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2.GDP 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偏低，就业的增长跟不上GDP 的增长，构成GDP 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矛盾。

根据奥肯定理，我们知道，的增长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扩张，其带动强度的大小可借助就业的GDP 弹性来反映。图2提供了1991—2003年全国就业GDP 弹性的变动示意图。从图2看，全国的就业GDP 弹性在1992—2001年间有平缓的上升趋势，但从此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并且从整体来看，就业的GDP 弹性数值偏小，平均仅有0.12，说明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薄弱。

注：2003年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经由作者自己而得。

就业是民生之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反映了人民的经济福利的提高。从上述两点我们发现，GDP 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经济福利的同步增长。

3.由于就业的增长有限，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推动GDP 增长的总需求增长中，就只能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同时，由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导致本国居民的储蓄不断增长，但这些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回报低，构成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

自2001年以来，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开始迅速上升，但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却继续低迷，甚至有微幅下降。这说明，即使是在2003年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的情形下，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仍然存在。

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另一面是储蓄的不断高涨，但居民的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使居民的资本收益下降。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情况下，考察国内储蓄是否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的一个最直接的就是比较国内投资和储蓄的规模。而全部机构的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无疑是衡量国内投资的储蓄规模的理想指标（袁志刚、宋铮，2000）。从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历年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存贷差额来看，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贷款余额一直大于存款余额。但从1994年开始，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上升，存贷差额变成了正数，且一直在增加。此外，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当国内投资小于储蓄时，行为人会选择对外投资。人民币资本项目虽然不可兑换，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李庆云、田晓霞，2000）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不足的事实。因此，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判断出当前的储蓄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确实存在。

4.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国内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对已经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讲，出口需求的增长和FDI 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一个经济过多地依赖外部经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将更加复杂，构成内外经济利益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占GDP 的比重一路上升，从1978年的9.8%飙升到2003年的60.4%，已占到GDP 总额的近三分之二。作为一个大国，如此大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随着外贸出超的积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截至2003年已高达4032.5亿美元。高额外汇储备背后蕴藏着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外汇储备背后对应的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剩余资源借给其他国家使用；第二，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到国外，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其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但是相反，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并且收益率较高，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回报大大高于中国外汇储备在国外的投资回报，导致利益的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我们在内外储蓄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是不足的，因此引进外资是合理的。但是，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储蓄过度，导致经济的动态无效（袁志刚、何樟勇，2003），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大量的FDI ，而且是越多越好？原因是FDI 对当前中国经济来讲，不仅带来资金，而且带来具体的项目，带来创新，带来先进的管理，带来知识产权与品牌，带来国际市场。一句话，FDI 的生产函数曲线大大高于国内资本的生产函数曲线，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国内投资的收益率。

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引入，中国经济的微观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社会公平机制建设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最终将中国经济的宏观效率。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背后，各类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重视，当前中国经济的波动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过热或者过冷所能够概括的。

如何当前的增长与矛盾

从上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增长背后的矛盾展开来看，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确实有别于中国以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轨迹。

首先，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来看，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1997年我国经济由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之后出现的，除少数中间产品之外，整个经济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状态。因此，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只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推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的位置上，增长是可持续的。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土地减少加剧、能源消耗加大，环境污染严重，中国最终还没有摆脱资源约束的困境，承受不了过快的增长速度。其次，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投资主体中的地方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还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信息的非充分性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样的投资行为就可能导致生产能力的重复建设，如不加以调控可能会出现进一步因总供给能力过剩而产生的通货紧缩。

除了上述对当前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一般性回答之外，我们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上面给出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国内我们已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在21世纪融化和城市化于一炉的发展要求和全球经济资源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合理配置要求之下的产业大转移是我们理解中国这一轮经济波动的关键所在。但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以全体劳动要素的低收入为代价，尤其是大量的转移劳动力，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虽然其竞争优势明显，但其收入增长有限所带来的后果（比如影响全体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最后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上的矛盾现象。

在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各地政府在追求政绩的动机下，以更低的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价格信号，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过度竞争，其结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过剩，后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靠进一步的投资来推动。没有本地或本国居民消费作为支撑点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通货紧缩压力的发展。

在消费增长缓慢，通货紧缩持续的情况下，为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宏观金融方面的政策又是不断地降息，尤其是居民的存款利率，但是居民的存款利率的不断下降，加之证券市场的疲软，居民在财富收入方面损失十分巨大。我们的另外一项表明，1997年以来中国居民财富收入的增长为负数，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过低的利率（尤其是通货紧缩结束之后利率变成负利率）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银行非理性行为一起导致了2002年以来贷款的波动，构成投资的进一步扩张，使宏观经济中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比例进一步严重失调。

自中国加入WTO 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是必须肯定的。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加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如果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就会将大量的经济利益转移到国外，随着对世界经济依赖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一轮经济增长和波动以工业增长为主，以投资拉动为主，以城市建设为主，以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为主，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和对中间产品需求的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跟不上制造业的增长。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应该立足于本国。从短期看，就是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改变政府职能，有效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建立较完备的社会公平机制，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机制，减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从长期看，就是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尤其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只有当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放弃劳动力低价优势，我们的产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居民的收入提高才能与GDP 的增长保持一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