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

《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月12日和26日分别刊载了贺学会“超边际分析还是内生经济分析”和赵红军“温故方能知新”的文章，探讨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新学派。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我发现他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理解不尽全面，这可能会对读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因此，我愿意将我眼中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以杨小凯教授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思想萌芽于中国本土，其体系则形成于美利坚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理论大树。近几年它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在青年学子中激起了热烈反响，并得到迅速传播。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要领略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我们必须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实质。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 ，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通途就开辟出来了。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同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分支学说的左修右补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它看来，经济学只需要一个框架。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等，将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

贺学会的文章说，杨小凯教授的贡献更在于“内生经济分析”。此话当然一点不错。但是，这样说却不能准确刻画出新兴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尔、克鲁格曼、罗默等人都是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其直接标志就是提高了经济分析的内生化程度。但是，他们的理论往往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此方面内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预见却又同现实大相径庭。他们的理论中，总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挥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论的生命空间。当你在新古典框架内左冲右撞总也找不见出口之时，你不妨因循杨小凯指点的途径前行，你会发现世界顿然变得开阔。无疑，新古典经济学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这种博大精深，才有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天高云阔。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充足的养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二

阿罗称赞杨小凯将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其实就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内核，正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但是，马歇尔却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分工问题。因为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处理古典分工与专业化概念的数学方法还没有发明。马歇尔于是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即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人不能选择其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外生给定的。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厂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给定的。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从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框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参见yang &ng，1993）。而斯密、杨格、斯蒂格勒、科斯、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则代表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将分工等经济组织问题视为经济学之核心。

要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形式化，新古典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要用到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也并非天外来客。它既同边际分析有关，又不尽相同。贺学会和赵红军的文章谈到超边际分析时，都以为其只包括两步，即首先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然后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只有这两步，那么在马歇尔时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边际分析不只包括这两步，他们忽略了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如果没有这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