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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而且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通过各类传递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国的技术进步。目前学界对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国际贸易、内向FDI与技术溢出方面。本文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经验研究做了综述，并对技术溢出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技术溢出 FDI

1 概述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而且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通过各类传递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国的技术进步。最新研究表明，在OECD国家，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来自国内的研发活动，而是来自国外的研发活动，即使像法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国外研发也可以解释其生产率增长的87%(Eaton和Kortum，1999)。

外国R&D活动直接或间接对本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国际技术溢出。随着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及经济一体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生产率的影响日益增强。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不仅来自于自我创新和积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人类现有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上。因此，科学合理地利用各种溢出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际贸易与技术溢出

目前学界对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国际贸易、内向FDI与技术溢出等溢出渠道方面。Coe和Helpman（1995）在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方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给出了国际技术溢出的基本计量模型（简称CH模型）。他们认为，一个经济开放国家可以从其它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因此，其生产率不仅依赖于其国内的R&D资本存量，也依赖于国外的R&D资本存量。因而，国内生产率TFP既是国内R&D资本存量又是国外R&D资本存量的函数：

其中，TFP表示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DRD为国内R&D资本存量，α0为常数项，αd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的TFP弹性；SF为国外R&D资本存量，αf表示外国R&D资本存量的TFP弹性。Coe和Helpman(1995)使用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来构造国外R&D存量，采用了21个OECD国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R&D投入有助于本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加强。

其他学者如Sjoholm(1996)、Keller(1997)也得出了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的传导渠道。在对我国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上，方希桦、包群和赖明勇（2004）的研究表明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黄凌云和徐磊（2009）运用GTAP模型发现北美等八大区域均能通过国际贸易技术溢出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部门技术的进步。

3 内向FDI与技术溢出

“FDI对引资东道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自20世纪60年代由MacDougall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FDI分为内向FDI和外向FDI。学界对FDI与技术溢出的研究主要放在内向FDI (Inward 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上，即探讨流入到东道国的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二是什么样的因素对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影响；三是FDI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

3.1 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

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流入东道国的内向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内向FDI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不一致。Kokko & Zejan(1994)和Sjoholm(1999) 等人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向FDI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内向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Aitken和Harrison（1999）等人却不支持内向FDI技术外溢假设。国内学者也对流入中国的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郭庆宾和方齐云（2009）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国外研发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基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技术进步起促进作用；但包群（2003）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内向FDI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3.2 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在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方面，技术差距与吸收能力是学者们考虑的重点。Kokko(1994)认为，溢出水平依技术的复杂程度和技术差距而定，同时，也没有发现那些跨国公司使用高度复杂技术的产业中溢出存在的证据。Kinoshita(2001)对捷克的检验发现，外资的存在对于研发密集的当地企业产生了正的溢出，这表明企业的吸收能力对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性。陈涛涛、范明曦和马文祥（2003）采用我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表明，“技术差距”是影响FDI对我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赖明勇、包群、彭水军、张新（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了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决定作用；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滞后制约了技术吸收能力，而中西部地区提高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是增强经济开放度。

3.3 FDI的技术溢出机制

在FDI的溢出机制研究方面，学者们往往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同时被决定的联立方程中探讨FDI技术溢出的机制。如果表示外资存在变量前的系数为正，则表示FDI技术溢出来源于示范和模仿效应。Driffield(2001) 对英国的实证结论表明，外资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越快，这说明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发生的重要机制。Kokko（1996）对墨西哥的检验也发现竞争是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机制。Xiaoying Li，Xiaming Liu和David Parker(2001)采用中国1995年制造业的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示范模仿效应是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获得FDI技术溢出的有效机制。陈涛涛（2003）的实证也表明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

4 外向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除了内向FDI可能会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外，也有学者注意到外向FDI也能给东道国带来国际技术溢出。外向FDI可使企业充分利用接近当地技术资源的优势，实现跟踪、学习和获取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目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外分支机构通过技术返流，向母国进行最新和先进技术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从而带动母公司、其他子公司、母国行业及母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就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Branstetter(2000)对在美国投资的日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确提升了这些公司的技术水平，从而证明了外向FDI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Braconier（2001）用面板数据考查了瑞典的内外向FDI对R&D的溢出，发现内外向FDI与国内获得的技术外溢正相关；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分别就贸易、外向FDI、内向FDI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只有外向的FDI才能产生技术溢出。对于小国而言，进口产生的技术外溢要大于外向FDI产生的技术溢出，而大国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