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一、引言

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基本上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为实施扩张性政策作了最好诠释。但从时间序列看，这是自1992年以来第六个下降年头，1999年预测GDP增长7%，意味着下降之势将持续下去。纵观1998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财政扩张，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跟进迟滞；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相应跟进；消费增长平缓，失业增加和物价下滑无全面改善的迹象；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出口严重下滑，外资增速下降。

1998年，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性措施，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这是改革以来政策力度最强的一次。然而，扩张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这就表明，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权力已不完全操在政府手里。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是政策工具性原因，还是制度上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统收统支的集权式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人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财力的削弱，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约束依然很软，经济的周期波动仍以国有部门的启动为先导。同时，市场化使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而非国有部门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1993年7月开始的经济调整，从紧缩国有投资入手，通过拉高利率抑制非国有投资，实现了“软着陆”。间接控制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国际经贸形势骤变，“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重振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再次把财政扩张和与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因此，投资再次成为宏观分析关注的中心。本文将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阻滞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进而说明目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组合的条件和方向。

二、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2-1 景气循环：国有投资拉动和非国有投资跟进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我们用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比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见表1）。198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张杰，1997)。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是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左大培，1998)相符合。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力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都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8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

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但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地剌激起经济景气，或者说，在制度上还没有创造出非国有部门预期的发展空间，非国有投资的跟进是困难的。

表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有关资料计算。

2-2 ，国有部门失衡：资金供给稳定和产出份额下降

如前所述，国有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特征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和银行改革相应滞后，资金供给与产出份额的变动是不对称的。从表2可以看出，在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产出的份额快速下降，从1985年的69%下降到1997年的38%，但国有部门融资在总融资中的比重下降有限，同期从66%下降到52%，1998年国家增大国有投资，其比重还会上升。与此相适应，在用银行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和62%。国有部门产出份额下降的同时，资金供给份额虽有下降，但与产出份额的下降不成比例。与此相对照，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已占2/3，而得到的资金供给，特别是银行资金仅占1/3。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服务对象，没有改变自己的资金供给渠道。从国际经验看，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一般只有大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中融资，如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基本与此无缘。除内源资金外，大量中小企业的外源资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即使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企业外源资金的供给也主要来自银行，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大规模利用贷款解决企业的外源资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信贷资金过于集中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银行无法将资金贷放给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非国有企业。就使得产出与信贷相脱离。

表2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产出份额的变化 (%)

注：(1)由于固定资产总投资基本上是用于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表中只列出了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部门的比例；(2)在第二产业中，国有部门所占比例是根据国有工业和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割的，这会低估国有部门，但趋势可信；(3)第三产业的情况比较复杂，1985年主要根据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中国有部门的比重分割，当时非国有的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比重较小，我们作了估计修正。(4)从 1991年开始，国家公布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本表列出1997年的估计值，分部门估算的依据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非国有占80%，个人服务100%，公路交通中客、货运为80%，金融服务为10%。可以说国有比重略微高估，因为在这一时期，很多领域已经开放，如通讯中的寻呼机市场等等。

2-3，制度性“软约束”和特殊“安全”准则：投资资金供求与效率脱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的保证就大，就易于获得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资金，其资金需求也较谨慎。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尚未形成投资供求的市场机制。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衰退，但资金需求依然旺盛，资金供给也相对容易，资金并没有从这个部门中撤出多少。主要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一种“保护”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导向，随之而来的是体制性“软预算”机制和特殊的“安全”准则。

“软预算”有两类：一类是体制性的，一类是非体制性的（平新乔，1998）。中国经济中的“软预算”基本上是体制性的，它来源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改革的推进改变了它的实现方式，从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变成银行渠道，同时逐渐硬化了银行的贷款约束。但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尚未根本改变以前，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而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地方金融机构与城市集体和乡镇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只是资金量供给量相应较小。只要银企之间存在着体制性“软预算”关系，企业就会表现出对资金旺盛的需求。在资金供给方面，银行必须考虑贷款的安全性，但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