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

摘要：抽象与具体、实证和规范是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恒久的话题。在方法论研究中，有两个经典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来表述抽象和具体、实证和规范的关系问题。本文在分析两个方法论隐喻的基础之上，详细讨论两个隐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恶习 休漠的铡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导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另外，一种学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是会受到某种方法论的制约或支配。虽然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抱有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 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观点和学说，而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假设进行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中造成了太多本不应该存在的争议和概念的模糊。这种因为缺少对方法论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不能脱离“生产总体”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问题。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从价值的形成到价值的实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体内的辩证运动的过程 。不能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必然会造成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争议。

这个例子的引入并不是为了比较某种方法论的优劣，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不同的分析对象毕竟存在与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两个隐喻所涉及内容持有的态度，在此种意义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较介评的意味，但是我们并不把某种态度作为标杆，而是在这种比较分析中，让各种方法自己显现出它的优势与不足。

一、“李嘉图恶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从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1954年）。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 ”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东西去解释错综复杂的现实却是一种“恶习”。如何避免这种倾向呢？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的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把这种方法归结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上升到经济范畴复杂规定性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李嘉图企图在价值形成的逻辑层面上直接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分配问题。）……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 。李嘉图的错误就在于试图把“方”直接变成“圆”，在阐述方法上缺少历史的和逻辑的“中介过程”。由于“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示从本质到现象转化的“中介”和“中介过程”。 二、“休漠的铡刀”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切实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那骚·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西尼尔因为其对经济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应用经济学的贡献而为人们所知。关于经济学的本质与范围，以及经济学家的职能，他的观点十分著名。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论及财富的，必须与立法科学鲜明的区别开来，后者包括幸福与福利这样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