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

[摘要]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清政府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他提出了“赂目阻俄”的主张，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前后则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之时又改弦更张提出了“结日阻俄”的主张。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关键词]张之洞；赂日阻俄；联俄抗日；结日阻俄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1—0103—05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作用，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由于中国的边疆危机，尤其是日本问题越来越突出，清流党出身的张之洞也在有关讨论中、工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观和日本观，积极言论以展示自己的政见，尤其是在处理中日俄三角关系方面，不断探索并提出调整的主张，这些主张也反映了他的日本观经历了忽视日本、仇视日本、重视日本三个阶段。张之洞的主张影响了晚清的外交、政治、军事、文化政策。一、赂日阻俄：日本侵台吞并琉球以后张之洞的主张

张之洞最早发表他的外交观是在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沙俄强迫中国代表签订《伊犁条约》，侵占中国西北，使中国东西两面同时遭遇“边疆新危机”之时。当时“海防”与“塞防”的争议遍及朝野，爱发议论的清流党人张之洞自然难缄其口，从光绪五年到六年，张之洞就此问题先后11次上书，畅谈自己“联日本以伐交”即赂日阻俄的主张。

从这一时期张之洞的一系列言论看，这一时期他的外交主张是草率的，对俄国与日本的了解都是非常肤浅的。由于教育经历、任职经历等条件的限制，此时的张之洞对于经世外务均知之甚浅，不免意气用事，流于空论，以致缺乏主权观念。如张之洞在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详筹边计折》中提出的阻止俄国向东扩张的以下外交主张：

·

即或我军不克，我力不支，则我犹出下策，掷孤注，西委阿里以赐英吉利，使之越里海以取土尔

扈特旧牧地，东捐台湾山后以赐日本，使之复库页岛以断东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啖日尔曼

以重利使绝俄，兵连祸结，俄之精锐竭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恐比得罗堡国都，非俄之有也。

此论虽然显示张之洞抛弃了“守在四夷”的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但对于不同倾向的殖民主义国家不够了解，简单化地加以区分，错误地认为日本和英国一样仅是一个重视海权和贸易的国家，扩张土地的胃口没有重视“陆权”的俄国大，所以认为日本可以通商为利诱，为中国所利用。故张之洞于光绪六年七月初十Et在《谨陈海防事宜折》中继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

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

张之洞的这一时期的外交主张(包括他的日本观)集中反映在他的《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中。该折的核心思想是“联日本以伐交”、“使彼中立，不助俄势”，其策略是中日商务谈判与琉球主权争论分离，姑且概括为“政经分离”：

所云联日本者，专指商务。且必可允者方允，与球事无涉也。既允商务，则必与之立约。中俄有

衅，彼不得助俄为寇济饷屯兵，非无故而曲徇其请也。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秦西诸族腐集，中华加

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溉]东洋，而借此可以联唇齿之欢，

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

张之洞提出以上观点也是基于他塞防重于海防、朝鲜重于琉球的认识。他认为，如果让“法踞越南，英袭缅廊，俄吞朝鲜，数年之后，屏藩尽失。他国犹缓也，朝鲜一为俄有，则奉、吉两省患在肘腋之间，登莱一道，永无解甲之日矣”。针对“俄事扰扰，将及一年，庙堂无欲战之心，将相无决战之策”的局面，他提出首先应避免国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故与俄战，则不得不与倭和；与俄和，则不妨与倭战，此谋国不易之策也”，又基于他对日本的轻视，认为倭不可畏，但可贿，可以操控。因此他主张先俄后倭，对日本：“以饵贪求，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感之以推广商务之仁，折之以兴灭继绝之义，断不敢轻与我绝，设必不复球，则撤回使臣，闭关绝市。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Iml卜72

张之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多少有些感情用事，一方面轻视日本，故说“夫抚俄犹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场、派系倾向、情感倾向，即支持左宗棠及其塞防派，对抗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所以他批评“海防”派及其海防观：

今日移防俄者以防日本，即借慑日本者以慑外洋各国，计孰有便于此者。徜此举再误，则中国安

有振作之日哉?若夫出师跨海，捣横滨，夺长崎，扫神户，臣雅不欲为此等大言。至于修防以拒之，绝

市以困之，此亦平实而甚易行者矣。

毕竟，张之洞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能够随着时局的变化、学习的进步而与时俱进，他后来显然也认识到自己的主张不免“顾此失彼”，于是马上作了修改。光绪六年十月初一日，张之洞在《台防重要敬举人才片》中提出的主张就显得比以前的书生之言务实得多，认识到对日本不可太轻视，“夫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于是积极督促朝廷加强台湾的防务，“为保台湾计，为保闽省计，此亦不可缓者也。惟望宸断，早为决计施行”uJ 72用心委任大将加以提防。在光绪七年七月初五日的《疆寄虚悬请早处置折》中，主张启用彭玉麟等镇守东南，以期“日本闻之，必且悚惧改图，就我范围”。在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集重臣筹议急务折》中则警告朝廷“御侮豫防”：

日本自球案梗议，使臣遽归，目前相持未定，虽闻其饷绌船敞，人心惊惶，然彼已成骑。

但是在张之洞的眼中，此时的日本乃“海国”且是小国，海国只争贸易和海权，没有陆权的抱负，小国也难以威胁大国，且小国日本“与中国在利害上无大冲突”，是可以联合的。张之洞此时的立意是“联合弱小对抗强俄”、“以小抗大，以弱敌强”[2J 48。所以在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他在十一月初一日上呈的《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提出了“散敌援”的主张，要求朝廷“宜急与英、德、美、澳、日本诸国，开陈曲直，坚立要约，务守公法”

19世纪70、80年代的张之洞之所以忽视日本，主要是受传统思想和教育的影响，在华夷思想的支配下，他心目中的日本只是一个落后弱小的岛国。当然，随着职务的升迁，涉外事务阅历的加深，以及参与洋务，张之洞逐渐抛开了书卷气，其外交观和日本观也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二、联俄抗日：甲午战争前后张之洞的外交对策

1894年春，中日之战如箭在弦，自认能够担当大任、独挡一面的张之洞更加积极地思考对策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他感情上是仇视日本的，因此此时的外交主张和日本观带有感情因素，这也是受前一阶段作为一个清流健将轻视日本的观念所影响。

甲午战争前张之洞积极主张对日本宣战，态度鲜明。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号召抗战并且积极备战，是主战派的重要代表。战争期间，张之洞参与军务，筹划后勤补给，切实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务，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

在此阶段，张之洞也非常重视对日“伐谋”、“伐交”，甲午战争危机期间，张之洞竭力思考奇谋异策，甚至计划到海外“募洋兵一万，令洋将带之，即乘所买兵船，择妥便处会齐，中国派大员数人前往，会同督率，许以重赏，包打日本东京，径赴东洋，直攻横滨、东京”，张之洞本以为此“实为上策”，可立千古不朽之功，其实乃异想天开，此时的英国找不到第二个戈登和洋枪队了，彼为一国之内战，此为二国交战，外国势力自然会慎重。

1894年底，中国在海、陆两个战场的败相均露，东北各省危急，俄国出于自身利益，在外交上开始向中国倾斜，张之洞自然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时机，极力争取俄国的干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Et，作为地方大员的他在“致俄京许钦差”的电文中指出：

倭患日深，辽沈危，京畿急，非借强援不可。上等借船助战，次者武断胁和，如前数年英为俄、土

两国武断定和之事。英忌他国夺东方利，俄亦不愿倭强，志在自得，海口似均可商，但必须饵以重利，

恐须商务、矿务、界务等事于彼有利益，方能相助。闻前数年英有在中国开煤矿之请，祈密向驻德、驻

俄、英公使及俄外部委婉探询，尤望浑沦言之，看其意之所欲何在。

在中日战争以及后期的和谈期间，张之洞一直力倡“借强援”以“胁和”，反对“讲和”。在民族荣誉感、战争失败的耻辱感影响之下，出于对日本正在努力促成的日英同盟的担心，张之洞基于中国“远交近攻”的传统理论，主张远结欧洲强国英国、俄国对抗小国日本。为了促使这一主张付诸实施，他不断发电向中国驻外各使节加以解释，希望他们配合行动。

但由于日本积极和英国妥协，英国难以诱动，从1895年初开始，张之洞不得不把结强援的重点转向与东亚利益关系至深的俄国。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张之洞“致俄京许钦差”电：“时局万分危急。设或京畿有警，关内外隔绝，饷械俱罄，关东二百营将束手且哗溃矣。鄙意接济关东军，惟有商之俄国。”从随后二十七日“许钦差来电”中“俄主允，如议和时倭索太过，可约英、法劝其退让”答复看，在张之洞要求下，许景澄和俄皇取得了联系。

到中日商议停战，割让台湾之论喧嚣，在英国不为“借巨款，以台作押”的利诱所动之时，张之洞更是借重俄国，希望以此利诱俄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张之洞继续“致俄京许钦差”电，要求他与俄外部密商：

将台湾作押之说能行否，或并许在台开矿，但须约定必为我保台方可。然此仅为一台计，关系尚

小。如再能与商以兵威胁和，令倭人速罢兵，不索割地，不索重费，则中国全局受益。即许以内地他项

利益，如内地开矿与商务、开铁路诸事，或径询俄另有何欲，令其自言。总之，于根本无伤、大局无碍

者，似皆可商。

即使是在割台议定、大势已去之后，张之洞依然不死心，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继续“致俄京许钦差”电，电示许景澄“急速面谒俄皇，沥恳相助”，并表示自己有“为包胥乞秦之举，特以中国大员向未闻有与各国之君通电之事，未敢冒昧” 。张之洞等人的运作的结果，虽然促使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强制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国还为此付出了以三千万白银补偿给日本的代价，而且中国还不得不对俄、法、德等给予适当的补偿以酬劳，此事为以后的危机与争端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张之洞的外交主张很大程度上受敌视日本的感情所支配，乃至支持李鸿章与俄国“密约”，联俄抗日，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主权挑起日俄的矛盾，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致俄京许钦差”的电文中就如此明示：

如能劝俄坚持，不准倭干预韩事，不准倭留一兵在韩，倭必不从，即藉此与倭攻占。一经开仗，倭

船必毁，不惟台湾之患可解，中国亦可乘机尽翻全约矣，岂非旋乾转坤转祸为福乎?如俄肯为此，我

即以界务、商务酬之，有何吝惜?新疆西域及松花行轮、陕汉陆路运茶各节，俄从前要求未允，以此饵

之，断无不愿。何不商询外部，指以相助之法，微示以酬谢之意。

与外交策论相映的是张之洞个人在行动上坚决抗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助台湾，并计划以台湾为饵结强援以胁和，而在支持台湾抗日工作失败之后又积极转入与日本商战的筹备工作。这时他依然没有忘记联合俄国及其盟国德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致俄京许钦”的电文传达了沈子培部郎致许电文，指明“倭以商约困华，欲其贫而生乱”，要求许景澄“与俄密商，华倭争商约，两大国宜有公正语，限制倭人”，这实际上也是张之洞的主张。在国内，张之洞亲自指导开展对日的商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在“致上海叶令大庄”一电中指出：“倭约苏杭制造、苏沪行轮，意在夺我丝绸、纱布、小轮之利，我亟宜筹护华商华工之法，以抵倭人。”并且做出了具体的商战部署，体现了他对于日本的敌视和戒备心理。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张之洞便面临和Et本的租界交涉事务。在交涉过程中，张之洞及其下属遭遇了日方代表的恶劣态度，粗暴无礼，甚至蛮横地侮辱中方代表。张之洞为何在此期间自号“抱冰”，此即表明他仇日的心态，抱冰堂是张之洞湖北新军指挥所，显然他在向公众表明他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抱冰就火，励精图治以报日本，以雪国耻。

张之洞此一时期的外交思想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二十七日上书《密陈结援要策片》中，其中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系统地提出了“立密约以结强援”的“救急要策”，认为与列强之间“若无密约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预”，元以对抗日本的威胁，因此要求朝廷放弃此前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独加亲厚之一二国”，这一国最好选择俄国，因为“今日中国之力，断不能兼与东、西洋各国相抗”，不能不依据“远交近攻之道”。对于选择与俄国“订立密约”的理由，张之洞认为英法德美等国“皆难议此”，而俄国“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即如同治庚午天津教堂之案，各国争哄，而俄国不与其事；伊犁之约，我国家将十八条全行驳改，而俄国慨然允从。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此论足见张之洞对列强的观察太表面化，至于他“若有俄相助，将来无论何国寻衅，数旬之内，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则我得以专备陆路战守之计，而敌人亦断不能为深入内犯之谋矣”…毗一l003的期待，更是一厢情愿的自说白话。而国际局势的迅猛发展使得张之洞很快不得不改弦更张。三、结日阻俄：德国强租青岛以后张之洞的策略

1 897年底，德国人借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功劳要挟中国，强租青岛，而此时已经成为中国同盟的俄国却不加劝阻，实际上德国的行动得到了俄国的谅解，此时的俄国与德国正是“三皇同盟”的轴心，已经约定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共进退。更有甚者，俄

国乘德国侵略之际派军舰侵入了旅顺，此举正与德国的举措相呼应。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大力鼓吹“黄祸论”，号召欧洲联合起来对抗黄祸，虽然表面上是针对日本的，自然也包括中国，俄皇在这方面也积极支持德国。

自1898年俄国占领旅顺大连以后，张之洞越来越感觉到俄国的不可靠，认识到俄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强援”，尽管俄国在志得意满之后示好于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证明了他这一认识的正确性。而此时的日本，经历“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迫于国际上的孤立，不得不韬光养晦，主动亲近、争取中国实力派人士的认可与接受，尤其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诱导张之洞等人，文化上的Vl号自然是中日“同文同种”。与此同时张之洞随着与日本方面交涉的深入，他的日本观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慢慢由情绪化地敌视日本进入第三阶段，即理性化地重视日本，而对于如何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的主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之洞自己对于日本的认识随着他的阅历增加而转变，毕竟张之洞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张之洞对日本态度的改变还和日本人改变与他交涉的方式密切相关。在汉口租借谈判、“沙市事件”处理中，张之洞充分感受到日本人的粗暴和淫威，但l897年ll月青岛事件以后，前来与张之洞见面的日本人，与以前来中国谈判的日本人代表动辄“以违旨大题要挟恫吓，种种无理”闭，吲5截然不同，表现得相当谦虚、谨慎。这种前倨后恭的改变，使张之洞感受到了日本人所谓的“善意”。

了解中国现实的张之洞，这一时期很重视日本，在文化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师日，甚至看似“亲日”。张之洞此时的联络日本不同于第一阶段，着重在种族方面，在结合黄种人对抗白种人，这也是德国“黄祸论”与日本人的“亚细亚主义”宣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之洞从“仇”到“亲日”的转变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时他受到了日本有关政治家的重视，也遇到了几个态度颇为谦虚、和蔼的使节，心理上得到安抚。

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时，尽管李鸿章主张请求俄国出头调解，并和俄国财政大臣联络，张之洞坚决反对，认为此时联俄不利，不仅难以得到俄国的支持，反而会引起英国美国的不满，主张积极联络和英国关系密切的日本，请求日本出面调停，策划“东南互保”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致驻日公使李盛铎的电文中表明了“中央”的主张：

今乱徒固不辨孰欧孰亚，各国亦莫分为匪为兵，惟日本深知中国情形，有共利。

这多半是出于种族的观点，而善于投机的日本此时也利用张之洞的这种心理，和他亲近，向中国示好。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张之洞密切联络日本，也从Et本那里得到了不少相关的情报，此亦说明张之洞外交方针的调整。

张之洞此时对俄国失望还在于俄国乘义和团运动之机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张之洞对于俄国独霸东三省的企图是毫无怀疑的，尽管李鸿章依然迷信俄国。1900年以后张之洞在外交上“亲日”有在东北借Et本抵抗俄国的想法。在俄国强迫中国签订损害东三省主权的条约前后，张之洞极力活动日本、英国、美国，他在光绪二十七年eLY]二十四日在《俄约要盟贻害，请将东三省开门通商折》中提出的有关主张，显然是在与日本有关人士协商后的结果，期间他还收到“日本国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笃磨书函，并附陈措置东三省条议一册”，张之洞独自“详加察览”后，认为“其言深切垦至”。近卫笃磨送书函于张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权益被俄国独自侵吞，虚情假意表示日本的好意。近卫在信中称俄国“其包藏异图实不可测”，“肆然逞其所欲为而不知厌”，其实日本也同样“包藏异图”，即要求日本在东北“一体均沾”，要求清政府“不得厚于甲而薄于己”。

《辛丑条约》签订后，关于赔款，张之洞主张在每年上半年筹足后交存上海的日本银行，他主动将此利益让与日本，“一则酬其助争俄约之功，一则作为中日共立银行，合作经营各项经济事业之始。显然在张之洞此时的思想中，已有一中日经济合作，共拒强俄的想法”。

东北的均势并未维持多久，l904年“日俄战争”爆发，l905年俄日两国达成和议，平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张之洞显然很关心这一事态的发展，关心中国和日本有关东北各省权益的交涉，关心日本是否及时归还中国东北权益，就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接到“袁宫保来电”，袁世凯曾这样答复他的询问：

宥电敬悉。目前有日本大议员平冈浩太郎由京来谒，言“该国民高博士会议，以东三省战事耗财

伤命，始渐规复。虑华政府力弱，不能保守，或再为俄据，议阻交还，暂代统治。并有议占福建者。

这显然是让张之洞伤心的答复，此时的张之洞应该认识了日本人的真实面目，张之洞显然没有忘记几年前和俄国的交涉，以及日本人的怂恿之词。从张之洞的有关文件看，他此后似乎并未过多关注此事，一心转向广九铁路、练兵等问题上，显然是对日本绝望，不想自寻烦恼了。

综观张之洞以上三个阶段提出的处理日俄问题的外交主张，尽管其一变再变，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