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史建云 2006-04-30

一、标新立异《大分流》

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经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2001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在国外，围绕着这本书和其他一些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再评价的史学新著开展过多次讨论，在中国，这本书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何谓大分流？大分流的英文原文是“Great Divergence”，它有多种译法，已见诸于报章的就有大分流、大分岔、大歧变、大裂变等，译者在听取学术界同仁意见后最终选定了“大分流”。 18世纪在西欧发生的工业革命，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一直有极大兴趣。这还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当代世界，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它也是经济学家们以至政治家们感兴趣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不可胜数。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观点，将它们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结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东西方会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分流，为什么东西方恰在这个时刻才发生分流？

该书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英文原文为“A World of Surprising Resemblances”。这句话也可以译成“一个由令人惊异的相似性构成的世界”。作者在这第一部分中正是要告诉我们，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认真阅读这些相似性的分析，会发现在作者的眼中，它们不仅是相似，在很多方面，作者实际认为，东方多多少少要优于西方。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继续论证东西方的相似之处，只是从人类的必要生活消费转向了奢侈品消费，从基本的生产活动转向了习俗、时尚和文化，从市场转向了制度，从看不见的手转向了看得见的手。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东西方的不同之处开始增多，如欧洲和亚洲的企业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及国家制度等，东西方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不过，像在第一部分中一样，作者再一次告诉我们，在这些领域中西方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实际在东方也存在；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只不过是西方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在东方也有独特的适合于东方环境的东西；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优越，至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优越，甚至有可能更为“落后”。

第三部分的前一半，作者继续阐述东西方的相似之处，只是由优势分析转到了劣势分析：它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共同的制约。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西欧和东亚的核心区都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不足造成的生态紧张，都采用向外围区域输出工业品输入资源的贸易作为解决方法，它们有着共同的模式并受到同样的限制。直到最后一章，作者才终于提出了西方真正的优越性：西欧有了一个全新的外围地区——美洲新大陆。这个外围地区最大的作用并不是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作为西欧的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密集型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这是作者得出的大分流的两大原因之一，另一个就是在第一部分中谈到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在这两个原因中，新大陆的作用又重于煤矿。

在这六章正文之外，该书还有六个附录，这里列出六个附录的标题，读者自可看出它们的内容：

A.人均陆地运输能力的比较估计：1800年前后的德国和印度北部。B.18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场使用的肥料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氮循环量的比较。C.法国、岭南与华北一个地区森林覆盖率和燃料供给估计，1700-1850。D.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英国各种输入提供的“虚拟面积”估计。E.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纺织工人挣钱能力估计，1750-1840。F.棉花和丝产量估计，长江下游与全中国，1750年及其后——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的比较。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该书是一部跨度极大的比较研究著作，其结论相当的标新立异。曾有批评者言，“该书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惊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1]

这样的批评无疑相当有理，但我们对任何一个雄心勃勃要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对任何一部同类内容的著作，不是都可以提出这种批评吗？毕竟，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未必能把世界主要地区的历史都进行透彻研究，他总会有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本书的篇幅再大，也无法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历史都做出既全面又深入的论述，它总会在某个方面显示出薄弱。对这样一部著作，固然可能出现上述批评拟想的情况，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中国研究学者对该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提出尖锐的批评，欧洲问题专家则对关于欧洲的论述进行指摘。同样，研究日本的学者大概不会完全认同该书关于日本的观点，印度问题专家也可能会对有关印度的内容提出异议。从这方面来说，作者写这样一本书是要有相当大的胆气的，这本书在学术上完全可能陷入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这本书在出版后也确实引起了极大震动，评论甚多。由于该书的中文版尚未出版，大部分评论出自于西方学者之手，而其中有不少持肯定态度。作者引用的大量西方文献可能会造成部分中国学者的困惑，但却唬不住西方学者，想来这些专家学者不会仅仅因为该书出自一位中国研究者之手就给予它如此之高的评价。其实，尽管作者本人是一位中国通，但在他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还是通过引用西方人的著作进行论述的。这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缺陷，它使作者的眼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所谓的“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在这本书中应该是并不多的。

这本书的确应用了大量第二手资料，然而，就这样一个课题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如前所述，该书的论证方法是把前人提出的种种西欧优越性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东西方的对照比较分析，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要求应用大量第二手资料，也只有依赖学术界已有的成果，特别是比较重要、带有权威性的成果，才能证明作者所提出的新观点的合理性。

二、《大分流》启示录

如前所述，《大分流》是一部以比较研究为主的著作，作者的结论固然新颖独特，但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具启发性的却是对东西方的比较方法。无论是比较单位的选取，比较标准的设定，还是一系列具体因素的比较过程，以及比较过程中提出的问题，都有不少与学术界传统观念（不仅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不同的看法，一些具体的手段也非常值得参考。

首先，该书在大部分情况下抛开了传统的比较单位：洲与洲、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而使用各方面条件（面积、人口、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主要的比较单位，如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中国的岭南与法国、大陆欧洲与中国、西欧与东亚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既然研究的对象是现代化历程，是长期发展道路，直接比较核心区才能获得足够的可比性。作者选取的具体的比较单位也许并不完全合适，但选取比较单位时注重对等性和可比性，这个出发点无疑是合理的。

这样选择比较单位，使很多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因素呈现出了新的意义。举例来说，在商品市场问题上，中国学者比较重视商品的远距离运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否，其次是区域之间的市场。地方市场仅在区域研究中才受重视。而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的一些省，如山东，是“具有国家规模的地区”。山东1800年的人口高于全法国，18世纪该省年平均输入的粮食足以养活70万到100万人——高于波罗的海贸易养活的人口——输出的粮食数量大约与输入相等。因而，这一个省从事的粮食贸易可以与欧洲全部的长距离粮食流通等量齐观；而该省内部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流通，因为这样的输入量仍不能满足其城市区域的需求（还不必说它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区）。也就是说，中国的省内和省际商品市场，无论是流通量还是影响的人口数量都超过了西欧的国家，运销的距离也并不比西欧商品短，因此，省内市场的作用与西欧的全国市场相同，省际流通可以认为相当于西欧的国际贸易。同理，长江中上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关系，江南与华北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西欧与东欧之间的关系。国界不过是人为的行政界线，它们只在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时才有经济意义。

作者对可比性的注重并不限于如何选择比较单位，不同地区的不同背景，同样会影响可比性。在一种背景下是必须的东西，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是多余的，这样的因素实际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也很难比较出优劣来。例如，有人认为：由于缺少科学团体，中国（和其他社会）缺乏足够的手段传播新的和有用的知识。这些科学团体无疑应该是欧洲的一个优点，作者在承认有组织的科学团体对综合性发明的普及和精英科学与工匠知识之间的交叉传授所起作用的同时，指出在欧洲，这些正式的科学团体实质上通常是为了保护科学发展免受某个敌对的教会的干扰而设立的，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类有权力和有敌意的实体。因而，这些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具体机构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作者也指出，在中国，科学技术的传播有着东方背景下的自己的渠道：精英人物之间通过书信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些信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文件；中国存在着活跃的书籍贸易，农书医书数量庞大；地方官员的推广提倡等等。

其次，该书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交互性的比较，双方或者多方比较中不以任何一方为标准。如前所述，英文“Great Divergence”，译成中文时有多种译法，实际上，彭慕兰教授本人最钟意的是“大歧变”，他认为“歧变”这个词既有分歧或分离的含意，又有变革的含意，而这本书所描述的，正是分离与变革的关系。中译本曾一度按作者的意见定名为“大歧变”，但译者最终选定“大分流”，是因为“歧”字在中文中有时会令人联想到正路和歧路之分，这一点恰恰违反了作者本意。在作者看来，东西方的道路没有偏正之分，如果一定要说偏正的话，也可以说它们是互相偏离。东西方19世纪的分流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态势，没有哪一条道路能被视为惟一正统的道路。

正是由于作者不以任何一方为既定标准，他在研究中才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命题，即，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我们知道，欧洲的史学家们在解决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这个问题时，经常的做法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作者并没有否定这一命题，他只是认为，英格兰的道路不是历史发展的标准模式或惟一正确的模式，因而在我们问“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的同时，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在以西欧道路为模式，寻找江南对英格兰道路的偏离。这样的西欧中心论，不仅主宰了一代又一代西方史学家，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影响也同样巨大（或许甚至更为巨大），即使是完全不进行中外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很少能避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不谈西欧是否经济发展的中心，避开中国近代的发展是否属于冲击—反应模式，但我们会本能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先进，所以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优于明清的封建主义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优于中国近代以前的市场制度，资本主义农场优于中国的租佃制，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优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企业……即使我们用“现代社会”和“传统经济”之类术语代替“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事情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在谈论明清以至近现代的历史发展状况时，经常会分析某种因素是否已带上了资本主义性质，某种因素是否仍属于封建性质，某种因素是否多多少少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也就是说，我们衡量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经济发展时是以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标准，实际上也就等于是以西方为标准。《大分流》不以任何一方为标准，也就甩开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类概念化的词汇，直接进行实质性的比较，分析东西方的各种因素对商品经济、生产力、资本积累……直至工业革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举例来说，政治制度应该是最能体现社会性质的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国家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封建制度，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大分流》告诉我们，在18世纪以前，不但欧洲存在各种各样政府授予的垄断权、特许权、包税权，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甚至欧洲的买官现象也比清前期严重得多。这些因素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应该是负面大于正面。自由竞争的市场，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市场上要有复数的买主和复数的卖主，中国绝大多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符合这一标准。甩开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的优劣观进行客观评价，显然清政府的政策对发展商品经济更为有利。

股份公司是18、19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也是西欧优越观的一个重要支柱。而彭慕兰却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初期，铁路时代到来之前，绝大多数工业企业就其规模来说，并不需要股份公司筹集资金，不但中国的家族资本有足够的力量提供资金，即使是西欧的企业，也多是由家族负责筹集资金的。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胜败的机率相等。股份公司的最大用途和真正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如果我们用一个中国学者熟悉的术语表达，这该可以说是一种“超经济强制”了。

中国历史上流行过的土地“优先购买权”，无疑是一种宗法制度的残余，属于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中国学者关注的往往是它在明清以迄近代是否还存在，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否妨碍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而《大分流》一书却直接去分析这种习俗限制对生产力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指出它可能会使土地所有者的钱受损失，可能阻碍土地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但在基本技术知识普遍共享的条件下，即使是最有才干的农民在一定的土地上的收获，与一个技术较差但受习俗偏袒的农民能够得到的收获，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很大。而且并不是每一笔受习俗制约的交易都会使土地落入一个技术较差的农民手中，所以它对生产力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同时欧洲土地买卖受到的种种限制，却可能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应用。

再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妇女不能抛头露面的道德规范，似乎都强烈地限制了妇女劳动力的商品化。该书却认为，西欧妇女离家外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度也许更大，但中国妇女在家内从事商品生产，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产品的自由度却无疑高得多。特别是在纺织业这一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产业中，西欧的行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女性进入，而中国妇女的纺织工作却受到政府、社会、文化和习俗的鼓励。

这种比较中最明显的一个实例是对中国和英国煤矿地理位置及地质构造的比较。在我们看来，这完全属于自然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虽有重大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煤矿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影响，充其量不过是距离和运输的问题，比如江南距山西的煤矿较远，获得这种燃料比较困难。至于地质构造，影响的大概主要是煤的开采难易，煤矿成本高低等方面。我们或者也会去探讨一下，山西煤矿的地理环境，如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外运费用高昂等会不会妨碍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产生。但《大分流》的比较，却直接关系到对生产力的作用，而且是对蒸汽机这个工业革命中最伟大的发明的作用。在该书第一章的结尾谈到，中国和英格兰的煤矿业者面临的技术问题有根本的不同。英国的煤矿经常渗水，为了把水抽干就需要有一台大功率的水泵，蒸汽机就是为此发明的。中国西北的煤矿中水的问题要少得多，相反，它们非常干燥，以至自燃成为经常性的威胁。尽管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充分解决，但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描述的通风技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尖端的。而即使有更好的通风技术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改善，通风技术也不会像蒸汽机那样，能够帮助解决煤（和一般商品）的运输问题。因而，正是英国煤矿的地质构造决定了蒸汽机诞生于英国，并最终引起一场技术革命。

这本书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时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不因为西欧后来的发展结果而认定其历史上的优势，亦不因为东方后来的落后而抹杀其历史上的先进。当然，就历史的一般发展过程来说，任何一个史学家都会这样看问题，我所指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一些今天人们只要一提到，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归类为先进或落后或无关紧要的东西。书中多次强调，西欧18世纪以前的某些因素只是在回溯分析时才显示出优越性，如果不看19和20世纪的结果，这种优越性就不一定存在。同样，中国的一些东西也是由于从后来的情况回溯才显得不那么重要。

例如，中国华北植棉区在17到18世纪推广了一种纺纱用地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发明，完全不涉及技术问题，它的作用是保持纺纱时的湿度，降低干燥气候对棉纱的影响。我想，它的发明大概是受到了当时储存甘薯或蔬菜的地窖的启发。该书认为，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任何一种形式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品生产都会归结为“落后”，这些地窖才没有被看作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突破。作者在这里再一次直指这个发明的实质意义：它在当时使一个其人口远远超过任何欧洲国家的地区能够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纺织品，并极大地减少了季节性失业。同时，这个纺纱地窖的设计尽管很简单，但需要掌握它的人却属于最贫穷、居住最分散、文化水平也最低的社会成员，因而它在华北这样一个大区中的迅速推广，说明了中国存在一些人们至今不够了解，但却相当有效的技术传播机制。

甚至对于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发明——蒸汽机，作者也认为，它们的能力和价值仅仅在现代人的回溯中才是肯定的。而在18世纪，这种机器的巨大成本、笨重体积和其他问题困扰着使用者，除采煤业外，其他工业部门和其他发明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改良水车上，只有在采煤业中蒸汽机才具有明显优势：在一座煤矿中，蒸汽机的笨重不是问题，它庞大的燃料消耗成本——随着与煤矿的距离拉长而迅速增加——也不成问题。蒸汽机使用的燃料通常是劣等煤，价格低廉，不值得人们花钱把它们运到别的地方去卖，因而蒸汽机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的。如果除去由其他相关行业的工匠转让技术所赋予的一些附加优势，除去能够通过附近煤矿的应用获得有关知识，再除去煤自身的低成本，那么蒸汽机很可能看上去并不值得推广。

作者在太多的地方强调了西欧优势的回溯性，为了说明这些观点，又作了大量的假设。于是我们看到：假如欧洲没有在19世纪转向矿物燃料，假如燃料短缺延缓了欧洲工业发展，别的地方首先产生了某种突破，那么欧洲壁炉造成的热能浪费，可能会成为一种严重的技术缺陷，造成这一地区的落后，而中国的火炉由于能够更有效地捕捉热能，就会具有更大的革命性。假如新大陆没有提供大量的纺织纤维原料，欧洲的纺织机器看起来就可能更像引人好奇的古董，而不是一个伟大变革的中心组件，我们现在就可能正在援引欧洲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低水平，说明严重的技术落后使欧洲必须把大部分土地用于粮食作物，因而导致这些精巧的但却不合时宜的发明创造早早凋萎……

当然，作者排除后世的结果，通过种种假设去除掉种种后来的关联（哪怕仅仅是偶然的关联），然后告诉我们，尽管18世纪西欧已出现蒸汽机，出现机器纺织，但西欧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并不比中国明显先进，这样的一种比较方法及结论是否妥当是有疑问的。但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在后世看起来其意义确与当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必然偶然的关联加入其中，带来了许多当时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完全根据后世的结果和后人的眼光评论历史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对华北的纺纱地窖给予更高的重视，对中国的火炉和烹饪方法给予更高的重视，甚至对中国农民以农作物秸秆为燃料的作法给予重新评价（今天我们把这种作法看作破坏土壤肥力、影响生态平衡的落后行为，但在《大分流》的作者看来，这使中国农民获得了相对充裕的燃料来源，使中国森林的毁灭速度放慢，从而增加了可以用于工业发展的木材）。我们或许应该对我们过去认为是小农经济、传统经济甚至典型封建制度的许多事物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给它们以新的评价……

要进行比较研究，各种经济指标的估算必不可少。这本书也进行了大量的推算，其中一些计算相当细密。为了更有说服力，作者在计算时总是尽可能使计算结果向不利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方向倾斜，尽可能使对中国的计算更为保守。我不能说书中的所有计算事实上都是如此，但作者确实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几乎在所有涉及东西方比较的计算中，作者都会指出他为了使对东方的估算更保守而采取了那些措施。此外，一些“反事实”的推算也颇具新意。三、摘瑕求疵《大分流》

《大分流》中有不少会引起争议或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我们应该说，任何一部能够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观点的人文或社会科学著作都会引起争议，也都能让人挑出毛病。有争议正说明了观点的独特，见解的新颖，说明一部作品值得重视。而一部全面推翻旧观点的著作，也必定有其不成熟之处，难免存在种种问题。更进一步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挑不出毛病的书就不是好书。瑕不掩瑜，这些毛病不会影响一部好书的价值，但这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它提出批评。不过，我的专业领域是中国经济史，所以只能对书中有关中国的一些论述摘瑕求疵。

如前所述，彭慕兰教授本人是一位汉学家，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史，这本书又是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我们有理由预期这本书表现出中国研究的真知灼见。但书中征引的中文文献却仅有40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例如该书对中国的区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岭南和华北，作为一个比较对象，在书中华北的重要性仅次于江南。但作者对从翰香教授领导的“中国近代农村研究——华北平原”课题的研究成果只字未提，而这些研究是学术界公认的华北区域史以至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作法本身无可非议。但推理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在有许多不同线索时，对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联系进行综合分析，当大部分分析指向一个结论时，这个结论就可以成立。另一种则相反，材料太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研究者只好依靠这仅有的材料作逻辑性的演绎推理。这样的推理往往可能有不止一个结论，而在推理者本人的主观影响下，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偏差。《大分流》中关于中国的很多推理分析都是在只有很少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也可以说是作者在没能充分占有史料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举例来说，在第一章中，作者在比较欧亚两大洲的生产力时提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有明显更高的生产力。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寿命更长或生活更好，这意味着在欧洲和亚洲的商品竞争中，欧洲的制造业者没有因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而处于劣势。所以如果欧洲的工人有较高的生产力，他们就应该能够在亚洲市场上出售其产品。但是，正如所有的记载一致同意的，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要比在国内为亚洲商品——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的消费品——寻找市场困难得多。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相当长时间中，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得到了重要的欧洲市场（并且不仅是在富人中）。

这是在缺乏生产力的比较数据时作者进行推理说明的一个例子。这里作者的逻辑是，欧洲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亚洲人高，说明他们没有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他们的生产力更高，制造业者为单位产品付出的成本就应该较低，他们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较高。既然欧洲商品没有表现出这种竞争力，就反证出欧洲劳动者的生产力并不比亚洲高。就一般的成本价格理论来说，这种推论不能算错。但是第一，尽管作者强调比较的是“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与“他们在欧亚大陆各地的同行”，但19世纪以前，欧洲和亚洲之间贸易的商品一般说来（纺织品除外）不是同类产品，没有互补性或替代性，它们本身从使用价值来说不可比较，不存在竞争，因而它们的成本对其市场状况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怎么能从欧洲钟表在亚洲的市场不如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市场大，推论出欧洲钟表工人的生产力不如中国的瓷器工人？第二，以18世纪之前的交通运输水平，西欧与东亚之间漫长的运输距离和困难的运输条件使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成为具有异国风味的、或多或少带有奢侈品性质的舶来品，所以，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要比在国内为亚洲商品寻找市场更为困难这个事实，说明的不是欧洲劳动者的生产力高低（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作者是对的，即欧洲工人的生产力不见得比亚洲人更高），而是欧洲人口中愿意买也买得起异国风味商品的人更多，这暗示出有可能欧洲人比亚洲人生活得更好。如果我们考虑到欧亚两洲巨大的人口差距，这一事实的意义就会更大。第三，以18世纪以前的信息反馈条件，欧洲商人很难充分了解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亚洲人的消费习惯和市场状况，所以，他们送到亚洲来的商品可能不符合亚洲市场所需，但他们了解欧洲，他们在亚洲为欧洲市场采购的商品会符合欧洲市场的需求。如果是亚洲商人到欧洲去做生意，应该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史料中缺少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以反映前往欧洲的亚洲商人不如到亚洲来的欧洲商人多。第四，作者在书中多次谈到中国的白银需求的作用，指出不应该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当作为弥补欧洲“贸易赤字”而转让的抽象价值，而是必须把白银本身视为一种商品，一种以矿物为基础的精炼产品，在西方能够远比在亚洲任何地方更廉价地生产，在中国为广大民众所需求。如果作者的这一观点成立（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观点），那么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更为困难就不是事实，欧洲人在亚洲出售白银商品并不比在欧洲出售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至棉布等更为困难。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为商品寻找市场的难易体现了成本的高低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中国商品在欧洲更容易出售就应该意味着中国商品的成本更低。尽管我们没有欧洲工人生产力更高的证据，但同样，作者也没有提供中国工人生产力更高的证据，如果生产力方面没有重大差异，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就只好得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实际工资较低，因而生活水平较低的结论，而这是与作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我无意于否定作者的观点——无论是对于生产力的比较还是对于生活水平的比较。尽管生产力的比较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作者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生活水平的多方面的比较却相当有说服力（我自己在研究清代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时也倾向于认为，清前期江南地区的农民——特别是从事原始工业的农民——生活程度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即使是华北这样的地区，从事乡村工业的农民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我在这里只想说明，在17、18世纪的条件下，欧洲商品在亚洲和亚洲商品在欧洲的命运，不能直接和商品成本以至劳动生产力挂钩。这样的推理确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同样的逻辑也可能引出相反的结论。

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推理。作者在附录B中通过估计18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场使用的肥料，对土壤中的氮循环量作了一个比较。他假定一个重建的“典型”华北农场典型的两年三熟轮作制是种两季小麦和一季大豆，假定一个模拟的英国农场一年一熟，两年种小麦之后种一年固氮作物。一季小麦生产每千克麦粒及其麦秆大概要从土壤中吸收约0.0234千克氮，在欧洲，麦秆是经过翻耕回到土壤中，因而每千克小麦实际消耗0.0214千克氮，在华北则假定麦秆全部用作燃料之类。18世纪英国小麦平均产量为每英亩523千克，华北约为每英亩306千克。所以在6年的周期中，英国农场每英亩土地生产了4季小麦共2092千克，华北的农场生产了6季小麦共1816千克。英国农场的小麦在6年中从每英亩土地中吸收44.77千克氮，华北农场的小麦吸收了42.49千克。

接下来是氮的补充。华北的农场每英亩比英国农场多施60%的肥料（按重量计），施肥次数也较多，所以堆积过程中损失的养分可能较少。中国大部分家畜粪肥来自猪，而英国的大部分肥料来自牛，前者的质量优于后者。以比较短的间隔施用较多的质量更高的肥料，中国的施肥方式比英国的施肥方式应该对土壤更为有利。在固氮作物方面，华北通常是大豆，英格兰是三叶草。在现代条件下，不同品种的三叶草固氮平均数为每英亩60千克左右，大豆为每英亩48千克。由于中国农场6年中种三季大豆，而英国农场种两季三叶草，平均性能的比较再度偏向于中国的农场（每6年144:120千克氮/英亩）。作者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对英格兰或华北都不能做出准确的氮循环量估计。然而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华北的处境并不更坏；有许多证据表明它的情况更好。”[2]

这样的一种比较方式无疑非常细致，它把当代农业科学引入了历史研究中，此点也非常重要。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不要说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即使是农史研究，我们也很少见到类似的计量和比较，而经济史研究本身就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交叉，从这个角度说，这里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参考价值比这些具体数字要大得多。至于这些具体数字，如果作者仅仅想要说明，华北农民精耕细作的施肥方式更能够维持土壤肥力，那么他的目的是达到了。问题是，作者通过这些数字是要说明，华北的土壤并没有处于危机状态，尽管生态环境脆弱，但生态问题并不比欧洲更严重。作者的逻辑是：一个6年的周期中，华北农场每英亩小麦比英国农场少消耗2.28千克氮，同时，比英国农场用更合理的方式多施了60%的优质家畜粪肥，多种了一季固氮作物，所以华北的土壤一定比英国的保持得好，或至少不比英国差。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在6年的周期中，英国农场共生产小麦2092千克/英亩，华北农场为1816千克/英亩，小麦产量高低的具体原因姑且不论（要知道，人们也可以假定华北小麦低产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恶化），但华北的农场为了保持一个低水平的产量，补充一个较低的氮消耗量，却必须施放更多的高质量的肥料，种植更多的固氮作物，从这一点讲，是否也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即华北的地力更为衰竭，华北遭遇了更严重的生态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华北农田两年三熟轮作制的重建，即2年收获两季小麦一季大豆，6年收获6季小麦3季大豆，本身就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如果6年中一块土地能种植6季小麦和3季大豆，农民有什么理由不去种6季大豆，从而变成一年两熟？事实上，华北的气候条件和18世纪的农业技术根本不允许这样的一年两熟。我的同事郑起东教授在研究华北农业改制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清楚[3] ，华北平原小麦产区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典型安排是麦——豆或晚秋作物——大秋作物，因为小麦收割后才播种的豆类和晚秋作物成熟期晚，收获后当年来不及再播种小麦，只能等待下一年春季播种大秋作物，秋收后再种小麦。也就是说，在一个6年的周期中，共收获3季小麦、3季大豆和3季大秋作物。诚然，该书曾说明，在中国和欧洲，实际应用的轮作方式都非常多，这里只是其中的一种。但问题在于恰恰是这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成立。华北的大秋作物以高粱、玉米、谷子和棉花为主，大豆在轮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是麦收后可种的惟一作物或必须作物，晚谷和晚玉米也常可见到。大秋作物的氮消耗量我们不清楚，不过华北地区高粱和玉米的单产（以重量计）一般高于小麦，秸秆也比小麦的高大，而氮元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枝叶的生长，所以大秋作物的氮消耗量大概不会比小麦更低；晚谷和晚玉米产量相对较低，氮消耗量无从推断，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这些作物只会消耗氮而没有固氮作用；棉花则是作者认为极耗地力的作物。按照作者的逻辑，这种情况下华北的土壤问题应该更为严重，因为增加了氮消耗量而减少了固氮量。这里再一次要说明的是，我无意否定作者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也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即以华北地区的施肥水平，在维持了小麦加上更高产量或更耗地力的大秋作物的同时，补充了更高的氮消耗量，并且每两季作物之后并不一定必种一季大豆，这样的事实恰好说明华北的土壤本身尚保持着相当的肥力，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不必完全依靠人工手段自我恢复肥力的能力。

上面所举的推理实例，尽管不够严密，尚可以不影响作者的观点，但对华北地区棉花种植状况的分析过程就不是这样了。作者为了说明18世纪末以前中国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不低于西欧，对1750年前后的中国棉花产量作了一个估计，提出1750年前后中国棉花的总产量至少与1870年同样高，或者肯定与1900年同样高。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华北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在1750年到1870或1900年之间有重大下降。

这个结论是分两步得出的，第一步是数字计算，根据克劳斯的估计，1900年山东和河北加在一起只有300万亩棉田，到1920年代增长到500-600万亩，1930年代甚至更高。而方观承的《棉花图》，描述18世纪直隶省保定以南有20-30%的耕地是棉田。1820年直隶有3500-5000万亩登记的土地，乘以20-30%，结果是只在这一个省就有700-1500万亩棉田。即使山东和河北只有10%的土地植棉，也意味着1700-2400万亩，即1900年数字的6-8倍。因而，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华北在1750年可能种植了比1870或1900年多得多的棉花。[4]

这些数字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尽管方观承在清代封疆大吏中是较有作为的一个，但18世纪时清政府并没有统计过不同作物的播种面积，方观承所谓保定以南十之二三的耕地种棉，只不过是一种印象，一种估计，直接用这种比例来计算植棉面积，是相当危险的做法。而且当时直隶植棉面积的扩大正是方观承本人大力推广的一个结果，编纂出版《棉花图》又是推广植棉的一个手段，这样一种比例估计是否真实，能否长期保持都是问题。至于20世纪的棉花种植面积，我不知道克劳斯的估计依据的是什么，但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在我国首次实地统计棉产，山东河北两省的棉花种植面积是961万亩，加上河南省共有1103万亩。而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当时人普遍认为数字偏低。[5] 克劳斯1920年代的数据既与实地调查相差悬殊，我们当然有理由对他1900年的估计提出怀疑。

第二步又是一个推理演绎过程。作者提出，其他资料间接显示了同样的情形。山东和河北的人口从1750年到1913年增长了80%左右，而耕地面积增长得非常少。在中国其他地方，人地比例的恶化主要通过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实现平衡，单位面积产量增长则通过更为密集地使用肥料（粪肥和豆饼）、提高复种指数和每亩地使用更多的劳动（例如极为仔细的中耕）取得。但华北种植的粮食作物不像水稻那样能对增加劳动投入产生引人注目的反应；肥料投入的增加主要限于粪肥，因为效力更好的豆饼也更贵；比较短的生长季节排除了复种作物大量发展的可能性。此外，1853年黄河改道以后不断恶化的涝灾和土壤盐碱化问题完全可能引起山东省成百上千万亩土地的产量下降。所以，看来最可能的是，1750到1870、1900甚至1930年间，华北必需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数量比它的耕地数量增长的要快得多；这种情况反过来暗示出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棉花绝对产量可能有明显的收缩。[6]

这段话中包含了双重意思，第一，华北的粮食单产没有提高，反而可能下降；第二，华北的粮食必需自给，所以在土地增长不能与人口增长同步时，就要缩减棉田面积。

华北粮食作物单产和总产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定的增长，我的同事徐秀丽教授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研究，这里不再赘述。[7] 然而，《大分流》对华北肥料投入的描述显得有点古怪，竟会认为华北农民只“因为效力更好的豆饼也更贵”，就不去增加豆饼的使用——尽管该书在谈到江南的农业生产时，特别强调了豆饼肥购买量急剧增长的意义。如果价格更高的豆饼效力也更好，华北的农民为什么不去使用呢，他们与江南农民的思维模式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19世纪和20世纪华北地区豆饼肥料的应用水平不应该比江南差。江南的豆饼主要来自东北，而华北的豆饼却主要产自本地。近代以降，华北成为我国大豆第二大产区，花生第一大产区，棉籽亦是榨油原料。乡村和集镇上的榨油业蓬勃发展，植物油和各种籽饼成为华北最重要的物产之一。与江南相比，华北的豆饼无需长距离运输，在有油坊的乡村，农民甚至可以直接向油坊购买，不通过商人作中介，所以价格肯定要比江南的低。不过，华北种粮食的土地上较少使用豆饼却是事实，因为豆饼的确比其他农家肥价格更贵，所以更多的是在种植经济作物时使用。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华北是否必需粮食自给，我们知道，东北地区在18、19世纪开始得到全面开发，此后迅速发展为一个商品粮重要产区，华北密迩东北，从东北输入粮食比较方便，华北没有必要粮食自给，因而，华北的经济作物比重可以不受必需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数量的限制。实际上，华北地区近代经济作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相关，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种植经济作物出售，换取粮食，是华北农民的一种经营模式。经济作物——包括棉花在内——恰恰是需要更为密集地使用肥料和每亩地使用更多劳动、单位面积产值较高、能换到更多的粮食，从而可以平衡人地比例恶化的作物。植棉甚至作为一条缓解人口压力和解决民食问题的出路而受到官方的重视。[8] 所以，以人地比例恶化为理由推断华北棉田面积缩减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没有可供比较的数据支持，但种种其他资料间接显示，华北的棉花种植面积自18世纪到19、20世纪是逐渐扩大的。我在研究华北农村棉纺织业时曾翻阅了华北地区近千部地方志，根据这些方志统计，18世纪华北植棉的县大致占冀鲁豫三省总县数的一半左右，而到清末，达到了76%，民国初期继续增加。也就是说，从地域看，棉花种植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然，仅此尚不足说明问题，华北现存方志1600余部，我所查阅不足千部，而且保存下来的方志数量越到后期越多，方志编纂的质量也是越到后期越好。18世纪及以前的情况，在方志本身的记载和我查阅方志的过程中都会有所遗漏。不过，18世纪以后华北棉纺织业生产和商品棉布的输出数量都有巨大发展则是毫无疑问的。[9] 从翰香教授在研究华北市镇及贸易时指出，华北推广植棉始于明代，清代中叶前后又有较大发展，19世纪末叶以后，国内外市场需求激增，促进了植棉业的加快发展。[10] 徐秀丽教授专攻华北农业生产，她也认为18世纪以后华北的棉花种植是扩大而不是缩减，华北三省棉业的大发展都是在民国以后，随着国内棉纺织业的迅猛发展，对原棉的需求量大增，质量要求也大为提高，植棉的扩张遂与棉质的改良齐头并进，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也为植棉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1]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同属一个课题组，但研究工作却是各自独立进行，互相之间没有影响，殊途同归，分别从棉花种植、棉花的加工利用和棉花的流通三个方面说明了棉业的扩大，这样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前面所引《大分流》的一段话中，还有一层作者没有明言，但实际包含了的意思，即，华北的棉花单产也没有提高。如果棉花单产有所提高的话，在种植面积缩减的情况下，总产量仍然有可能不下降。作者用棉花种植面积缩减来说明总产量下降，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华北的棉花单产一直没有提高。如果仅与1870年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到1900甚至1930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华北地区开始引种美棉，20世纪前期全面推广，发展相当快，而美棉与原来华北种植的亚洲棉相比，纤维较长，产量也更高。在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单产提高的情况下，作者所谓“1750年前后中国棉花的总产量至少与1870年同样高，或者肯定与1900年同样高”，至少在华北这个大区是不正确的。

书中对中国经济区中最重视、论述最多的是江南，在对江南的研究中出的问题也更多，但我不准备对此提出批评。一来是本文篇幅有限，二来，黄宗智教授对《大分流》的批评集中于江南经济[12] ，彭慕兰教授也写了分量很重的应答文章准备在《历史研究》发表，读者从他们的争论中能够看到的东西更多——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赞成黄宗智的意见，也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彭慕兰的看法。

摘瑕求疵到此为止，毕竟，以我这样一个沉浸于华北区域史研究十多年的人，指摘一位西方学者对华北经济史的理解，多少显得有点不够公平。但话又说回来，春秋责备贤者，唯其由于《大分流》是一部出色的著作，我们才会希望它更为出色。有谁会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心血去评论一部平庸之作呢？

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经常的一种感觉就是震惊：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东西方是可以这样比较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提出的，原来事物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刺激我的评论欲望，但也正因为它的新奇独特之处如此之多、它的亮点如此之多，以至我无法把我的评述写得更全面也更有条理，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借用吴承明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贡献” ，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13] 注释

* 本书由笔者翻译，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种出版。

[1]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0页。

[2] 《大分流》附录B。

[3] 郑起东：《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8-130页。

[4] 《大分流》附录F。

[5] 徐秀丽：《中国近代农村研究——华北平原》第5章（未刊稿）。

[6] 《大分流》附录F。

[7]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34页。

[8] 徐秀丽：《中国近代农村研究——华北平原》第5章（未刊稿）。

[9] 《近代冀鲁豫乡村》，335-384页。

[10] 同上，146-147页。

[11] 徐秀丽：《中国近代农村研究——华北平原》第5章（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