132。

[25] R. Wong ， China Transformed :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p. 30—31。

[26] R. Brenner，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Peter Hoppenbrouwers and Jan Luitenvan Zanden (eds.)， Peasants into Farmers ?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Low Countries (Middle Ages —19th Century ). Turnhout ， Belgium: Brepols ，2001， pp. 275—338.

[27] J. de Vries 前引文（1993年），第100页。

[28] L. Weatherill，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Behaviour in Late Seventeenth—and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r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特别是10.2，第219页，及表10.4，第220页。

[29] A. Smith ，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1776]，pp.401—406。

[30] Huang Yangzi Delta ， pp. 96—97；黄宗智：《长江》，第97—99页。

[31] 徐新吾前引语言（1990年），第314——315页。

[32] 徐新吾前引语言（1990年），第258——332页。

[33] 这些农书是1658年的《补农书》、1834年的《浦泖农咨》、1884年的，《租覈》。

[34] 方行：《清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