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淀成本与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超越

本文旨在突破新古典理性选择的经济转型研究方法，再次阐述计划经济体制下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锁定效应。由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规范决策理论可知，以前投资的历史或沉淀成本已经支付过了，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的经济转型决策。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并不能够根据经济转型的预期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理性决策，不仅需要考虑因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的阻碍影响，还需要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的阻碍影响。因此，为了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制度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应着眼于历史沉淀成本管理，从而切断路径依赖。

关键词：历史沉淀成本；经济转型；路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经济转型理论来说，大多数经济学者都采用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常常假设“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而决策者仅仅根据转型的预期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小进行理性决策。与经济转型相关的过去的投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不应该进入有关继续行动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指导经济转型必然表现为完全理性，无须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往往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影响。例如，在风险企业中已经投了很多资，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某一项目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与创新；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以及时间等投资往往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从而使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历史的、技术的、经济的环境，这在新经济史学中是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该概念最早由戴维和阿瑟在20世纪80年代从技术变迁角度提出，后由诺思应用到制度变迁中去，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其运行的动力就是收益递增和由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因此，对于经济转型，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性模型下，更需要考虑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再次降低理性程度。

二、经济转型的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

在经济转型时期，“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北京共识”的优越性逐渐得到认可，这是因为前者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假设，忽略了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即使有所论及，仅仅考虑潜在或预期沉淀成本的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实物期权经济学强调不可逆投资与未来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一旦发生了历史沉淀成本，诚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说，“你应该注意决策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忽略过去的或沉淀的成本。可以将这一点表述如下：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叹昨日的损失”，从而出现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主要包括：

第一，信息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不仅是指市场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实信息，在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而且还指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验证等一系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信息成本，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

第二，市场无摩擦性和风险可计量性。市场无摩擦性是指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任何投资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套利交易，而且套利交易可以毫无风险。风险可计量性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投资均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第三，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通用性，具有充分流动性。这意味着所有资源可以在各厂商之间和各行业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及时地投向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并且可以及时地从亏损的生产中毫无成本损失地退出。

即使遇到外部性问题，由于科斯定理的存在，通过当事人讨价还价很容易解决外部性问题。由于讨价还价成本很低和产权界定清晰，对于交易双方总是在外部性出现的情况下有激励进行谈判，同样也看不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由于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科斯定理都关注事前静态均衡条件下最大化行为，所以，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仅仅根据经济转型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进行决策，并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大小，这是一个无历史(Ahistorical)的经济学。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未来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资产和制度专用性等普遍存在，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当事人不得不考虑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从而造成路径依赖。

三、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的形成

历史沉淀成本是指以前或过去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完全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是以货币、时间、努力和资本存量的形式出现的，包括沉淀的生产成本和沉淀的交易成本。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产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条件主要包括：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客观条件。在经济转型时期，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形成沉淀成本。

其次，在二手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导致沉淀成本。在经济转型时期，因对资产质量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使二手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淀成本性质。一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淀成本。

再次，在经济转型时期，不仅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而且环境不确定性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由于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因而会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最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终止契约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产生沉淀成本。例如，税负过重或加速折旧等，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回收，从而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由于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当事人在当前或未来决策时，不仅需要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需要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些共同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过程，如图1所示：

正是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我们从沉淀成本相关性角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从而发现历史沉淀成本机制的合理性。

四、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解释

如前所述，在经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而产生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进一步追加投资的倾向。与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预测相反的是，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难以按照边际原则决策，往往考虑历史沉淀成本，从而造成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为此，我们分析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问题出现的理性原因。

(一)经济转型时考虑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因免费使用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在每个时期都要重新开始实现效用最大化，不会出现免费的午餐。然而。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或制度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可以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1)继承下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等影响经济转型。现行的市场经济总是在各个方面继承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本存量。这些资本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以及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的资本形式。至少从理论上说，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获得。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获得。(2)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转型的方向。对于特定经济而言，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还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3)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影响经济转型。转型中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非正式规则包括道德、习惯和态度等。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它们不会构成经济中的显著约束。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因考虑以前继承下来的资产免费使用，很可能锁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二)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因节约有限理性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当事人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尊重过去的沉淀成本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很容易犯错误，这属于认知问题。事实上，认知是受文化制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基于许多共享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这些与政治体系和政策环境的信念有关。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哈耶克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然而，由于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人们无意中会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和信息而产生学习效应，这就会考虑以前存储在头脑中的信息，进而因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三)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因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在有关人力资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况下，很可能通过其他人观察以前的行动和他们的后果，这些行动就获得了声誉价值。通常声誉效应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克瑞普斯和威尔逊用声誉价值解释连锁店悖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用声誉价值解释掠夺性定价。企业是连续生产还是转换生产依据决策者拥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关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就是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转换生产意味着传递损害经理声誉的信息，结果会损害他在劳动市场上的能力声誉和就业机会。如果忽略了声誉效应，就不会发生生产升级行为。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沉淀成本效应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当未来的信息与以前承诺投资发生矛盾时，经理总是选择生产转换，从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条件下，声誉效应扭曲了经理激励机制，一旦出现生产转换，就要忍受丧失自尊的痛苦。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作为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自觉地信守以前的承诺，不愿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中，从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尽管从委托人角度看是“错误”的。

(四)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前景理论，因避免确定性损失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开创了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效应相关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S”型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架构关系。在投资失败之后，意味着支付了沉淀成本，此时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效应。一是绝对确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二是确定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期望损失价值。由前景理论的架构效应可知，人们特别厌恶确定损失，在亏损情况下往往转变为风险偏好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因经济转型产生大量的历史沉淀成本，决策者仍然会坚持一些时间上并不划算的投资项目，力图挽回投资损失，不丢颜面，特别是对初始投资负责任时，往往进行升级投资，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行动模式，不愿意采取市场经济模式。

(五)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避免资源浪费心理，因完成投资项目需要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阿克斯和布鲁默认为，由于人们投资了很多资源，一旦不考虑这些投资成本完成的项目，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浪费，此时因财务预算约束难以转向新的投资项目。这样，人们不愿意终止没有完成的项目，不希望出现资源浪费。为了避免经济转型出现资源浪费和半途而废，决策者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项目，因财富效应或者流动性约束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

(六)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启发式推断，因认知偏差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存在着思考成本，无法按照数学推理和贝叶斯规则进行决策，常常根据启发式推断进行决策，很容易犯系统性错误，并不如理性预期学派那样，单个人的错误从整体上会得到矫正。代表性启发式推断是指根据固定的模式进行分析判断，大脑认为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是相同的。熟识性启发式推断是指人们面临两种选择但都有风险时，假如他们对其中的一项了解多一些，他们将选择他们熟悉的那一项，从而感到舒服，实现认知协调一致。因此，大脑利用这些启发式推断影响风险的判断，出现认知偏差，个人犯错误，会导致集体犯更大的错误，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依此类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面临风险，很容易使决策者与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特征或者熟悉的事物相关，更为严重的是，决策者的这些行为又会被下属所模仿，因为决策者被认为是行为的楷模，从而继续以前投资承诺，尽管有时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种行动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为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来探讨历史沉淀成本、交易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如图2所示：

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转型仅仅根据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大小进行，最优数量为ON。新制度经济学考虑预期沉淀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t相交，最优数量变为OT。如果再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就会进一步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s相交，经济转型数量为OS。与新古典完全理性经济转型ON相比，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SN作为锁定效应出现，滞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由此可见，通过解释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如新古典理性选择那样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同时，也看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决策者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在复杂的经济转型情况下，不仅难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原则，还难以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进行决策，更需要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增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障碍，进而依靠沉淀成本理解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

五、结论与制度涵义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转型偏离了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在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不仅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使“中国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考虑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不仅有极大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对公共政策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为研究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摆脱了新古典沉淀成本无关性——路径独立假设。人们在对未来做决策时，通常会考虑过去的历史和无法回收的成本，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和承诺升级，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次回到真实现实世界中。

其次，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突出路径依赖的沉淀成本机制，再次超越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学说。由于有限知识和环境不确定性，人们在动态的市场过程中相互交往，历史和时间对路径依赖有重要作用，往往通过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显示出来，再次将历史沉淀成本作为一个新增约束条件，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主观行为适应变化的客观现实世界。

最后，只有理解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才能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1)由于历史沉淀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重点要放在培育和引导市场过程的统一的一般规则方面；(2)通过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产权结构配置等非市场制度调整，有助于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3)在发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历史沉淀成本管理。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由于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往往伴随历史沉淀成本增大风险，所以，不仅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总供给政策，而且还需要总需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沉淀成本管理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总之，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向前看预期沉淀成本，还需要向后看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沉淀成本。只有理解和克服历史沉淀成本效应，才能加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避免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陷入无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而无法自拔，阻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1]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迪克西特，平迪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M]，朱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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