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历史性贡献——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描述及探析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 执政理论 政治 经济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是他对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最宝贵的历史性贡献：“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为我们党指明了执政党(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问题，把握趋势；“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既凸显了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的要求．又强调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警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居安思危，要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第二代领导核心和中国改革的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审视党执政所面临的问题。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问题，努力探索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

一、“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指明了执政党(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问题。把握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其他具体工作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一贯重视政治工作的传统，并明确提出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的科学论断。1986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人们现在所说的“讲政治”一词即由此而来。这里的“讲政治”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贯彻到实践中去。即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而能否正确地从政治上提出和认识问题．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的政治水平和能力．决定着他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邓小平在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了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高超艺术。

第一，他善于从政治的大局出发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或事件放到政治的大局中去分析、判断，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第二．邓小平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预见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及时提出相应对策。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后，他及时告诫全党．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他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第三．他善于从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从80年代至90年代初。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一直希望中国当第三世界的“头”。邓小平说，头头可不能当。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2](P416)为什么不能当呢?邓小平认为，一是因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二是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他主张，我们在国际上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事实证明，邓小平这一“真实的政治考虑”既是务实的。又是极富政治艺术的。

二、“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既凸显了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的要求。又强调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政治，而且进一步认为它是最大的政治。他曾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仅在1979年至少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n第二次是在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r2](H舛第三次是在1979年11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P234)

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邓小平说经济是政治并且是最大的政治呢?

第一，经济建设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巩固。1990年3月3Et，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说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Et子。邓小平这段分析切中要害：一个政权存在的关键在于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长期得不到提高，那人民为什么拥护你?

第二，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基础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H驾如果经济长期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久而久之，它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经济建设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经济建设搞的好不好，人民生活能否得到不断提高，无疑是影响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四，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祖国统一的进程。怎样实现国家的统一?制约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所以他认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要看我们的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最后，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说，只有经济实力雄厚了，我国才能更加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开除“球籍”，才会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从理论上讲。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操作难度相当大的问题，人们往往不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使政治成了“空头政治”。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首先，他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地位，主张“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从事政治活动。他说：“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P195)既然经济建设是中心，并且，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人侵，它的中心地位决不能动摇。所以，政治工作必须落实到经济上面，为经济服务。就是说，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空头政治”的出现。把政治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二、“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既凸显了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的要求。又强调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政治，而且进一步认为它是最大的政治。他曾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仅在1979年至少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n第二次是在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r2](H舛第三次是在1979年11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P234)

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邓小平说经济是政治并且是最大的政治呢?

第一，经济建设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巩固。1990年3月3Et，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说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Et子。邓小平这段分析切中要害：一个政权存在的关键在于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长期得不到提高，那人民为什么拥护你?

第二，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基础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H驾如果经济长期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久而久之，它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经济建设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经济建设搞的好不好，人民生活能否得到不断提高，无疑是影响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四，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祖国统一的进程。怎样实现国家的统一?制约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所以他认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要看我们的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最后，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说，只有经济实力雄厚了，我国才能更加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开除“球籍”，才会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从理论上讲。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操作难度相当大的问题，人们往往不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使政治成了“空头政治”。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首先，他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地位，主张“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从事政治活动。他说：“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P195)既然经济建设是中心，并且，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人侵，它的中心地位决不能动摇。所以，政治工作必须落实到经济上面，为经济服务。就是说，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空头政治”的出现。把政治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经济是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自身就没有政治方向问题或者也不需要任何政治前提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从政治上分析、认识经济问题。他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t】(聊从政治的角度讲经济。可以说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在经济上，他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细微的问题，而是那些大的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在抓经济的过程中，不是不问政治方向不要政治原则，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首先，邓小平始终强调经济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嘣)“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P¨o其次。邓小平一直主张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来了。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P1㈣在他看来，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瞽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居安思危．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内容，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观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特别是阶级斗争无疑是影响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邓小平也非常重视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1979年3月，他在谈到思想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时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F694)他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既应看到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同时，也应该承认它确实还存在，不可小看。从国内情况来说，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特别是还有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他们的斗争，虽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另外，国内的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的确，现在西方的某些敌对势力正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西化”、“分化”我们。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我们自己必须保持警惕，决不能淡化阶级斗争观念。对那些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必须坚决“对付”，不能有任何游移不定，含糊不清的表现。

应该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少数同志很忌讳谈阶级斗争，似乎一提阶级斗争就是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左”。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的。夸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存在范围和激烈程度固然不对，但是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或者人为地缩小它的存在范围和激烈程度，也是违背客观实际的，是有害的。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政治固有的内容。讲政治，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清醒地认识和处理我国现实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

从2O世纪7O年代末开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革传统政治经济体制，而在改革进程中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乱。所不同的是，在动乱中有的国家完全改变了颜色，有的国家则依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属于第二种情况。中国所以有今天这样稳定的政治局面，与邓小平善于维护社会稳定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他认为，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在他看来，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煽动、制造动乱是最主要的方面。所以，“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脚’反对自由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

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邓小平指出：“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21(P211)他认为，反对自由化，维护社会稳定是个长期任务，所以不能搞运动，必须以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主。但是又不能完全排除使用专政等手段。在邓小平看来，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g379)因此，对于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2J(n’可以说，在现阶段，如果我们放弃了行政、法律特别是专政手段，无异于自动放弃政权。这一点已经被苏联东欧的剧变所证实。

邓小平着眼于回答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执政的历史性课题而提出的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独创性基本观点是他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华彩乐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执政党建设理论宝库，也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