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

丁晓蕾  2006-04-12

[关键词]马铃薯;传播;技术障碍;扩种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Potat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chnology, Society and Economy

Abstract: The article doe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preading course of potato from the angles of technology, society and economy. Spreading conditions and obstacles are expounded in details. It analyses the irfluences on potato spreading coming from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potato plant expanding on food produce and society in China.

Key words: potato; spread; technical obstacle; plant expanding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原产于南美,后经西班牙、葡萄牙传入意大利和欧洲,再传入亚洲各国。

在中国,由于受到技术及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马铃薯的传入和传播扩散过程曲折。但由于其具有营养均衡丰富、易于种植等特性,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逐步成熟,马铃薯在中国得到广泛栽培,中国也成为世界马铃薯生产大国。马铃薯的传入与传播一方面起到救荒济民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马铃薯的起源、进化与传入中国

(一)马铃薯的起源与进化

马铃薯属于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全世界共有8个栽培种和150多个野生种,它的起源中心一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安第斯山区及乌拉圭等地;另一起源中心是中美洲及墨西哥,那里主要分布野生种。[1](p340)今天在我国作为粮食作物和蔬菜生产的是马铃薯的栽培种(Solanum tuberosum L.),它起源于南美洲峡谷绵延的安第斯山中部区域。

马铃薯的野生种早在14000年以前就在安第斯山区遍布,但其由野生逐渐向栽培植物进化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2000年,[2]最终马铃薯离开安第斯山区来到欧洲,通过变异、杂交、选择、进化成为在长日照条件下也能结薯的栽培品种,这一过程大约发生在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通过染色体倍性研究可以知道,目前全世界除南美洲以外的栽培马铃薯都是欧洲马铃薯的后代。[3]

关于马铃薯的进化过程,谷茂等人结合M.T.Jackson,J.G.Hawkes,P.R.Rowe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秘鲁马铃薯原产地的调查研究认为:马铃薯栽培种是在人类干预下由野生种进化而来的,在进化的过程中,马铃薯栽培种保持了祖先的远系繁殖、自交不亲和或近交衰退的习性。遗传基因的高度杂合是推动马铃薯栽培种进化的内在动力,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进化的外在必要条件。马铃薯栽培种的无性繁殖保持了其异质性和杂种优势。因无性繁殖而导致的病害积累和危害问题在冷凉的生态条件下减缓。[4]

在中国,马铃薯的近交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等进化特点,在实际传播过程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进化特点使得马铃薯早期在中国的传播路径疑窦重重,引起学者们的多方争论。

(二)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径

(1)传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大陆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有争论。以翟乾祥先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马铃薯的引入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5-7]以谷茂先生为代表的观点则认为马铃薯最早引种于18世纪。前者的判断分析主要依据以下史料记载:《长安客话》(约1600~1610)卷2“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徐光启《农政全书》(1628):“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畿辅通志》(1682):“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松溪县志·物产》(1700)卷6:“马铃薯,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果如铃,子色黑而圆,味甘苦”;《天津府志》(1739)卷5《物产》:“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正定府志》(1762)中有“土芋,通志俗呼土豆,味甘略带土气息”等等。而后者观点的形成则主要依据对马铃薯的栽培进化过程的分析和对史料记载中马铃薯别名的考证。[8-9]

学者们争论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各史料中的“土豆”是否就是今天的土豆(即马铃薯)?其二,香芋、黄独、土芋与马铃薯的关系究竟如何?事实上,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著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仅仅凭借史料记载来对马铃薯的确凿传入时间、传入路径进行考证有诸多困难,以下笔者从生物学、栽培学的角度对以上涉及的几种植物加以考证,以期能更好地理解史料记载。

香芋、黄独、土芋与马铃薯的共同特点是:块茎或块根都呈球形,大小相差较小,都可以多种方式食用,并且都可以制作淀粉。但从生物学和栽培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别比较显著。①②

香芋(Apios americana),俗称地栗子,豆科,多年生蔓性宿根草本植物,表皮黄褐色,肉白色,块茎表面也有芽眼,与马铃薯很相似,只是块茎的个头小,结薯更为密集。

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薯蓣科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块茎有地上和地下,又被称为气生土豆(Air Potato、Air yam)。其地上块茎的形状较圆,《松溪县志》中所说“果如铃”其实是地上的块茎如铃,像马的铃铛一样,这也可能是它也被称为马铃薯的原因之一了。黄独原产南亚,属于热带、亚热带植物,在中国北方不能生长。

土芋,《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土芋。”仅凭史料中记载描述的土芋性状很难肯定它就是今天的马铃薯。以上三种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与史料中的记载多处吻合。

结合马铃薯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其传播过程的史料记载看,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俗名,如土豆、洋(羊、阳)芋、山药蛋、荷兰薯、爪哇薯、地蛋、洋番薯等;它的生物学特性,如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等问题,使得马铃薯的传播不像番薯等其他作物那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物种容易被淘汰和取代,从而导致其传播线路中断。史料的描述与以上几种容易混淆的植物的生物学特性都相符合,因此把香芋、黄独、土芋理解为今天的马铃薯,并就此推断出马铃薯的传入中国大陆的时间在明末还须进一步考证。

(2)传入中国的路径

由于马铃薯在栽培过程中有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的问题,所以与其他作物如番薯、玉米相比,它的传播链比较短,而且容易中断。而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气候差别大,马铃薯由多条路径、分多次传入中国的可能较大。

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的考证,马铃薯可能由东南、西北、南路等路径传入中国。

荷兰是世界上出产优质马铃薯种的国家之一,在盘踞台湾期间荷兰人将马铃薯带到台湾种植,③后经过台湾海峡,马铃薯传入大陆的广东、福建一带,并向江浙一带传播,[10]在这里马铃薯又被称为荷兰薯。

西北路马铃薯由晋商自俄国或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引入中国。[11]并且由于气候适宜,种植面积扩大,“山西种之为田”。[12](p144-145)

南路马铃薯主要由南洋印尼(荷属爪哇)传入广东、广西,在这些地方马铃薯又被称为爪哇薯,然后马铃薯自此又向云贵川传播,四川《越西厅志》(1906)有“羊芋,出夷地”的记载。

此外,马铃薯还有可能由海路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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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D.Reynolds,W.J.Blackmon.E.Wickemesinhe.M.H.Wells and R.J.Constantin,1990.Domestication of Apios Americana.In:J. Janick and J.E.Simon(eds.),Advances in new crops.Timber Press,Portland,OR.

② “Dioscorea bulbifera L.Dioscoreaceae/Yam Family”J.R.Magness,G.M.Markle.C.C.Compton,1971.Food and feed crops of the Unit- ed States.Interregional Research Project IR-4.IR Bul.1 http://www.fleppc.org/Pdf/Dioscorea-bulbifera.pdf

③ 1650年荷兰人约翰·斯特鲁斯(John struys)在台湾见到马铃薯的栽培,至今当地有马铃薯称为荷兰薯的习惯。

二、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马铃薯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其具有特有的生物学特性,所以其传播呈现出传播链短、传播容易中断、传播路线难以描绘的特点。在气候适宜地区,马铃薯种性稳定,能够持续生长传播,成为当地的重要作物。而在中国南方低海拔地区,马铃薯在无性繁殖过程中有严重的退化现象,如植株矮化,出现花叶、卷叶、皱缩叶,产量降低,病害积累等,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绝种现象,发生传播中断。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马铃薯的这一特有的生物学特点使得它的传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早期的缓慢传播与扩散

19世纪,马铃薯传入中国后,它的传播显示出一定的间断性。并且其主要分布区域与气候区相关。早期马铃薯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之后,其传播区域集中稳定在气候适宜,利于其生长发育和种性保存的高寒山地及冷凉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的山区。四川的方志中有较多关于马铃薯的记载内容,并以山区尤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四川方志中记载有马铃薯相关内容15条。[13]而在其他地区马铃薯被载人方志的则较少,虽然方志中没有记载并不能说明马铃薯在该地区没有栽培,但这至少可以说明,马铃薯尚没有被作为主要作物来栽培。总之,这一时期马铃薯的繁殖传播主要依靠自然冷凉的气候条件。在气候不适宜地区,由于其种性退化,马铃薯在栽培过程中容易被人们选择淘汰,或由于其自身病害严重而腐烂绝种,1926年四川《南充县志》卷四中就有“山土产前独产洋芋,今已绝种,下地亦多腐于地中”的记载。

(二)20世纪的加速传播扩散

20世纪起,随着世界范围内试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加强,马铃薯在中国开始了进一步的传播与扩散,山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的方志中开始有马铃薯的记载。它的传播与扩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区域的扩大,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种植区域由气候适宜的高海拔、高纬度冷凉地域向低海拔、湿度大容易引起马铃薯退化的地区扩散传播;二是播种栽培面积的增加,由于自然灾害、病害、制度变化等因素,播种面积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整体播种面积不断扩大。

(1)传播区域逐渐扩大

自20世纪初开始,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区域不断扩大,与番薯、玉米的辐射式传播方式不同,马铃薯早期的传播具有按气候分区覆盖的特点,在海拔1200米以上气温较低的适宜气候区,如西南、西北各省高寒地区,马铃薯的生长繁衍良好,成为当地重要的粮食来源。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随着马铃薯栽培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范围内技术交流的增加,马铃薯的传播区域不断扩大,方志中记载有关于马铃薯栽培的省份增加有:上海、新疆、山西、福建、甘肃、台湾、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13]

马铃薯的传播区域有较大的扩展发生在20世纪中期。20世纪40年代马铃薯在国民党管辖区、日伪占领区和抗日根据地得到大力发展,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种性退化、用种量大、病害等一系列技术障碍的突破,加之马铃薯本身的生物学特性,20世纪中后期马铃薯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原来种植马铃薯较少的地区如江西、广西、江苏等地也开始规划、引种,扩大种植面积。

马铃薯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基本形成四大生产区域,即北方一季作区、中原二季作区、南方三季作区、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在全国范围内有50多个推广品种。

(2)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20世纪30年代,马铃薯在一些省份的种植已经普及到全省各县,如山西省1932年的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31.7万亩,居全国各省之首位。①据估计1936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达540万亩以上。[14]

马铃薯的种植规模在20世纪中叶之后经历了发展、调减、回升的过程。在1950~70年代,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1970年至1985年马铃薯的面积下降,自1986以来种植面积持续回升。从分布来看虽然全国范围内均有种植但分布并不均匀,到20世纪末,北方一季作区和西南一二季混作区的种植面积占到全国总种植面积的90%以上。[15]与其他作物相比较,种植马铃薯的重要优势是它能在每单位土地上生产大量的食物能量,因此,在粮食紧张或面临人口压力的时期,往往是马铃薯得到大力发展的时期。[16]1950~7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重要的粮食困难时期,诸如限制家庭自留养殖等政策实际上减少了农民食物来源,也造成了粮食需求的猛增,加之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粮食压力空前增大,这一时期马铃薯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2339万亩上升到1970年的5200万亩,整整增长到2倍多。1980年11月初,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15%以上,三年后这一比例达到94%以上,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也历史性地达到4000亿公斤,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同时1980年起全国范围内农作物布局调整,这一时期马铃薯的播种面积降低到1982年的3682万亩,但由于单产的增加,总产量变化不大。

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保持相对的稳定,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马铃薯生产不再仅仅是粮菜用途,生产也走出自给自足,其他用途的开发如制取粘合剂、味精、饴糖、葡萄糖、乳酸、醋酸等,促进了马铃薯播种面积不断增加。加之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法》、《农业科技推广法》等政策倾斜,国内外厂商投资马铃薯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被激发,全国范围内的马铃薯深、细加工企业有上万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铃薯种植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到2000年,马铃薯的播种面积增加到7085.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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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三、马铃薯的传播条件

今天马铃薯作为重要的作物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迅速传播扩散,尤其20世纪以来,马铃薯在中国的栽培面积不断增加,一方面是由其生物学特性所决定,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科技的进步也影响了马铃薯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一)马铃薯传播的生物与技术条件

马铃薯含有淀粉、蛋白质、磷、铁、无机盐以及多种维生素,兼具有粮食、蔬菜的双重优点,在马铃薯的全部营养物质中,淀粉含量占第一位,其次是蛋白质,马铃薯的蛋白质属于完全蛋白质,能够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它所含的维生素C比去皮的苹果高50%。营养均衡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它所含有的维生素是小麦和稻米的7倍,各类微量元素含量是稻米、甘薯的两倍左右。古时候人们出海远航,为避免发生坏血病都随身携带马铃薯,一个人吃200~300克的新鲜马铃薯就可以补偿人一昼夜维C的消耗,它的各种营养成分比例平衡、全面。有资料报道,每天只吃全脂牛奶和马铃薯就可以满足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食物营养元素。与其他主食相比,储存得当(发芽的马铃薯会产生生物碱—龙葵素,对人体有毒)的马铃薯营养全面,富含各类微量元素、维生素,具有低脂肪、低热量的特点,符合现代人的膳食要求。

马铃薯营养均衡的特点使得它被作为重要的航海、远行、打仗的食物储存携带,从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不过,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马铃薯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由于其自身的生物学特性而面临着传播障碍,一是种性退化,二是用种量较大。

马铃薯在温凉、高山气候条件下生长.其种性不容易发生退化,但退化问题恰恰是在温度较高,海拔较低地区传播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由于栽培过程中有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的问题,马铃薯传播的路径很容易中断,因此,其传播过程需要多次引种。在今天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中,有专门的研究推广机构从事这类引种工作,但在19世纪尚没有这类机构和人员从事相关工作,因此马铃薯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十分艰难,很容易绝种,进而中断传播,这在四川的方志中见有记载。马铃薯的病害还会使得马铃薯大幅减产,1950年我国原绥远省东部和原察哈尔省北部晚疫病流行使马铃薯减产70%~80%。

马铃薯传播的另一个障碍是它一般利用无性繁殖,用种量较大。所以在扩种时受到限制。只有具备专门的制种条件才能够保证马铃薯扩种所需的用种量。

(二)马铃薯传播的社会条件

马铃薯营养丰富,产量高,在世界各地都是有用的救荒食物,但其传播过程却受到了社会条件的制约,如文化条件、社会制度等。在欧洲,使得马铃薯传播迟滞的重要因素是文化条件,早期的马铃薯由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时,虽然它具有营养好,易于种植、方便烹调,容易让人吃饱的特性,但却因为它来自落后的地方而受嘲弄和敌视,受到社会大众普遍排斥,推广种植受到很大阻力。[19](p61)在中国,马铃薯的传播受到文化的影响较小,但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对其传播扩种有着重要的影响。

平原地区,马铃薯的传播需要克服种性退化和用种量大两个重要障碍,而突破这些障碍的条件是相应社会科研、推广服务机构的成立。因此,马铃薯在中国大面积的传播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是生物学科学思想的传播及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1898年严复译著的《天演论》首次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较大的影响,1905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兴起。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内外交流的增加,国内开始实施农政新法,积极介绍引进欧美先进农学知识,介绍马铃薯种植、加工的技术、方法被大量引入。随着马铃薯的栽培留种技术的进步,新品种被大量引入培育。

促进马铃薯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之二是社会需求。随着内外交流增多,从1692年起清廷下令允许更多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展传教活动,欧美以及日本等有食用马铃薯习惯的人越来越多进人中国,这也是促进马铃薯传播种植的因素之一。《辽阳志》(1927)中有“近因日本人用为佐餐常品,种者益多”的记载。到20世纪30、40年代,日寇入侵,战乱频繁,社会对粮食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马铃薯粮菜兼用,产量大,当时亩产在500—1500斤之间,而细粮亩产平均200斤左右,[20]因此马铃薯成为重要的救荒粮食在全国各地大力扩种。在西南、西北,战乱导致人口迁移,人口压力增大,粮食需求增加,还曾专门成立有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农业促进会指导进行马铃薯引种、育种、扩种工作;在东北,日本人大力宣传扩种马铃薯,并且在满铁农事实验场进行马铃薯的试验、研究与推广;在陕甘宁边区,通过示范区、展览会、技术资料宣传等方式有力地促进马铃薯的扩种,20世纪40年代是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50年代初期的严重自然灾害更是进一步促进了马铃薯的传播,中央农业部的重视与指导给马铃薯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推广条件。自此马铃薯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推广传播。

(三)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对马铃薯传播的促进

马铃薯粮菜兼用,抗旱耐贫瘠,但它的大面积推广种植需要必要的技术支持,尤其是解决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和用种量大的问题。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最早于1914~1916年进行马铃薯栽培试验,发现通过薯种切块用芽种的方法可以减少薯种2/3,大大节约用种量。①1920~30年代科技进步则主要集中于品种的改良与选育,以管家骥(1900—1947)为代表的科学工作者在整理我国已有地方品种的基础上,引进英、美薯种进行评比鉴定,在此基础上,在江苏、陕西、河北等地示范推广,产量增加一倍。他对此进行总结,写出马铃薯种植的相关理论“我国马铃薯之改进”。②1938年之后管家骥先生到贵州省进行相关改良和试验工作,为马铃薯在贵州及西南其他地区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与此同时马铃薯在西南的扩种栽培的技术进步,还包括打破休眠,实现一年二季栽培技术、[21]马铃薯天然授粉与人工杂交技术。[22]

20世纪40年代初,马铃薯育种专家杨鸿祖从苏联引进马铃薯野生种,自此开始了马铃薯野生种与栽培种杂交的育种试验。[23]这一时期,随着马铃薯栽培面积的扩大,病毒引起薯种退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一般减产可以达到40%—60%,③在美国植病专家戴兹创(T.P.Drksira)博士的协助下,我国取得的马铃薯防病治病技术进步包括建立物理隔离的无病毒种薯区、杂交选育抗病毒品种、抗病毒品种的引进等方法。在此期间还总结了农民摸索出来的利用气候差异引种防退化、拔出病株等技术进行推广,取得较好的效果。[20]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进步,利用实生种子生产马铃薯的育种栽培技术、组织培养茎尖脱毒等方法解决了马铃薯的病毒累积等问题,马铃薯的抗病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样马铃薯传播的主要技术障碍基本被打破。60年代之后马铃薯的栽培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到品种改良方面。马铃薯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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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第三期成绩报告》(1914~1916).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② 《广西农业》1941年第4期,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③ 杨鸿祖:《我国马铃薯生产事业的历史概述》,《乌盟农业科技》1978年第2期.转引自佟屏亚:《马铃薯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四、马铃薯传播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马铃薯因其高产、耐贫瘠的特性而得到大力传播,现已成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第四位重要的粮食作物。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扩种在不同时期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救荒济民

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作为粗粮的首选,它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它的救荒作用。

首先,在高寒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其他谷物生长的地域,马铃薯的传入成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来源,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与环境的矛盾。在方志中有诸多这样的记载,在粮食贸易不发达的时代,马铃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海拔地区人民的生计问题。

其次,在社会经济条件恶劣、人口压力剧增的时代,马铃薯营养全面均衡、产量高、生长期短等特点使得它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人粮矛盾。马铃薯的这一作用在20世纪初到70年代这一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

(二)间作套种提高土地利用率

马铃薯在我国农村种植结构调整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特别适合多茬栽培,如马铃薯与玉米套种、与棉花套种、与耐寒速生蔬菜间作、与甘蓝菜花间作、薯粮间作套种、薯瓜间作套种等,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这一栽培特性十分适合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特点,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对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改变农作物结构,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马铃薯粮菜兼用,它的传入并成为重要的农作物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农作物结构,发展丰富了农作物的种类,中国农业部将马铃薯列为7大主要作物之一。与其他作物相比,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到2000年马铃薯的播种面积达到4723.43千公顷,占主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23%。从1982年开始,与稻谷、小麦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的趋势相比,我国马铃薯的播种面积变化趋势正好与之相反,其播种面积占总的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逐年上升。

马铃薯现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仅次于水稻、玉米、小麦居第4位。现在全球种植马铃薯的国家有148个,总产量3亿吨。中国种植面积7(DO万亩、总产量超过7000万吨,分别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日趋减弱但马铃薯的产量高、成本低,有很大的发展优势与发展潜力。马铃薯生产的经济效益高,据测算,1999年我国每年每公顷谷物的产值约为3956元,豆类3386元,油料类为4116元,而薯类(主要是马铃薯)为8790元,①以此产值计算,马铃薯可以达到油料作物的两倍多,远远高于谷类和豆类所创造的产值。此外,马铃薯加工增值潜力很大,可以实现加工增值15至20倍,国外70%~80%的马铃薯都是依靠加工实现增值。总之,随着马铃薯用途的不断拓宽,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前景广阔,为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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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是马铃薯生产大国,深加工不足年产量的10%》,《中国食品报》20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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