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唯心论抑或唯物论

用“唯心”和“唯物”来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分类，这在当今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目前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分类，显然早就突破了“唯心”和“唯物”的理论框架。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分类——诸如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个人主义、整体主义等等，而且这些分类也有助于人们全面地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演变，但分类的意义毕竟是对不同方法论的根本性质的比较和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科学识别和把握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依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据此，笔者以“唯心”和“唯物”的分类标准为依据，考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发展趋势。

一、内在的硬伤：用“心理”解释“心理”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1)视角(perspective)；(2)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3)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在我看来，“视角”是整个分析框架的基础所在。所谓“视角”，也就是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区别取决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视角”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四个“结构前提”和一个“经济人假设”。这四个结构前提是：给定的“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和“制度安排”。而“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则是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这种从个人本性出发的分析思路，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即学术界通常归纳的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其实，“个人主义方法论”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之一，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来概括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从分析元素上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把握，这种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四个结构前提”把技术、偏好、资源和制度锁定在孤立的、静止的状态下，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察视角；“经济人假设”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才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的行为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决定的。用心理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比如，米塞斯说：“心理活动导致行为”；哈耶克说：“假如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被‘解释’，那么，它也是心理学的而不是经济学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任务”户凯恩斯关于“决定有效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论，则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经济人假设”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虽然符合人们当下的经验直觉，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内在硬伤：它无法说明“人的心理倾向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人性而不是“那种”人性?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决定人类行为的“心理活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逻辑的选择就只能有两个：(1)坚持心理活动的“本体论”(即：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放弃寻求心理活动背后动因的一切努力；(2)用心理之外的客观因素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比如，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有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心理活动，比如，坚守“经济人”信条并将其扩展到人类经济行为以外的贝克尔(Gary Beeker)在《社会经济学》中，通过“社会资本”概念，将社会规范和他人价值观对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引入经济分析框架，确认了社会因素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有意回避，主流经济学面对这个追问却泰然自若地做出了第一种选择，依然固执地坚守在“唯心”的阵地上。

对于私有制社会(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私有制社会)而言，“经济人假设”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并不抽象：它不过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这个“并不抽象”的假设使“经济人”的解释力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时空范围，“经济人假设”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把“物质动机”视为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个别人的“利他”行为(如雷锋)之所以彰显出高尚、伟大和不平凡，是因为“利他”行为往往是物质层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利他”行为就很难“普世化”。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不明白，不仅“物质动机”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物质动机”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动机”成反比，与“非物质动机”成正比——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乌托邦的理论猜测，而已经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动机”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动机”(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自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头，我们就清楚了。正如我国学者汪丁丁所说：“一旦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

其实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观察视角出发就已经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心理基础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唯心”的方法论，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寻找人类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动因。在“唯心”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拒绝历史地解读人类的心理活动，把“理性”和“利己”视为人类永恒不变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纪以前，“经济人假设”就曾遭到了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和制度主义(凡勃仑)的抨击。虽然这些抨击相当尖锐，但由于其依据主要来自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故难以对西方经济学的“唯心”视角构成真正的威胁。

然而，用“心理”来解释“心理活动”只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心理活动背后的客观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追问”是无法回避的。面对这个“追问”，支撑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心”根基逐渐在遭到侵蚀。20世纪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的“唯心教条”开始遇到了无情的反叛，这种反叛来自于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新的研究成果。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来看，有四个学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两种理性主义：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人类主观意识设计的产物；二是进化理性主义，即认为社会秩序是“自发”进化的产物。哈耶克从“进化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强烈地质疑了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发现：“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建构主义的典范。有趣的是，哈耶克把理性主义区分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其本意并不是要清算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打人建构主义的范畴加以批判(这种批判见之于《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等著述中)。哈耶克的目的当然不会实现。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历来主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哈耶克用“建构”和“进化”来表明自己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显然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建构理性主义，不如说马克思主义是进化理性主义；把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看成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这恰恰是马克思与哈耶克的相同之处。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然(自发)过程的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的，而哈耶克却认为历史规律是不可知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可知论”蕴涵着“改造旧世界”和“期待新世界”的主张，哈耶克便武断地将其归人建构理性主义。其实，社会建构“不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结果”，并不等于社会建构的趋势“不能把握和预测”。如果把“不可知论”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哈耶克极力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的那套理性辩护和预测又何以可能?不过，尽管哈耶克最终坚持不可知论、否认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将“理性”区分为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并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仅说明他意识到了这种区分(“自发”和“人为”)是方法论的本质要害所在，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否认建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对西方经济学“唯心教条”方法论的怀疑(尽管这是不自觉的)。我以为，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经济学者高明之处。

第二个是赫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