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与李贽文学思想的渊源

摘 要：李贽是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在明末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李贽继承了自王艮以来的泰州学派反道学的传统，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学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把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发展史等问题上李贽坚决反对“假言”、“师古”的文风，主张文学创作要出自真心，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由于“公安三袁”与李贽有着某种特殊的渊源关系，所以“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与李贽具有颇多相似之处。

关键词：反古；率性；倡俗

李贽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平民哲学学派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大师。李贽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从某种意思上说，李贽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仅他的思想充满了战斗精神，其文学作品也是“战火纷飞”，直指传统腐朽的观念和封建统治。由于“公安三袁”与李贽有着一定的师承关系，所以他们的文学风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由于各自的人生观不同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公安三袁又与李贽有所区别。本文试作一些初步的比较，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

李贽[1527—1602]初名载，号卓吾、宏甫、温陵居士，又号龙湖叟，晋江(今福州晋江)人，杰出的思想家，泰州学派的第三代传人。

据史料记载，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贽开始辞去官职，离开姚安，由滇入川，而后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北黄安，开始了他归隐著述、讲学的生活。至黄安后，李贽先是住在天嵩书院，教授耿家[耿定理]的子弟，并开始致力于史籍的阅读和研究。不久，李贽与理学家耿定向发生尖锐矛盾，李贽决定离开耿家。之后，李贽写了大量的书信来揭露批判耿定向的假道学，这使耿定向十分恼怒。有一次，李贽游武昌黄鹤楼，耿定向指使徒众进行围攻。但这并没有使李贽屈服，相反，却扩大了他的声望。当时在武昌任湖广左布政使的刘东星，把李贽邀到自己的官署加以保护。湖北“公安三袁”，也是在这时和李贽密切交往起来的。

“公安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及袁中道兄弟三人，他们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由于他们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三袁”。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有《白苏斋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有《袁中郎全集》。袁中道(1575—1630)，字小修，有《珂雪斋集》。他们之中袁宏道成就最大，他自称“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兔，捣钝贼之巢穴”，是在反复的斗争中是一员主将。据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记载，衰宏道文学主张的建立是受了李贽的深刻影响的：“先生[袁宏道]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

实际上，公安派与泰州学派本是一派。公安派名义上是一个地方派，而从渊源来看，公安派也是泰州学派的一个支派，公安派的“三袁”是泰州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因为焦骇和李贽都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袁宏道是焦豌的学生，焦竑与李贽又是知己朋友，袁宏道对泰州学派的李贽很崇拜，自称是李贽的弟子。他在一首《送焦弱侯老师使梁因之楚访李宏甫先生》的诗中说：“自笑两家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而李贽在《九日至报东寺闻中郎且至因喜而赋》的诗中也说：“世道由来不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亦自认袁宏道是他的学生。李贽非常赏识轰宏道，说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汉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一首云：“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对袁宏道期望甚为殷切，称其为“英灵男子”，是想衰宏道将来能继承他的事业。焦蛇和李贽是泰州学派同代知己，袁宏道正是在两位大师门下执弟子礼，接受他们的教诲，因而深受他们的启蒙文学思想的影响。袁宏道和李贽常有书信往来，把李贽著作放在床头经常阅读。他说：“幸有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错可以醒眼，甚得力。”

除袁宏道外，公安派袁氏三兄弟都是李贽的弟子，都受李贽深刻的影响。据史料载，万历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袁宏道兄弟三人先后两次到麻城向李贽求教，第二次时间最长，共达三月有余，袁宗道说：“不读他人文学觉懑懑，读翁[李贽]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热乎。”袁中道在一首诗中也说：“我有兄弟皆慕道，君多任侠独伶予。”钱谦益在谈到袁氏兄弟与李贽关系时说：“袁氏中郎，小修皆卓如之徒，其指实卓吾发之。稚圭与小修具龙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学于稚圭，其师友渊源如此。故其诗文之大指可得而考也。

“公安三衰”的思想与李贽是一脉相传的，他们都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公安三袁”基本继承了李贽反封建的叛道思想和斗争精神。李贽反封建传统、反对道学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正如他自称：“余自幼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李贽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与封建道学作不屈斗争的一生。在明末社会矛盾激烈的时代，李贽继承了自王艮以来的泰州学派反道学的传统，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学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开启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先河，并把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安三袁继承了李贽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如袁宏道在《与张给谏》的信中说，“弟自不敢齿于世，而世肯与之齿乎?”他还说：“大丈夫当独来独往，自舒其翼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终耳。”咻现了他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这些思想精神和愿望都与李贽如出一辙的。

二

由于“公安三袁”直接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与李贽在文学思想方面有着极大的相近性。

首先表现为他们有一致的文学发展观。在李贽的时代，八股文风盛行，代圣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主张。当时文坛上王世贞、李攀龙等“前七子”极力提倡复古，造成文坛笼罩着一片“拟古”、“复古”之恶劣风气。李贽对这一复古浪潮进行了批判。李贽认为，文章的好坏，“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并非愈古愈好，文学在变化和发展中不断地出现好作品。李贽的这一文学发展观与他辩证发展的是非观是分不开的。他说：“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历史是前进的，现实生活时时刻刻都在起变化，所以文学作品也不应“执一”，更不应抱古。

“公安三袁”在李贽的影响下，也提出了和复古派针锋相对的文学主张。有力地驳斥了复古派的种种谬论。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自己的特色，不应该厚古薄今。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说：“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 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他在好多文章里反复阐述这一论点，发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的呼声。

李贽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是唯心的，把好的文学作品都看成是“童心”的产物。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所谓“童心”，据他讲就是“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种理论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哲学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李贽要求作家“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有了童心就能写出好作品，用不着什么“道”，“吾因是百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啐贽对道学大力攻击，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由此，李贽主张文学创作必须“发于陸情，由乎自然”，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在《读律肤说》一文申明确指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李贽以为创作的冲动源于作家的真实情感，所以作品中感情的流露应当是完全自然的，如果矫揉造作，不真实，就不能写出好作品，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李贽一再强调文学创作一定要“根于心，发于言”。他在《司马迁传论》中说：“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有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李贽还认为，作家的不同个性，决定了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作家只要顺着自己的性格去进行创作，真正做到“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就会使自己的作品产生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效果，如果强求达到某种自然，倒反而会失去真实，最终也得不到好的艺术效果。所以他说：“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

“公安三袁”关于文学的基本主张主要出于他们的“性灵说”，这种“性灵说”实际上是由李贽的“童心说”变化而来的。公安三袁提出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就是要求文学作品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所定下的种种清规戒律。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文学有表达多种多样个性的权利，所以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肯定了诗可以“若哭若骂”，可以怨而伤，可以写得很露骨。“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这种提法对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一种反抗。

在文学创作上公安派反对摹拟。既然文学是随着时代而发展，那么就完全不必要摹拟古人。袁宏道在《与江进之》的信里谈出了他们的见解：“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音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他猛然攻击了文人中的复古之风，指出复古事实上就是抄袭，“剽窃成风，万口一响”，“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袁宗道在《论文》中说得好：“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复古派的根本弱点在于没有自己的见解，文章的内容空洞无物，不得不借助于古人词句来装点门面。由此可见，“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与李贽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在反复古和文学发展观、文学创造的基本主张方面，“公安三袁”与李贽一致外，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如李贽反对复古派盲目崇古时矫枉过正，把八股文的地位抬高了，袁宏道也跟着如此。李贽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浅近明白，几乎不用典故，不装腔作势，并且采用民间俗语，在复古之风很盛的时候显得非常突出，公安派也主张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文学语言来写作，不用什么典故，采用大量俗语，“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他们都对通俗文学十分推崇。李贽敢于打破历来传统文人的偏见，肯定新生事物，把正统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和戏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厢记》和《水浒传》同列于“古今至文”。他说：“降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公安派也非常推崇通俗文学，袁宏道对《水浒传》也评价很高，他说在《水浒传》的相形之下，“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并把关汉卿、罗贯中和司马迁并列为“识见极度高”之人。李贽大胆进行小说评点。他是第一个评点长篇小说的人，曾评点过《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多种戏曲、长篇小说。这种对戏曲、长篇小说的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新的样式。“公安三袁”也对小说、戏曲进行过评点。如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离骚》、写、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仇校，肌劈理分，时出新意。”总之在文学思想上“公安三袁”继承了李贽的基本思想。 三

“公安三袁”和李贽的文学思想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公安三袁”与李贽的文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李贽比公安派有更强的创作激情和斗争勇气，李贽主张创作要有激情。他说写作要“蓄极和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贽正是以其锋芒毕露的文字，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对他“切齿咬牙，欲杀欲割，”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李贽的文章特色还在于见解大胆，敢于反对封建社会传统的教条，对道学家的攻击火力甚强，揭露出他们丑恶的灵魂，文字泼辣。痛快淋漓，有鼓动的力量。比如李贽在《因记往事》一文里，他称赞当时横行闽广海上的林道乾。说他“称王称霸。众愿附之，不肯北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并且指出这些人物产生的社会原因：“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在《五死》一文里，他把楚国的伍子胥和汉朝晁错的死，看着“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在《又与焦弱侯》的信里，他对那些道学气的知识分子作了无情的揭露：“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发表这些意见，在封建社会里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而公安派虽然作品中也时见愤懑之语。如衰宏道的七言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第二首：“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曲与栽花市。新诗曰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但总的来说，“公安三袁”在文学的创作激情和斗争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在当时宦官擅权、政治腐败、朝内党派剧烈的环境中，他们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既不敢参加斗争，又不愿同流合污，想置身于是非之外，于是退守田园，忘情山水，以此来麻醉自己。袁宏道在给他的老师妈琢庵的信里就曾说过：“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李贽的惨死，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他们更加畏缩了。袁中道在为李贽而写的《李温陵传》中说：“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有一条是“公[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爷。”看来这是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也是公安派作家普遍的思想弱点。

其次，李贽认为文学应该充分地反映现实。李贽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抒发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不平，反对无病呻吟。他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能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而公安派的“性灵说”虽然是“童心说”的变化和发展，但“性灵说”把文学不是看作表现现实生活，而是看作表现抽象的“性灵”。公安派的作家江进之在为袁宏道的《敝箧集》所作的序上，把创作方法说得非常神秘：“灵窍于心，寓于境。境自所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宛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他一味强调作者的主观方面，即所谓“心”，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称赞袁宏道的功绩，说是在他影响下，“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把创作之源归之于“心灵”，“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这是唯心的观点。在它的指导下，文学的题材越来越狭小，作家的灵感越来越枯竭。终于不得不求助于所谓“韵”和“趣”，走上了魔道。事实确是这样。公安三袁除少数作品[如《李逋赋》、《猛虎行》、《竹枝词》]等而外，公安派中最有名望的作家袁宏道的确如他所自称的“诗中无一忧‘民’字”。他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大多缺泛深厚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及身边琐事，抒发“文人雅士”的情怀，表现地主阶级文人的闲情逸致。比较好的是那些反对作官、反对道学气的文字以及一些清丽的小品。袁宏道在这方面成就较高。当然，他们也有极少数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袁宏道十分厌恶作官，甚至认为“官实能害我性命”。固然这对官场生活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从个人出发。如他在《戏题斋壁》诗中说：“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膻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数鼠猫，身似近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

此外，李贽擅长杂文形式。尽管他在题目上还标着“论”、“序”、“跋”、“记”，甚至是书信的形式，可实质上它们的内容已符合我们现代“杂文”的概念。李贽亲手编写《焚书》时，将这些文字[书信除外]均列入“杂述”一类。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往往是由一两件事情引起感想，进而阐发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有长篇大论，也有短小精悍的随笔。而公安派则以诗和散文见长。尤其是散文清新活泼，解放了文体，“一扫王李云雾”，打垮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死气沉沉的统治，特别是袁宏道的游记具有相当高的描写能力，文笔秀逸。像《初至西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虎丘》、《天池》、《五三世》、《天目》、《满井游记》等篇，都是写得好的散文。可以说“公安三袁”对散文的发展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他们开拓了小品文的领域，丰富了表现的方式。

总而言之，公安派与泰州学派本为一脉。泰州学派李贽等重要传人的思想和文学主张给“公安三袁”以极大的影响。“公安三袁”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文学思想，并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见解和实践，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对后来启蒙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