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开埠与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变迁

九江开埠通商是江西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为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开启了对外接触的窗口，同时也对江西内腹地区的社会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仅就商路变迁和货流逆转，市场重心位移与市镇结构变化以及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局部调整等三个方面对江西社会经济变迁作些简要论列。

一、商路变迁与货流的逆转

“江右一省额设二关，赣关抽收江粤往来商税，九江关抽收江楚往来船税。”①这一南一北两关，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中，决定了江西商业的基本路径和货物流向，亦决定了江西在全国的贸易地位。

传统社会，国内市场流通多依赖水运，内河交通异常发达。自隋唐以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条被称之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成为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对流的运输线。从明代海禁，到清朝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②处于南北贸易重要干线上的江西，以其“屏蔽吴越，控制荆楚，南腧庾岭，又可提挈粤东”③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连接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安徽、广东的襟要之区，是中原王朝与南方数省联系的枢纽。自然地担负起闽、苏、浙、皖、湘、粤等省物货交流的中介作用，相应地带动了江西以赣江为主体的过境贸易的繁荣，并由此形成了若干条重要的商路。

其一是广东—大庾岭—赣州—樟树—吴城—汉口：这条商道在鸦片战争以前曾是国内长距离贸易的黄金商道，也是江西省际贸易的主要渠道。大庾岭是连接这条商路主要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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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档案：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唐绥祖折。

② 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箸篇》。

③ 同治《铅山县志》卷一八《人物·善举》。

“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同一条道路输入内地”①。同治《南安府志》亦记载：“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则斯路之所系匪小。”②赣州、樟树、吴城三地构成江西货流的主要出入口和集散中心。吴城又是赣江人鄱阳湖的咽喉，赣江流域各种农副产品及由大庾岭商路输入的洋广杂货北出长江，转销江、汉、皖、豫诸省均要经过吴城转口换大船出江，素有“装不完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盛誉。

其二是广东—大庾岭—赣江—信江—河口镇—衢江—富春江—杭州、宁波：这条商路在江西境内是以信江为沟通纽带，以河口镇为主要集散码头，沟通闽、浙与广州联系的重要水陆运线。该商道在五口通商以前，极为发达，江浙一带的丝棉产品、福建的茶叶均由该条商道进入江西，或于江西内地行销，或溯赣江而上入赣关转大庾岭商道而下广州出口。而河口作为该条商路的主要集散码头，“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③。其商业十分繁荣，所谓“舟车驰百货，茶楮走群商”④。由于这些省份通过江西水路的过境物资的运输量占有很大的比重，明清时期通过信江、赣江两条运道航运为生的省内外挑夫、客店、小贩再加船民，“以此为生者，不下数千万人”⑤。

其三是赣州—贡水—瑞金—汀州—汀江、韩江—漳州、潮汕。这条商道是赣南地区连接潮汕、厦漳泉地区的重要商道，也是由赣关商品流通派生出的一条商道，汀州是主要的中继集散地。据史料记载：这条商路外运的货物有稻米、大豆、烟叶、夏布、药材、瓷器等，运人的货物有来自福建的纸品、果品、最主要的是来自闽、粤的盐。汀州“山多田少，产谷不敷民食，江右人肩挑背负以米易盐，汀民赖以接济”⑥。与这条商道相伴的线路是赣州—贡水—会昌—筠门岭—嘉应—潮州，其交易物资与上一条商路基本相同，主要体现的是米、盐交易，会昌县南部的筠门岭是集散码头。

由此还派生出两条比较重要的商路。其中一条鄱阳湖—鄱阳—昌江—浮梁—徽州(祁门、至德、休宁、黟县)，这条商道是徽州地区两条重要出入商道之一。徽州“农者十三，……即丰年谷不能三之一。大抵东人负祁水人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⑦。大体说明江西与皖南徽州地区的贸易情况；另一条则是樟树—赣江—袁江—萍乡—醴陵—株洲—湘江。这条商道是湘赣贸易的主要通道，其间主要靠袁江和湘江相连，萍乡是重要的集散地，相互贸易中原材料是这条商道的特征，输入远高于输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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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玛窦：《利玛窦札记》。

② 同治《南安府志》卷二《疆域》。

③ 乾隆《铅山县志》卷二《地理·疆域》。

④ 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三三《河口》。

⑤ 黄赞汤：《请预防失业民夫疏》。

⑥ 卞宝弟：《闽峤輏轩录》卷二。

⑦ 《祁门县志》卷五《风俗》。

⑧ 刘家豪：《赣湘贸易调查报告》，载《经济旬刊》第7卷，第1期。

以上货运较为集中的几条省际贸易路线，连接三个经济区域，即万安十八滩以北连接汉口、沪杭地区，万安以南连接福建的厦漳泉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江西的物产通过这些路线加入全国市场流通网。就江西自身而言，在地域上可以分成两个基本经济区域，万安以北处于长江经济区的边缘，万安以南处于以华南沿海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域的边缘，这两个基本经济区域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工的特点和作用。

就贸易量而论，以信江和赣江为主体的商路最为重要。以此形成三个商品流通层面：其一是以河口为集散中心的浙赣闽交易线。信江是沟通的纽带，浙江的生丝、福建的茶叶必须借道信江而人赣江出大庾岭而下广州出口，因而河口镇的集散作用十分明显。其二是吴城出入江西与湖北汉口的商路，赣江则担负着广东洋货入长江进入鄂、皖、湘、豫、山陕的输出以及鄂、皖、湘、豫、山陕的货物南下广东的输入，吴城镇为集散中心；其三是赣江为经的江西内河主运道，其起点为赣关，中经樟树，北出吴城。而这条商路以樟树为中心，负担江西地区的分销，吴为极点，担负起外销的任务。而赣州关，由于独口通商的政策影响，外贸进出口货物均要以此集散。因而商贾辐辏，“或棨戢之出入，或钱贝之纷驰，从朝至暮攘攘熙熙”①。往来贸易亦十分繁荣。清末商部大员傅春官在其《江西商务说略》中曾追述嘉道年间江西商务概况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江西)各处市镇除景德镇外，以临江府之樟树镇、南昌府之吴城镇为最盛。樟树居吉安、南昌之中，东连抚州、建昌，西通瑞州、临江、袁州。吴城濒江而瞰湖，上百八十里至南昌，下百八十里至湖口，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过，无大埠头，吴城适当其冲。故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连原有广州在内的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等五个口岸对外通商。从一口通商，到五口开放，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在本质上促使中国传统的贸易商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此十余年间，中外贸易格局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很快由广州转向上海。中国传统的由“京广大水道”构成的南北纵向贸易路线开始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西横向路线。

与此相适应的是，江西的过境贸易亦开始逐渐衰落。以前江浙皖等省进出口货物多经赣江走大庾岭赴粤，“由南昌至广州计程二千余里，中隔大庾县之梅岭极其高峻，山路陡险”②。但至上海开埠，原先南下走大庾岭的商货纷纷改道经赣江趋九江转上海。“洋货广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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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赣州府志》卷一六《濂溪书院赋》。

② 《江西巡抚钱宝琮奏》，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03页。

由轮船运入长江，不复经由赣郡。”①“商贾懋迁趋利乘便，孰肯舍近图远再出广东，以致赣关绝无大宗货物经过，所收税课均属小贩零星，纵使竭力招徕，总不能照前畅旺，实为时势使然，莫能强求。”②以往“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③的大庾岭商道顿显冷落。赣关关税“仅赖本省所产杉木、白糖、茶油等项以及零星土产”④。

九江开埠以后，由于其“扼沪汉交通之咽喉，轮船接迹，铁轨交驰，赣省商业集中于此。森林矿产，靡不以此埠为转运趸积制造之所”⑤；成为江西对接长江横向贸易路线的中介口岸，而一跃成为江西近代贸易的中心。“本省一切输出物产，莫不以此为输运枢纽。”⑥江西境内主要的进出货物运输线路，虽仍走赣江水系，但已形成了以九江为中枢的赣州—吉安—樟树—南昌—吴城—湖口—九江的基本构架。⑦九江取代了赣州、吴城成为江西进出口总汇。“米谷、瓷器、茶叶、夏布、纸、竹木、钨以及植物油等，均有大宗出口，价值动辄百万，悉皆由此转入长江各口，行销国内外。九江各大码头及货栈，悉皆堆货垒垒，转运栈、报关行、押款钱庄，以及各种行栈庄客，林立栉比，较之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⑧与此相伴随的是传统的过境贸易商路出现衰落的气象。

昔时，江轮未兴，凡本省及汴鄂各省，贩买洋货者，均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之道，多取径江西，故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点，外销之货以吴城为极点。 自江轮通行，洋货由粤入江，由江复出口者，悉由上海径运内地，江省输出输入之货减，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商业亦十减八九。⑨

同样，传统社会以进出口贸易主体的赣关亦随之衰落。由于过往货物锐减而导致税收短绌，以致当时赣抚亦不得不对赣关关税锐减作出说明：⑩

赣关货税，向以丝茶为大宗。自各口通商以后，凡洋、广、川、楚、闽、浙、苏、皖往来营运之货，商人利于便捷，皆用轮船装载，不从赣关经过，湖丝则归沪关代收，茶叶则分厘无收，遂因之骤绌矣。然光绪二十六年以前之不闻赔累者，初则因沪关代征丝税，收数较旺，继则因赣属厘金土药膏捐，均归关道经理，堪以挹彼注兹。近年厘金土药，均已派员专办，沪关丝税，又因洋商收买干茧年短一年。外省之客税既无，而本省及广东之土货，亦多被邮政包裹、子口单、三联单、保商票侵占过半。

总之，九江开埠通商以前，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影响，江西内腹地区的货物集散以河口、樟树、吴城为中心，以赣关为出入总汇；五口通商以后，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以其量大面广的内外贸易商品吐纳，直接带动了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组合。九江开埠以后，成为这个市场网络组合的中介口岸，江西的物流多改由九江经长江水运而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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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钞档》光绪十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巡抚潘尉题本。

② 刘坤一：《赣关短征四年分盈余银两邀恳援案减免折》(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二。

③ 桑悦：《重修岭路记》，同治《南安府志》卷二一《艺文》

④ 《钞档)光绪十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巡抚潘尉题本。

⑤ 中央地学社编：《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五编，第四卷《江西省志》。

⑥ (江西)《工商通讯》第1卷(1937年)，第13期。

⑦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⑧ 《申报》，1934年12月27日。

⑨ 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清江县，商务。

⑩ 《抚院胡请免赣关赔贴折》，见(江西官报)，丙午年(1906年)第七期，《奏牍》。

二、市场重心的位移和城镇体系的演变

与商路变迁和货流逆转相伴随的是，江西的市场重心发生位移，传统市镇开始衰落，而新兴的市镇体系由此产生。

独口通商时期，由于过境贸易的繁荣，相应地带动了赣东信江流域、赣中吉泰盆地以及以赣关为中心的赣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市镇亦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向为要冲，今为迂道”，导致了江西的市场重心亦随之发生位移。万安十八滩以南的赣南地区逐渐衰落，而凭藉鄱阳湖与九江相连接的赣中、赣北地区成为江西货物进出口的重要区域。其重要的表现是南昌的地位日益凸显。

五口通商前，南昌虽处省会，但货之出入并不很多。所谓：“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人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①

五口通商，尤其是九江开埠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鄱阳湖及九江相连接的赣中、赣北地区成为江西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渠道。相应地市场重心亦随之亦向赣北地区位移，这使省会城市南昌的地位日显突出。江西出口土货以此聚集而至九江出口，进口洋货亦以九江人口至南昌分销各处，兹摘几例，以资证明：

粮食：“(江西)省米谷运输，以赣江抚河及南浔铁路为主干，米谷集中之趋势，大致以南昌为总汇，赣县、吉安、樟树、丰城市仪、临川、黄金埠、瑞洪、鄱阳、涂家埠等为主要集散市场。尚有出口，铁路则经九江，水路则经湖口，尤以九江为重要门户。”②

纸张：“全省纸的交易重心是在石城之横江镇，瑞金、万载、宜春不过是据点，但是真正的出口交易，却仍在南昌，且占有重要地位。但纸的运输比较麻烦，为了减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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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江西官报》，丙午年(1906年)第二十七期。

② 江西省农业院(专刊第4号)：《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1937年)第4页。

本，大都是利用船只，内产地集中南昌，然后再由水陆运输出口。”①

瓷器：“本市(南昌)虽非直接出产所在地，但沗居江西省会之区，交通便利，商贾辐辏，各省人士，慕于赣省盛名，屡多因便利关系，则在本市购买，至于各地批发，本市亦有一部分营业。……是以本市瓷器营业，每年亦颇巨大，综计大小瓷店，约有七十余家。”②

布匹：“南昌之销场颇著，一由贵溪弋阳河口玉山转入福建之崇安、浙江之常山；一由饶州、乐平景镇转入安徽之婺源等处；一由抚州、南丰、建宁转入福建之邵武汀州等处；一由奉新、瑞州、义宁、武宁转入湖南之平江等处。”③

由于南昌在江西内外贸易中的重要职能，为了方便货物进出，江西近代交通运输工具——铁路，首选的就是连接九江与南昌的南浔铁路。1916年建成南浔铁路的建成通车后，不仅对加速赣北、赣中的物资流通，促进江西经济特别是赣北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南昌至九江的发展轴线在江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加强了南昌在江西内外贸易中的重要杠杆职能。这种传动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缩短了九江与江西腹地的距离。九江至南昌水运里程为210公里，铁路运输至牛行镇为128公里，这使九江与腹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二是加快了九江与江西腹地的货物周转的时间。九江至南昌轮运要1至2天，木帆船要3至5天，铁路运输只需几个小时；三是扩大了经过九江港吞吐的物资运量。内河轮运和木帆船运输载量小，枯水季节还需减载、倒载，影响港吞吐物资的集散，而自南浔铁路通车后，九江港的货物集散速度加快，经过九江港吞吐的货物也显著增加。从开通第一年的14506吨至1919年就达171964吨，增加了10多倍。④与此相适应的是，九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亦显著增加，开始营运的第一年1915年九江港进出口货物总值即由1914年的3776．7万关平两增加到4023．1万关平两，突破了4000万两大关。以后基本均保持在4000万两以上，二三十年代增加到6000万关平两。个别年份突破7000万关平两大关，达到7014．9万关平两，为九江开埠至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峰值。⑤

在南昌这一政治中心的制导作用下，江西的市场也相应地以行政职能的高低而定等级，依次形成了省会、府治、县治、农村集市的格局。在赣东北地区，河口镇的地位为广信府的上饶所取代，而赣中地区的樟树镇为吉安府的庐陵所取代，赣北吴城的地位为涂家埠所取代。相应地形成了以南浔铁路为中轴新的经济增长带和新兴的市镇体系，其中涂家埠和牯岭镇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证：

涂家埠，地处修、潦两河下游。1916年南浔铁路的全线通车，修水、铜鼓、武宁、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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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印，《江西经济问题》民国23年。

② 《南昌市商业盈亏之回顾》见《经济旬刊》第2卷，第2、3期合刊。

③ 《商务官报》第十六册，戊申年(1908)。

④ 《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4页。

⑤ 民国24年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3页。

新、安义、德安等六县运输茶叶、粮食、木竹及土特产品的船只都要集中于涂家埠车站，然后换装火车至运至九江出口。“在昔修、潦二水流域商口之运输，直经吴城出口。自南浔铁路告成，在涂家埠设车站，逐渐舍吴城而改由涂家埠转运。”①1921年，涂家埠成立了商会，拥有京广洋货、烟酒、粮食、木竹、国药、五金、木器等十多个同业公会。①至1931年，全镇已有近万人口，有米厂、粮行、南杂、布店、金银楼、酒楼、茶馆等各行各业大小商店四、五百家，此外，涂家埠还有外国洋行德士古煤油公司、大英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小大轮公司私营、裕民银行、邮政局、电信局、厘卡等机构，成为赣北一个重要的土洋货物集散中心。

牯岭镇：牯岭的开发，完全是九江开埠的产物。1895年传教士李德立签订租地约以后，有20多个国家侨民上山租借界地，兴建不同风格的别墅数百栋之多。从此，庐山便成为外国商民和国内权贵的避暑消夏之地，来山定居人口逐年增多。由此带动了营造业、旅馆业、商业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建筑工人、商人、厨师、挑夫、轿工等大量增加，而使牯岭成为赣一个热闹市镇。据《江西年鉴》民国24年(1935年)七月调查，庐山有1153户，其中男7457人，女3721人，共计11178人，已成为一个较大的市镇，牯岭的外侨人口有1663人。由于牯岭的重要性，江西省专设庐山管理委员会，实行垂直领导。

类似的情况如沙河镇，1916年，南浔铁路通车，设沙河街车站，南北畅通，迁此定居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街市上设有饭店、茶馆、米糖加工坊、丐店、黄烟丝店、银制工艺店、中药店、西药店、纺线店、纸扎店、雕刻店、杂货店、布店、食品加工坊等，为南浔线上一个热闹的集镇③，逐渐发展成为九江县治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都昌县城东北25公里的徐家埠在九江开埠以后，“水路通左蠡，商贾如云，有乃都昌县境中部市之盛者”④。而成为赣北地区一个重要的棉花和油料等农产品市场集散中心。当地有“买不尽的埠下，装不尽的吴城”之说。湖口县的流泗桥镇：九江开埠通商以后，由于其距离九江较近，逐渐发展成为都昌、湖口、彭泽、波阳以及安徽东至等五县农副土特产输出和工业品输入的集散地。至民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街邻栉比，商铺林立，行商走贩络绎不绝”。一些外国传教士在镇设立了天主堂、至公会：“创办教会学校，吸收了成百上千个教徒。亚细亚、美孚、卜内门等洋行在镇上设了煤油、肥田粉的代销网点。”⑤大信船每月往返上海、武穴、安庆、南昌等地四、五次，小信船几乎天天往返于九江。

传统商路上的市镇则逐渐衰落，昔日繁华的河口由于茶市出口路线的转变而呈衰落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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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省农业院1936年编印：《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第8—9页。

② 蔡道财：《涂家埠的工商业和商会》，见《九江近现代经济史料》下集，第207页。

③ 宋萍：《沙河街今昔》见《九江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15页。

④ 同治《都昌县志》。

⑤ 卢定远：《流泗桥今昔》《九江近现代文史经济》下集，第300页。

查铅山地物产庶蕃，人心明敏。海禁之会，茶商纸贩，麕集于斯。小民糊口非艰，谋生甚易，闾阎之殷富以此，习俗之浮惰亦以此。至今日茶市一蹶不振，纸业日见衰微。……窃谓河口一埠……今家无尺布之机，女无寸丝之缕，烟赌窃盗，游民遍壤，穷惰之害可胜言哉。①

又比如樟树镇和吴城镇，亦出现衰落的气象。这一点，傅春官在《江西商务说略》中说得很明确②：

昔之所谓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其商业十减八九，盖自天津条约立，长江轮船通行，洋货之由粤入江，由江复出口者，悉由上海径运内地，而江西商人之往来汉口金陵，不过本地土产，为数无多，输出输入之货减，故商埠寥落之形见。

在《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中对吴城的衰落亦有同样的记载③：

在昔修、潦二水流域商品之运输，直径吴城出口……咸丰以后，海轮盛行，民船运输多被放弃，外省来吴城之货物，曰见减少，……以粮食一项而言，当南浔铁路未通车前，赣江、抚河、修水产品，大都必经吴城转运出口，通车后，赣江、抚河之粮食，南昌起而代之；修水流域之粮食，涂家埠起而代之，于是吴城粮食市场惨落矣。

河口、樟树和吴城的衰落代表了一个商业时代的衰落，即由传统运输技术烘托起来的市场，在新的运输技术应用后，形成了新的进出口运销格局，南昌、涂家埠、九江起而代之。南昌——九江成为江西经济新的增长带，由此形成以九江一南昌为中轴的市镇镇格局。这种格局与全国贸易重心的转变及传统商路的变化和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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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官报》甲辰年(1904年)第17期，函告：“拟办鹅湖织布公司条议”。

② 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江西官报》，丙午年(1906年)第二十七期。

③ 江西农业院1936年编印：《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第8—9页。

三、进出口贸易与经济结构的局部调整

九江开埠后，使江西地区直接融人世界市场，进出口贸易得以迅速发展。从出口方面而言，“赣省土广肥沃，农产之富，甲于长江各省，除瓷器、茶叶、木材、纸张、夏布五特产外，余如粮食、棉花、烟叶等亦为农产之大宗”①。丰富的农副产品，成为九江出口的主要货源。其进出口贸易总体上是呈上升之趋势，并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如下

就进口方面而论：九江口岸输入的主要是以棉布、棉纱、火柴、五金等机制洋货和煤油、砂糖、染料、海产品生活日用品为大宗。②进口贸易有升有降，但总体上亦是呈上升之态势，具体情况详如下表：

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九江的进口贸易从开埠之初的三四百万两不等发展到1900年代以后的1000万至3000万两不等，其增长速度是较快的，“至洋纱、煤油、火柴、洋钱之用，虽穷乡僻壤，无不偏及”③。

九江的对外贸易，使江西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局部的调整。同时也使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提高程度不断提高。

首先，农业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由于出口需求的拉动，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区农副业的发展，茶叶、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展，并出现专业化趋势。以茶叶为例：九江开埠通商以来，其茶叶出口量猛增，使许多新的产茶区出现了。187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商务报告称④：

本埠周围产茶地区的发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极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该处距离287英里疑为87英里之误，笔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福州附近的谭尾街地区今年也出产了小种茶(Son Chong)，供本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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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经济旬刊》第1卷(1933年)第9期。

②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档·江西省》，第2编，第l章《九江府城·生业》，1918年版。

③ 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之《南城县·商务》。

④ Commercial Reports，1875年九江，p60，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75页。

使“江西省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五十年中，已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茶区，所有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出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①。由此而出现了以修水、武宁为主体宁红茶的销售市场。“故该地生产以茶叶为大宗，居民十之八九，赖茶为生。”②随着茶叶贸易的进展，在茶区收买、加工茶叶的中国商行逐年增多，由19世纪70年代的7家增加至1881年的252家，1882的344家。③江西的茶叶种植面积也居全国首位，达1，267，93亩。④仅祁红、宁红茶区就涉及“三四百茶号，四五万茶工，百余万茶农”⑤。

再如棉花，亦得到大面积种植。1884年11月7日的《申报》记载：“江西德化县之封一、封二、桑落等乡，山多田少，秋收以棉花为大宗”；傅春官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说：“该县(德化县)出产农田之外，以棉花为大宗，每年约出二十余万包。”据1928年的调查，棉花的产量“九江及江北地方，每年产数约三十余万担，有运往上海出售者；有由久兴纱厂购买者，其数不能确定”⑥。1931年江西全省棉花总产量达39．9万多担，居全国第lO位。⑦而且出口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江西烟叶亦得到普遍种植，民国之初，烟叶生产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据农商部1917的统计，江西每年产量在198．9万多担，“实为中国最大之烟草出产地”⑧。江西烟叶每年除留给自用之外，基本上都供出口。从九江海关出口统计来看，1928年出口总值为310万海关两，1929年为252．8万海关两⑨，居全国上游水平。

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普遍提高，致使各县均有一些特色的经济作物提供市场，据傅春官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记载：

瑞昌县：“惟民山隙地，向种烟麻，随时谕令乡民推广种植，现在烟叶统税，本年已加收钱四百千文，苎麻统税，亦较往年大旺，因民之利而利之，似属已有功效。……该县南北乡出产，以麻与烟桕油为大宗，麻约出五六万梱，烟叶约出十余万担，桕油约出五六千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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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Portune：A Residece among the Chinese，p393转引自《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73—1474页。

② 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编：《江西之茶》，1932年印行，第2页。

③ Trade Reports，1882年，九江，p106，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37页。

④ 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2期。

⑤ 《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载《经济旬刊》第7卷第l3、14期合刊，1936年。

⑥ 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

⑦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⑧ 《江西之烟产与卷烟消耗》，见《江西经济问题》，第315页。

⑨ 《江西之烟产与卷烟消耗》，见《江西经济问题》，第316—317页。

新城县(今黎川)：“县属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各行栈收买刨丝，打包装箱，经客商贩运苏沪及九江、吴城一带出售，销路既广，获利甚厚。”

广昌县：“妇女均以绩麻为事，所织夏布，每年约出二万余疋，运销山东河南福建等省。价值约三万余金。……烟叶一项，产于白水镇驿前市等处，每年多则四五十万斤，少亦三十余万斤。每百斤价约八九两或十余两不等。近年有洋商信隆行夥，请领联单，来县采买。”

吉水县：“邑内并无大商巨贾，惟出产红瓜子薄荷油两项，间有美商粤人来县採买，分运九江粤省销售。……折桂、中鹄等乡，所收红瓜子，已有美商新义泰洋行，来县採买，每石可售洋六七元。……三十二年，收红瓜子七八百石，每石可售洋六七元，薄荷油约收二三百斤，每斤售洋四五元。”

据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中有江西农民对农产品的支配情况亦可以看出其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化提高的基本状况：水稻商品率为5．97％，油菜籽为61．39％，小麦为26。32％，甘蔗为96．29％，花生为75．67％，芝麻为62．82％，黄豆为61．04％，棉花为73．49％，荞麦74．88％①。

其次，手工业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世纪末，外来棉纱开始涌人江西，它使江西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发生变化。至1919年输入棉纱16．8万担。②此后平均每年外来之棉纱达10万担以上。手纺之纱不如机织纱匀细，“内地人民有尽用洋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③。20世纪20年代，全省出现了“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业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④的发展趋势，“每日织出之布，则由家中男丁负入城内，向各专卖土布店零卖，随时复在城内纱号零买洋纱归家以供纺织”⑤。据江西省政府1930年调查，吉水、丰城两县每年各产80万匹以上；龙南、峡江、清江、南康、新淦五县，年产各在10万匹以上；其余年产数千匹至数万匹的有南昌、东乡、进贤、上饶、新余、安福等县。13县合计年产约280万匹，值340万元。另据棉统会1933年调查江西27县，共产棉布900余万匹⑥，足见江西手工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

九江开埠后，夏布出口量大量增加，带动了手工夏布业的发展。夏布最旺盛时期是清末民初，加工夏布的家庭遍于乡间。德兴县的农村到处都见家庭加工夏布，“篝灯四壁，机声轧轧，卒发之谋，常取具于是”⑦。机杼之声在万载也处处可闻，全县有100多家作坊从事夏布生产。上高县最旺盛时每年有百万元的夏布进行交易，宜黄则为“各处夏布集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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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部江西省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07页。

② 《关册》中文，1895年，上卷。

③ 陈荣华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④ 《庐陵县志》卷四，宣统版。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5页。

⑥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1，266页。

⑦ 《德兴县志·物产》，民国八年刊本。

至1933年，江西夏布的产量是94．7万匹①，占同年全国夏布总产量210万匹的45％，居第一位。

复次，近代工业企业的缓慢兴起。九江开埠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契人，在土洋货相互碰撞中，迫于落后的生产方式敌不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竞争，因而产生了改变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振兴实业”、“设厂自造”、“挽回利权”，成为19世纪未初江西商绅发展民族经济的口号并开始尝试，先后有20家新式矿冶业和十数家新式工业问世。②总体而言，这些近代工业企业分布不平衡、结构不合理、设备简陋、规模不大、资金短缺、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存续时间亦相对短暂。但是，这些新式的工矿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势力的在江西的兴起，为以后江西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开风气之先。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对江西商品经济的打击和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了它对江西商品经济的刺激作用。比如造纸业是江西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铅山县和石城县是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铅山“纸张一项，昔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但到光绪末年，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③；石城县“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末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昔年出口，不下百万之数”，但到光绪末年，也因“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④；景德镇的陶瓷业在明清之际享誉国际市场，为江西“出口货第一色”，然而，到“咸同以降，出口大减，而洋瓷人口，岁且百万”⑤；夏布也是江西销路较好的产品，但是，由于洋布的输入，“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竟购外货，而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⑥。不仅如此，就是出口增长很快的茶叶，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也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本、印度、锡兰等地茶叶的竞争，也日趋衰落下来。义宁州本是江西著名产茶区，但是，由于“外茶日兴，中茶减色，制造不精，庄用及关税加重，种种折算，出户所人不过十分之一”⑦，导致茶行纷纷歇业或转行。义宁州茶叶生产的衰落，也导致九江茶市的衰败，“茶市逐渐移至汉口，九江洋行、茶庄均先后收缩或停业。于是一般茶庄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途径，转趋于茶栈业，专营转运报关之事”⑧。这不仅使江西农村贫困化现象日趋严重，同时又阻碍了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九江开埠对近代江西经济的变迁起了重要作用，它使江西的传统商路它为封闭的江西地区开启了对外接触的窗口，传递着外界的信息；进出口贸易使江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产业结构得到局部的调整，甚至对江西地区的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也起到了催化作用，使得江西整体社会经济发生近代性的变化，也逐渐地向近代化方向转型。但是，也应该看到，作为江西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九江在江西地理位置中的趋中性较差，对江西地区的辐射功能需要通过政治中心城市。因而九江开埠对江西经济进程和变迁的影响是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扼制江西近代百年以来的边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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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年鉴》，1937年版，第942页。

② 根据陈荣华等《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相关数据整理。

③ 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之《铅山县·商务》。

④ 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之《石城县·商务》。

⑤ 林传甲：《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税关》，1919年版。

⑥ 《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

⑦ 龚溥庆：《师竹斋笔记》卷三。

⑧ 《工商通讯》第1卷(192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