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的量化研究综述

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两项研究以一国的标准存量为指标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Swann等(1996)在一项计量研究中采用英国和德国的自愿性国家标准数、两国认可的国际标准数，基于标准的频数指标对1985—1991年期间英国的净出口、出口、进口作了回归分析。Moenius(1999)也采用了存量指标的方法做计量分析。两项研究都把既定行业中的标准数用来度量标准的强度。Otsuki，Wilson和Sewadeh(2001)进一步扩展了该方法用最大允许的污染量来直接度量食品安全标准的强度。Fontagne等(2001)采用一个更复杂的指标来评估环境法规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采用了边境限制数据。Lux和Henson(2000)分析了在美国边境被限制的数量以评估进口程序和边境检验如何阻碍欧盟出口，他们的分析表明保护主要发生在特定部门，如乳制品。Henson等(2000)还研究了因卫生和技术原因美国对非洲、亚洲、拉美国家产品的进口限制。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频数比率和进口覆盖率为量化指标，测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进口贸易的限制效应，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频数比率、进口覆盖率和进口贸易额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说明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内生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 由于部门和产品间标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标准产生的影响不同，用标准数或国内法规页数作为代理变量是比较粗略的;由于国家报告的不稳定性和跨国间未有统一的覆盖率指标，基于有关频数数据的估计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边境事实上被阻碍的数据的测度相对可靠，但除了美国，各国这方面的数据都难以获取。受以上限制，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可直接用来计算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某一部门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发生的频率，评估贸易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这种方法可为计量估计构建指标，用这些指标作为计量模型(如引力模型)的代理变量的研究在进一步探索中。以标准数或频数等存量指标为测算变量，运用引力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考察该变量对贸易的影响是目前贸易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对来说最有启发性和拓展潜力的一个方向。 前述Moenius(1999)作的计量分析即在对标准引力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将标准引力模型中的GNP、人口、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常量，对双边互认标准、各国国内特定标准的数量及一系列虚拟变量进行估算。他指出两国之间技术标准信息的获取是造成双边贸易中成本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双边共享标准导致进口明显增加;进口国异质标准虽然会大大降低非制造行业的进口，但同时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的进口。由于没有对规模效应和其他一些阻碍因素进行适当的处理，因而很难解释其回归结果。比如忽略了区域贸易协议中成员国会采取一致政策的指标，在估算中只考虑到颁布技术标准的数目，而没能区别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的不同等。Maskus等(2002)针对此问题搜集了技术法规的信息，并将其考虑到模型的贸易等式中，从而获得关于自愿标准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不同影响的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技术法规制定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了引力模型。模型区分了标准与法规影响的不同:标准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法规则限制贸易。引力模型不仅能找出在“边境效应”中法规的影响，还能处理二元或离散变量，这正是标准的统计特征。这种将存量指标和引力模型及计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得出对贸易的影响，还为分析此影响和某一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桥梁，能更深入地分析问题。 3、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 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不能将具备贸易限制作用的法规和不具备该作用的法规区分开来。调研是通过对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主要国家、行业及企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的会面或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分析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通常是定性的，但可以缩小分析的范围，集中了解那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不同对象国家的影响程度、重点影响的行业，从而有针对性的为政府采取正确的贸易政策措施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调研方法还可用来为计量研究提供信息。 如欧盟(2000)就美国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和美国贸易代表处(2001)就国外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都采用的是通过调研行业就其出口遭遇的限制提供的信息数据。OECD(1999b)对美、日、英、德四国三大行业55家公司进行了调研，其中一大行业为乳制品业。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壁垒做了一次跨部门的调研，其调研的跨部门数据库主要用来说明基于经济利益的保护程度。许多学者都采用该次调研的结果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Roberts 和DeRemer，1997;Thornsbury等，1999;Thornsbury，1998)。Maskus等(2005)还利用世界银行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调研数据库进行了计量分析。一些研究还专门就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SPS要求和遵守SPS条款进行调研，如Henson，Loader和Swinbank(1999)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结合起来，把问卷发到发展中国家的联络点。里丁大学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相结合。这种方法可以鉴别出最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暴露出一些通识但属误解的看法，如Henson，Lux和Traill(2001)的研究表明欧盟出口厂商对美国主要抱怨的不是关税和卫生要求而是行政方面的延误及缺乏预见性;OECD(1999b)对乳制品的调研得出企业认为认证和批准方面的延误限制作用甚于标准。 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被调研对象认为调查结果可能对政策出台产生影响，所以提供的数据和结果有可能出现偏差。在缺乏足够数据时使用该方法是有效的，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欧的产品面临的一些障碍等问题的认识。此外，在对一些壁垒衡量中容易混淆或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如行政管理中出现的贸易障碍等情况可以通过调研的方法了解到。而且一些技术法规主要是行业关心的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分析时往往考虑不到而没有作为模型中分析的变量，通过调研也可以弥补。 三、福利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严格的技术法规、标准和相关合格评定程序来实施对贸易的影响。这些实施手段在短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还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且从长期来看，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还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要全面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需采用测量范围全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限于数据搜集的极大困难，国内外学者更多使用的是以下两种方法来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 1、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及相关研究 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是根据风险测评的损失概率及大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方法能表明法规对福利的影响包括哪些效应，而不是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具体效应。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SPS规定，困难之一是难以识别其保护的强度。对达到法规要求所花费的成本与减少外部性的收益进行比较可以分解出一项法规的效率及保护的效果。通过分解福利效应，当其成本超过收益可以得出一项措施是福利损失的。当收益可忽略时，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检验贸易扭曲，用来评估当前法规是否具有保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