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在文字上的反映

今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有问题，更多的是去找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却恰好相反，企业生产有了问题，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轨迹，深深的留存在文字中。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买”和“卖”。“买”的繁体字为“買”，即要四面八方搜罗到货贝，然后去买，而“卖”的繁体字则为“賣”，“賣”字由“士”和“買”字构成。“士” 《说文解字》解说“士”为：“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实际上是善于将十归纳为一，又善于将一演绎为十，即善于归纳和演绎思维的人，这就是“士”。“士”字从一从十，这个“十”又可以说是空间坐标上代表着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和时间坐标上一年的春夏秋冬、或一天的上下午上下夜，这个“一”就是一次唯一的选择。要卖得好价钱，就要有“士”那样从时空的坐标上选择最佳的卖点的思维。其实“买卖”就是“化贝为货、货化为贝”，而“贝”的运行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诚如司马迁说的：“故物贱之征贵，物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啊！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的汉字简化，将“買”（买）“賣”（卖）中的“贝”都变成了“头”字，是“买”还是“卖”，都得由“头头”来决定，即是说要由“市长”来决定，而不是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

企业，其实就是实业，没有实业就没有实力。《说文解字》释“实”字为：“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富的标准是备有房子（“宀”），有人口（“口”），有田地（“田”），而实的标准是备有房子（“宀”），房子里有货贝（“贝”），并能将货贝像母鸡（“母”）下蛋那样越下越多，这就叫办实业、有实力。更何况古代一千文钱称之为—“贯”。今天，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致富的道路上，讲求实在、创办实业、追求实力的时刻，更深层地理解“实”字，实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的汉字简化，竟然将“贯”字简化为“头”，而把“實”字简成了“实”字，难道说“头头”才有实业，才有实力，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么? 简化的“实”字，则易使人误解为“貫”字简化为“头”字，其实“貫”字是简化为“贯”。而将“头”字回复繁体为“頭”，则“宀”下“頭”这个字是没有的。主张且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功绩至伟的邓小平同志，从来就不写这个简体的“实”字，而是把它写成“宀”下的“贯”这个“實”字。

市场经济是通过买卖活动来显示其实力的。古代沿街沿村叫卖，谓之商；固定摊点买卖，谓之贾；买卖商贾，俗话又说是做生意。“贾”字的古体，上面是“回”下面是“贝”，意思很明确，做生意过程中，即“化贝为货、货化为贝”过程中，“贝”一定要回来，而且回来的“贝”要比原来的多，要增值，要有利润。如果“贝”回来不了，那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做死意了，正如同企业破产，老板跳楼，就是“贝”出去后回不来了。现在的“贾”字将“回”字变成“西”字，也符合中国人的方位价值取向：东属木，西属金，南属火，北属水，中属土。西位属金，且具有险恶性。其险恶得失，关键在于买卖双方的“价”。

“价”字的繁体为“價”，人和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最关键的是“贝”能否回来，不但投资出去的“贝”要回来，而且还要增值才行，并且不是单方面的增值，而是双方的增值，达到双赢的局面。各地的“生意经”都非常明确这一点：山西人，你赚了我不干；上海人，你赚的比我多不干；广东人，只要有点赚我就干；香港人，只要不亏我就干；日本人，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都很注意价值和价格，并把价值看作是高于价格的。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繁体的“價”字都非常重视其中的“貝”，即“買”、“賣”中的“貝”。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的汉字简化，将“價”简化为“价”，“贝”不见了，“賈”被简化为“介”。“价”字就成了两个“人”字，一个侧倒的“二”字的结构。好似意味着，商品的价格由两种人决定，一种是头头决定的计划价格，另一种由操纵商品的人决定的黑市价格。那种体现在商品活动里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值，那种体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供需状况的价格，在这个“价”字中很难体现出来，而必须回到繁体的“價”字中才能体现出来。 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由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的。非常奇妙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阶”字，它原本是“階”，竟也简化为“阶”，和“價”简化为“价”，共同的都是，“贾”变成了“介”，“皆”也变成了“介”。“阶”字形好似二个人在敌对的山头上。而《说文解字》释“階”为“陛也”，原意是指土阶、台阶、层阶等，未有指人。“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则是把人划分为阶级，而且人类阶级社会中都简单得只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只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难道说，同一商品，其“价”格也有资产阶级价格和无产阶级价格，资本主义价格和社会主义价格之分吗?事实上也是如此。正如“文革”期间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精明的外商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来参加的，都能得到便宜的价格，外商一过深圳罗湖桥就扔掉了像章和语录本。

阶级斗争要取胜，最重要的是要有武装军队，枪桿子里出政权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计划经济时代，“货贝”是要被逐步消灭的，金钱是有铜臭的，“美金”是帝国主义“分化”、“西化”我们的“糖衣炮弹”。我们要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要的是武装军队，我们要的是武装士兵，所以有士兵守卫的，肯定是“贵宾”。原来繁体的“賓”字，简化时并不是将其中的“貝”字简化为“贝”字，而是将“宀”下的所有部件都简化成“兵”。其实繁体的“賓”内容非常深刻，哲理耐人寻思。你要做“賓客”，你要别人把你当“貴賓”尊重招待，你家里就得减少一部分货贝。“賓”字明明白白由“宀”、“一”、“少”、“贝”字组成。今天全世界裁军已经成为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宾客经常临门，守卫的士兵该越来越少，更何况国防经费靠纳税人缴交，经费应多集中用于高科技国防，减少培养一般守岗放哨的士兵，减少用于去守护宾客的士兵。

中华民族对于“贝”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贝”的道德价值取向，其智慧完全表现在我国的文字中，特别是繁体字中。谁都知道，“贝”就是金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考验着每个人对“贝”的态度，对金钱的态度。又决定着人的价值观，是人的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是人的道德品质高低好坏的区分：金钱是万能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人为金钱服务；金钱为人服务。为人民币服务；为人民服务。以上三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确选择的。古时金钱是以“贝”为货币代称的，因此对待“贝”的态度，就是区分人的“贵贱”最好的试金石。无论人的高贵也好，卑贱也好，都离不开这个“贝”：只是高贵的人把“贝”放在次要的地位，卑贱的人把“贝”放在首要的地位。高贵的人得“贝”以正确合法的途径取得，卑贱的人得“贝”以错误非法的途径取得。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高“贵”的人是把“贝”用于执中惟一，用于中华民族的统一，而卑“贱”的人则为了“贝”动用了两个“戈”。把“贝”放在首要的地位的人，为了牟取更多的“贝”，不惜动用十个“戈”，或是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动用“戈”，那这个人就是“贼”了。腐败分子“败”的根源也在于其对“贝”的错误的道德价值取向：把“贝”放在首要的地位，“攵”（手）里时刻拿着“贝”，安有不败之理?更有古代的籀文，把两个“贝”字合在一起的“賏”，称之为“败”字，双手都拿着两个“贝”，又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