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内容提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鲍罗廷/蒋介石/迁都之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

【正 文】 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对鲍罗廷作用的评价可商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以及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均在论述迁都之争中涉及鲍罗廷的作用，但限于体例未予深入展开。）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

一

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是北伐军刚得汉阳、汉口，武昌尚待克复的时候，由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8月6日以来接近一个月的调研活动返回上海以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谈到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报告说：“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整个国民政府形式上的领导人在前线领导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1] (p474、475)这个报告签署的日期是9月12日。据蒋介石年谱记载，9月9日，蒋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主席张静江、政治会议代主席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2] (p677) 9月15日，鲍罗廷致电苏联政府驻华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其中说：“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鲍怎样回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他在此电中称：“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与此同时，我们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汉口。蒋介石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的全体会议。”对于蒋介石急于迁移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鲍罗廷洞若观火，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一方面，“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借以震慑已在军事上控制了湖北的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另方面，是要借以控制广东业已兴起的“有利于汪精卫的左派运动”。[1] (p495～496) 鲍罗廷暂且搁置迁都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如此应对，与他对北伐的性质及其政治前景的观察密切相关。鲍认为孙中山最后一次发动北伐，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放弃纯军事讨伐的观念，注入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民联合，不仅打倒军阀，尤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可是，“三二○事件”以后，北伐的思想失去了这种革命的性质，其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他甚至在同蒋及其亲密助手的谈话中，也毫不隐讳这一观点。鲍认为蒋在未来的失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随着武昌的占领，蒋在同以唐生智为代表的保定派的斗争中失败；一是蒋预感不利而回师广州，那则更是等于直接宣布北伐失败。为应付前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鲍主张在武昌召开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左派政纲，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则可以公开发起反蒋迎汪的运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1] (p369～371)。鲍并不排除汪蒋共事的可能性，并设想由汪负责管理国家，而蒋则担任军队领袖。他判断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能够左转。当然，“如果蒋介石在最近不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进入这场斗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 (p397)。 应当说，鲍罗廷的观察和分析有其事实基础。蒋介石与唐生智的矛盾，因唐在两湖战场获得优势和蒋的嫡系部队作战不力，日趋表面化，对蒋形成有力的牵制；虽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以后，陆续有地方党部吁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但8月20日黄埔军校内也响起这种呼声，则使蒋大为震惊，迎汪复职因左派的鼓动在广州蔚成风气。8月17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同维经斯基会谈，提出要在武昌开国民党代表会议，并认为“占领武昌后不应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相反，应当承认和服从在广州已有的国民政府”[1] (p399)。蒋对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文章十分不悦，但左派迎汪和部属不拥的压力，使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中共。还在长沙时，蒋就向中共和苏联顾问要求“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3] (p240)，稍后又派人面见陈独秀，“请C. P. 勿赞成汪回”[3] (p261)。 早在8月9日，鲍罗廷同到达广州调研革命形势的远东局成员会晤，双方讨论北伐及其政治前景，就提出已经决定当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在武昌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产生内容广泛的施政纲领，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1] (p372)。通过这期间的研讨，鲍罗廷所设计的汪蒋合作的方案，成为他与远东局、和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共识。8月16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同鲍举行的会议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的做法不是反对蒋介石”，“决不要打击蒋介石”。后来，远东局在其调查报告中正式提议：“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即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思想上的中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协议。”[1] (p489)以此为基调，远东局在同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议中，就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即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代表大会应制定的政纲、同左派的协议做出决定。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7号通告，9月22日，又发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明确提出：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产生左派政纲；汪蒋合作，迎汪而不倒蒋；改造广东省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注重省自治，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8月31日，顾孟余约维经斯基会谈，专谈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表示国民党左派相信不合作不行，合作也有利于共产党人加强自己的党，“共产党人和左派应当结成联盟”，“应当让汪精卫回来，这会给共产党人提供发展机会”[1] (p422～423)。左派甚至主张就此机会打倒蒋介石，但鲍罗廷、维经斯基都不赞同。 9月4日，张静江正式在政治会议内提议召开国民党大会，研究并决定攻克武汉以后的政策。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1日在广州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及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并指定政治会议委员徐谦、孙科以及鲍罗廷负责起草联席会议议事日程。9月11日，政治会议决定联席会议议案起草人，鲍罗廷为起草人之一。9月14日，议案起草委员举行第一次谈话会。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和鲍罗廷出席。这次谈话会重点讨论国民政府发展议题，形成7条决定要点，“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4] 这两点表明，鲍罗廷暂时搁置迁都的主张成为与会起草委员的共识。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举行预备会，10月15日至28日举行正式会议。会前，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要设法促使国民党左派出席会议，结果，80名代表，“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5]。徐谦的议案报告，谭延闿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的说明，都阐述了国民政府继续暂驻广州的理由。16日，联席会议无须辩论就通过了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以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6]

二

蒋介石继9月9日给张静江、谭延闿发出请政府常务委员赴鄂文电后，9月18日，复电张、谭，称：“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2] (p692)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做出暂缓迁都的决定后，10月22日，蒋仍电张、谭并转联席会议，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同日，电张、谭转鲍罗廷，提出“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2] (p754)。11月8日，北伐军攻占南昌，蒋介石即电宋子文邀同鲍罗廷赴赣商决大计。 11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根据事势的需要和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并于近数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14日，蒋介石在南昌答谢古应芬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劳军，在致辞中说：“现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已议决迁移到武昌，这是我们总理生平所希望的，现在总算能够达到了。但总理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南京，第二个是在武昌。现在南京虽然没有打下，武昌已为我们占领，总理主张第一个目的虽未达到，而第二个目的则已实现了。党部、政府既已议决，仍请早日迁移，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2] (p792)11月19日，复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中非有所私。且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以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2] (p800)自9月上旬提出迁都主张，期间尽管被联席会议正式否定，但蒋坚持不懈。 在党内合作的条件下，共产党掌控整个局势的力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当得知广州方面改变初衷，决定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中共中央局仍表反对。11月9日，中共中央局根据与远东局讨论的意见，就目前局势的几个重要问题发出指示，关于迁都问题，强调“此事必须反对”！已到鄂工作的张国焘，对政府迁鄂负面影响的分析与中共中央局相似。他认为：“国民政府太无力量，如即刻迁至武汉：第一，即是表现其软弱，失其作用；第二，是促进蒋、唐的冲突；第三，是与北方接触太近，难以应付北方的政局；第四，是张静江等跑到武汉一定使湘、鄂、赣三省政治发生不好的影响。”与中共中央局一味反对有所不同，他认为国民党方面已经做出的决定恐难改变，唯有“设法使其延缓时日，在此时日好作些预备工作”[3] (p314～315)。 鲍罗廷本非绝对反对迁都。开始，他主张这个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并以开好联席会议，调整广东政治格局为条件。联席会议甫告闭幕，广东省政府改组尚待着手，政治会议就改变暂都广州的决定。这自然有他的作用在内。中共中央局说：“鲍罗庭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3] (p347)这个抱怨，可作证明。 导致鲍罗廷态度改变的因素中，南昌克复、粤、湘、鄂、赣连成一片、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等，不失为其客观基础。10月30日，总司令部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关于武汉形势给他的报告，如蒋永敬所指出，可称另一诱因。铁罗尼用很大的篇幅报告了唐生智与蒋介石的矛盾，称：“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却没有一个中央政治机构。尽管在长沙我们就主张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但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权力和能力适当地处理政治事务。唐生智独自主宰形势，和他对抗的只有邓演达和陈公博这个懒家伙。”“很有必要有二至三名中央执行委员来此建立委员会。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开始严格的工作，不能树立党的权力。”[7] (p773～776)这个信息，通过鲍罗廷传递给政治会议，使政治会议相信：“现在武汉是最糟的，但是武汉是全国一个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弃他，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3] (p345)铁罗尼对唐缺乏好感，认为他把自己装扮成革命的将军并不成功。但这并不妨碍鲍改变此前不信任唐的态度，他曾说在广州宁要汪精卫不要蒋介石，而在武汉则宁要蒋介石不要唐生智。他利用唐的思路，与中共中央局确定“包围”而不是“抑制”唐，不约而同。 11月16日，鲍罗廷与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出发经江西前往武汉。这是根据日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迁都所做准备之一种，并不是计划外突如其来的行动。蒋介石为使迁都问题得到解决，派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邓演达专门从武汉飞抵广州游说。11月26日，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第一批重要人员将于12月5日以前出发。12月2日，鲍等至南昌。4日至8日，与蒋介石在庐山开谈话会，讨论外交、财政、政治、军事，“对迁鄂问题皆认为甚重要，必须从速准备”[8] (p805)。会后，鲍罗廷与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按原计划前往武昌，并于12月10日抵达。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到达武昌，意味着由他们分别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司法部、交通部、财政部和外交部完成了迁移。12月1日开始，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关陆续停止办公，国民政府并于12月5日发表北迁通电，出发人员分两批于12月7日和20日前往武汉。按照当时体制，国民政府处理政务必须秉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为避免决策中断，鲍罗廷在已到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谈话会上提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未到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得到与会者赞同。[9] 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作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通电通告在武昌成立。鲍的提议和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使处于运动过程的党政中枢，一只脚跨进了新驻地的门槛，形成了部分既成事实。 12月19日，蒋介石电邓演达，称“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同意”[2] (p851)。次日，再电武昌，“赞成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10]。可是，不出三个星期，情况发生变化。12月31日，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丁维汾、何香凝等到达南昌。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开会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在地后，再行迁移。”此项决议，于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无异议通过。[11] (p374) 此前急于把中枢迁往武汉的蒋介石，何以一改初衷？根本点当然还是源于形势的发展和他试图实施对局势的绝对控制。与政治会议变更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暂缓迁都的决定、把不迁的理由翻炒成当迁的理由类似，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留驻南昌的意图，也就是原先主张迁鄂的理由。其核心在于是否有利于他在蒋汪关系、蒋唐关系、国共关系中占据优势。对于党政中枢迁鄂，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北伐东路军参谋长白崇禧曾不无疑虑。12月6日，蒋电复朱、白，称：“政府迁鄂，有益无损。勿念。”可是，庐山谈话会期间，议决财政统一方案，有人提议取消主席制；蒋提议请汪精卫从速回任，与会者均表赞成。[2] (p835～836)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唐生智并未被打压，反与鲍罗廷结合，似如虎添翼；共产党因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操持武汉工运和湖南农运蓬勃高涨。更重要的是，顾问鲍罗廷虽然“拉”蒋，但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对蒋多所批评。因此，蒋不惜食言，改变决定，将已到赣之赴鄂人员留驻南昌。 也就在1月3日，英国水兵刺杀武汉集会民众；6日，在九江制造流血事件，引发中国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获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不迁汉，1月6日，徐谦、孙科密电蒋介石、张静江和谭延闿，要求赣方暂守秘密，以免民众恐慌，影响武汉大局，并请电示留赣理由。[11] (p374)7日，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电复蒋、张和谭，申述不宜变更迁鄂决议理由，内称“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11] (p375)。蒋没有来得及提出应付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方案时，徐谦等人一封电报让他正中下怀，电文提议两点：“一、组织政治分会。二、请南昌同志先来鄂，随后再决地点。”[12] 南昌政治会议取其所需，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并指派宋庆龄等13人为委员。分会不能代行最高职权，不能指导国民政府各部，照此，迁都武汉的问题自然也就消解了。 鲍罗廷的态度如何呢？1月7日，鲍致电南昌，内称：“弟稍留数日，中央及政府地点赞成，但须稍缓”；“并陈缓迁理由三种”。[13] 鲍使缓兵之计，可能与他等待莫斯科的指示有关。1月13日，斯大林电鲍罗廷，称：“近期不能等待汪精卫。何况您的建议是有益的，即赴南昌说服蒋介石，要他相信他的建议不恰当。您应该同能够影响蒋介石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一起去。在您到达南昌前先告诉蒋，说汪精卫不去，这可以减轻他对武汉的担心。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主要可提出如下理由：撤离武汉会导致帝国主义和北方军的进攻，因为他们会把撤离武汉看作是广州软弱的表现。”“我们将通过邵力子直接向蒋介石转达我们的意见，即武汉应成为首都。”[14] (p66～67) 南昌的决定，对鲍罗廷和武汉方面显然是一个打击。鲍本来持抑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做出反制动作。出师北伐以来，鲍多次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召开省民会议，希望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他在南昌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俄国同志要帮助的是中山先生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不是一民主义的，也不是两民主义的。”“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便不是真正的国民党，便不是三民主义者。”[15] (p133)在武昌欢迎大会上，又提解决土地问题，重申“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不是一民主义的，也不是两民主义的”[16]。在1927年元旦汉口群众大会上，鲍称：“国民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点的武汉来了”，“这个国民政府是建筑在人民身上的，是我们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政府的基础，所以你们应该管理并监督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其办法是组织省民大会。[17] 1月12日，蒋介石到访武汉，争取武汉方面返回南昌。15日以前，鲍罗廷同蒋长谈数小时，申述他本人和在汉人员的主张，建议就在武汉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把政府、党部迁鄂问题定下来，但蒋仍坚持一星期以后在南昌由政治会议再作研究。鲍的努力，未能奏效，而莫斯科的意图，亦告落空。 1月15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徐谦主持。会议首先讨论了政治会议武汉分会问题。孙科认为按照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已无问题，但分会的权限需要向南昌请示。宋子文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分会权限问题。陈友仁认为设分会，办外交不能代表政府。鲍罗廷接着做了长篇发言。他把以上发言焦点归纳为权力和权限两个问题，指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进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因为有了两个对等的机关，一定要发生抵触。”设立临时联席会议，是因为原有的最高机关在移动中，不能实施其权力。“现在，政府已迁至长江，我们即不主张再有此种机关。关于分会的权限问题，我们一致赞同，政府及中央党部应即迁至武汉。”根据同蒋的交谈，他建议在目前一个星期内，“或开政治分会，或开联席会议，或者两会都暂时不开，均无不可，或者开政治分会但对外不必宣布”。鲍最后强调：“如南昌政治会议对于地点问题，已有最后之决定，则孙同志所提之权限问题，确是一个问题，因武汉为革命中心。南昌似尚未有最后之决定，故权限问题不必讨论。” 这是一个及时而重要的具有引导性质的发言。放弃讨论武汉分会的权限，实际上就是搁置成立分会之议。中央的权力是一定要集中的，按鲍的意思是要往武汉集中。接下去的讨论，就明确了。彭泽民指出：“如政府设在武汉，何必再有分会。联席会议为应付时局而设，现在政府已收回英租界，各国人看到革命的民众这样热烈，政府如能于此时迁来，实为最好之机会。现外交、交通、财政各部已在此成立，如再迁开，则对外(外交)对内(民众)均将发生怀疑。如政府在此，则整个的政治会议即在此，不必再有分会。”他主张仍用联席会议名义。蒋作宾亦主张仍用联席会议名义。宋庆龄指出：“政治不能统一，什么事不能统一。本人不赞成分会。如武汉设立分会，将来杭州、上海等处，均可设立分会，政治不易统一。”于树德认为组织分会并未接到正式通知，权限也未划清，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前，暂时维持联席会议。王法勤先同意以分会名义开会，后赞成继续开联席会议。会间，只有何香凝认为可以分会执行职权。徐谦以“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付表决，与会者“一致赞成”。当日会议即将结束时，鲍罗廷声明：“本人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后又聘为国民政府顾问，不能出席政治会议分会，现以顾问资格出席本会议，应有声明。”徐谦表示：“在此时期中无问题”。[18] 鲍的声明，本质上在于强调联席会议的地位及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鄂赣间的对峙，由文来电往扩展到社会层面。1月15日晚，蒋介石欢宴武汉各界，与会农、工、商、新闻各界代表一致要求国民政府立即迁鄂。邓演达甚至在会上领头高呼：“中央党部立即迁驻武汉！蒋总司令长久坐镇武汉！”蒋表示：“各界要求党部政府来驻武汉，我需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19] 但是，21日，蒋电致武汉，要求组织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联席会议毋庸继续。 1月24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举行第十七次会议讨论联席会议结束问题，何香凝主持。何提出联席会议不再继续，于外交颇不方便，应立即去南昌将此事决定下来。鲍罗廷没有出席当日会议，徐谦称张太雷前来转达鲍的意见，联席会议即使开会，也不好议决。对此，他表示有同感。彭泽民提出：“依目前外交形势，联席会议不能即停，这是党的事情。”董必武表示：“在南昌政治会议开会以前，联席会议应继续开会。”詹大悲也认为：“目前需要有联席会议”。结果，会议同意在武汉的政治委员尽快去南昌，并决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20]。 联席会议在武汉照开，政治会议在南昌照开，“迁都之争”升级。1月25日，鲍罗廷电蒋介石，称如有必要，他随时可到南昌。而蒋则满怀愤懑，把账都挂在鲍的身上。19日，蒋上庐山访张静江、谭延闿等人，“直言与鲍罗廷不相容”。21日，在致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并转李济深电中，声称对鲍“誓必驱而逐之”。[21] (p22～27)2月22日，在九江与维经斯基谈话，称：“南昌和武昌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由鲍来负。”“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23日，蒋继续对维经斯基说：“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想您是相信我的。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点很重要：(1)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2)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14] (p132～134)蒋把目标集中于鲍罗廷，由于时机的关系，他暂时还不能抛开共产国际。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其自动撤回鲍罗廷。

2月8日，南昌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武汉。至此，迁都之争似可谢幕。但是，谭延闿等人的行期一拖再拖，直到3月7日，谭才同何香凝、丁维汾、李烈钧、陈果夫等抵达汉口，而蒋介石、张静江则根本没有真正准备动身。迁都问题并未尘埃落定。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以后，中共中央改变了反对迁移的立场，表示“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22] (p22)。2月，彭述之在《向导周报》撰文，论说了国民政府应当迁至武汉的理由，并进一步指出：“国民政府目前的问题不仅只是迁移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主义的统一集中政权的问题”，“第一，须彻底打破军事的独裁，第二，须真正的革命民众参加政权”[23]。南昌的迁鄂决定公布后，武汉地区掀起新一轮要求党部政府立即迁鄂的浪潮，并把当前的矛盾和斗争提升为建设民主、提高党权的高度。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的社论，论述了提高党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党权等问题。16日，该报发表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等党务宣传要点。17日至26日，邓演达撰写的《现在大家应注意的是什么？》，由《汉口民国日报》以代论连载。他呼吁人们“认识目前的争斗是恢复党权，增进党权，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一些团体、机关纷纷通电，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从速迁鄂，并响应党权运动。 2月21日，根据孙科的提议，扩大联席会议准期举行，25人出席，孙科主持。会议听取徐谦关于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和陈友仁的外交报告，肯定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并对其工作深表满意。听取了孙科的政治报告，决定即日结束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听取了顾孟余的党务报告。顾称：“我们要党的存在，要实现民主的集权制，必须党有最高权威。至于南昌、武昌的问题非偶然的，乃根本之矛盾，现在应如何解决，手段之缓急，须大家决定。”[24] 孙科随即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召集二届三中全会，本是庐山谈话会的共识。1月3日，鲍罗廷就提议：由联席会议在政治会议内提议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会议未到前，由联席会议先通知不在武汉各委员速来。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25] 会后发布了通告。南昌方面亦于同日做出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2月8日，又决定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开会日期。对于孙科的提议，吴玉章、于树德、徐谦、邓演达、陈其瑗、恽代英、詹大悲、毛泽东均表同意。邓演达说：“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本席以为如待东南军事解决后再开是很错的，必至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无异于自杀，无异于自行宣布灭亡。”陈其瑗说：“数月来党内情形是专制，而非纪律，长此下去，不是国民革命是汤武革命了。目前各省党部处于混乱之中，非先将中央改组好不可。”毛泽东说：“联席会议可以建议决定三月一日开会，由常务委员会发送通知，至于人数问题，本人以为够固很好，即不够亦须开会。这是革命的胜败关头，如不开将来在历史上要负重大罪咎的，故就令只有几个人亦应开会，凡事利于革命的要求即不妨做去。”经反复讨论，会议一致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于三月一日以前在武汉自行开全体会议”[24]，进一步行使了中央全会的召集权。 2月24日，武汉地区国民党员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主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号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与会人员气氛十分高涨，“虽风雨淋漓，群皆露立雨中，不稍退却，听至激烈处，群众且高呼‘打倒老朽昏庸份子，扫除封建势力，提高党的威权，一切权力属于党’等口号，呼时声震天地，革命空气紧张万分”。徐谦在演说中公开提出：“集中革命的力量，使共产党同志参加我们的中央”。[26] 从1月21日到2月21日，鲍罗廷仅出席过一次临时联席会议，21日的扩大联席会议没有出席。由于反蒋的气氛已经形成，并因武汉与南昌的尖锐对峙而不断高涨，故并不妨碍武汉方面的局势沿着既有轨道发展。 联共(布)、共产国际关注着这场角力。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鲍罗廷2月7日至10日发回的专电，向鲍发出指示：“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同时给达夫谦发出电报，指示“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最高事务的问题”[14] (p118～119)。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发出由布哈林根据共产国际委托签署的电报，并转国民党中央成员，抄送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南方不能存在两个中心；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决议；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14] (p149～150) 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预备会，10日至17日召开正式会议，没有理会蒋介石延迟至12日开会的要求。10日，刚刚到汉开会的李烈钧当场退会并立即返赣，向蒋报告了会议情况，蒋愤怒至极，大骂“鲍氏之肉，尚足食乎”[21] (p117)。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宣言》等文件，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各机构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反对蒋介石的分裂主义，在有所限制的同时保留了蒋的地位。3月20日，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宣誓就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迁都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五

综上所述，对于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的政治角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这场博弈，其实质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联手为一方与另一方围绕领导权所展开的斗争，鲍罗廷充当了前者的代表。迁都问题的解决，鲍罗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关键性的建议都是他提出来，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议决而得以实施的。具体说来，第一阶段，在蒋介石提出迁都动议之后，他设法将其搁置，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第二阶段，中部地区形势变化，他不顾中共中央的继续反对，主张政府迁移；第三阶段，倡议成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并设法坚持临时联席会议；第四阶段，促成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巩固迁都、反蒋成果。 另方面也应看到，迁都的实现非鲍罗廷一人所能为。蒋介石参加革命资历不浅，但直到国民党二大才成为党、政、军领导集团之一员。“三二○事件”后，汪精卫被排挤离职，蒋通过“整理党务”和准备北伐，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中在手中，他向财政部长直接下指令，也等于控制了财权。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走到这一步，如同一个暴发户，因而党中不同势力对他的反对比较普遍地存在。1926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改选常委会主席，出席会议35人，蒋介石仅以18票当选，[27] 就是一个证明。这是迁都之争中，鲍罗廷能够整合到各种资源的客观前提条件。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共产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徐谦、孙科、陈友仁、宋庆龄、邓演达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谭延闿亦被争取过来。如果单凭鲍罗廷“劫持”，那是不可想象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最终完成迁移武汉，鲍罗廷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胜利。在是否立即迁都的问题上，蒋介石一度受挫，继而如愿；在迁往武汉还是暂留南昌的争夺中，蒋被迫放弃立场。然而，他以退为进，通过经营东南，取得了挑战武汉的强大资本，并集中了反共、倒汪势力，在决裂中占得优势，并进而导致国民革命失败。 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直接相关。北伐之初，鲍就奉行守株待兔式的利用北伐投机的方针，等待蒋介石失败，等待他向左转。[28] 迁都之争的全过程，都体现了他迎汪、扶唐、抑蒋的主张和策略。对抗暂驻南昌期间，鲍摆出反蒋的架势，但并未突破“抑蒋”的范围。武汉的统一战线是广泛的，但政治面貌的复杂性和目的的多样性，使它难以形成持久的合力。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站在民主立场，反对蒋的专制；顾孟余、陈其瑗等则主要站在拥汪的立场；徐谦、孙科等人自身与蒋的矛盾占有较大分量；唐生智的反蒋显然更多具有个人原因，他们的反蒋都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对蒋斗争坚决，但一般说来也不是没有限度。这样，鲍罗廷周遭的阵容看似强大，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坚不可摧的力量。 鲍罗廷的战略和策略，追根溯源，来自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制订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战略和模式，并加以集权制指导的结果。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把蒋介石看作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整个迁都之争直到“四一二”大屠杀前夜，都企图以相当的妥协和退让来拉住蒋介石，维持国民党的统一，维持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这既是对鲍罗廷，也是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极大的束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蒋的容忍，让他得以继续以总司令的名义号令部队，克复沪宁，把握东南，“四一二”大屠杀更使共产党措手不及，便是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