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

【摘 要】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中国的国内经济也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对此中央政府给出了积极应对的姿态，最近频繁出台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当前必须把“保增长”作为工作的重点。但是如果单纯为了增长而增长，还有可能出现过去粗放型增长的恶性循环。未来几年我国出现滞胀的风险在加大，要把“防滞胀，保增长”作为宏观经济的重点。

【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运用

美国及发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特别是9月份的物价上涨4.6%，已经低于政府全年的控制目标，其他宏观数据和结构指标升降互见，基本情况还算不错，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最后，要注意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次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应当始于以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交易(如易变性最低的直接投资)，然后逐渐过渡到易变性较高的金融性资本交易；与实际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资本市场应先于货币市场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又应当晚于中长期债券市场，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衍生产品市场则应放在最后开放。在货币市场工具开放的过程中，长期债务应先于易变性最大的短期债务；在资本流向的放松管制方面，一般的顺序是先放开流人，后放开流出。但在目前国际资本的过快及过度流入的情况下，则应当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流人限制、同时尽快放松对流出的限制。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年中央银行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内流动性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收缩作用。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7年，我国陆续采用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和国债发行等财政措施，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和控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加大公共支出转型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大财力投人到改善民生、改善环境、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一般性支出应更加从紧；进一步启动内需，逐渐从出口拉动转变到内需拉动。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也不能收紧，而以稳定为要，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减少数量调节，增加价格手段，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

[1]赵志平，贾秀兰，李宁宁.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探——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7)：11-12、85.

[2]赵锡军.从紧货币政策有多紧[J].大众理财顾问，2008，(5)：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