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诗美境界——唐长安城建筑与唐诗的审美文化内涵

【内容提要】 唐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①，是唐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长安城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不仅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长安城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正是在承载与拓展的过程中，在与周边文化地理环境、都城建筑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诗人的创作心态日益成熟，诗歌的审美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关键词】 文化地理 长安城 唐诗 审美 境界

唐长安城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美学典范。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长安城建筑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关中地区的地理形胜，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之建筑格局以及内在的建筑语言，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关系等，都是促使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同时，唐代诗歌对唐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着长安城乃至长安文化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唐长安城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长安城建筑美学走向延伸与发展。 一、长安城的文化地理内涵与 唐诗审美理想的表达 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②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关中立都③，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④。郑樵《通志略·都邑略第一·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⑤关中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⑥；“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⑦。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关中地区还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所谓：“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⑧就微观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关中平原由北而南大体分为三个地理单元：第一个从渭滨至龙首原，第二个从龙首原至少陵原，第三个从少陵原至秦岭。第一与第三单元均不利于建造都城⑨。第二单元东西近2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都城设计者有可能在平塬坡谷间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唐长安城广大的面积已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特点⑩。 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地理内涵，对唐诗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唐太宗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十首其一，《全唐诗》卷一）表面来看，它似乎是南朝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余绪。然而，历仕梁、陈的张正见不可能见识京洛都城的现实景象与气象。《帝王所居篇》依靠传统的语汇、陈旧的意象组织京都诗赋题材，但其创作动力依然未脱宫体诗的窠臼。《帝京篇》则不同，统领它的不再是魏晋、南朝以来陈陈相因的宫廷咏物习气，而是新兴王朝崭新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艺观：“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故述帝京篇，以名雅志云尔。”（《帝京篇·序》，《全唐诗》卷一） 显然，真正主宰、驱动《帝京篇》内在激情的并不是《帝王所居篇》这一类作品，而是漫游丰镐的慷慨情怀，驰心尧舜的哲思雅志。诗中的长安城不仅是太宗“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帝京篇·序》）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实践“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帝京篇·序》）的政治舞台。因此，《帝京篇》所呈现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而成的英雄主义崇高感。这与其说是美的境界，倒不如说是善的光辉，是借助长安城的地理、建筑形胜，对唐朝政教文治思想的阐发与表达。 与太宗诗中的雄奇壮美相比，唐玄宗与贺知章的诗作形成一种强烈的美学对照与和谐补充：“太华见重岩，终南分叠嶂。郊原纷绮错，参差多异状。”（唐玄宗《春台望》，《全唐诗》卷三）“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岧峣双阙映。”（贺知章《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二）它们无意表现山川田园的纯美意境，而是再现沃野良田的丰饶富足。它唤起我们对关中平原辽远开阔的审美想象，但驱动想象的并不是孤芳自赏的隐士情怀，而是孕育苍生万物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殷实丰厚的关中土地。可见，关中平原之美的基础在于养育之善，它与太宗诗的政教之善相呼应，形成关中文化地理风貌的另一类审美形态。 如果说唐太宗、玄宗、贺知章等人更多是借助长安表达政治家的德政、善政理想，那么，卢照邻与骆宾王的全景式描述则更加细致深入，也更富于文学与审美的气质：“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皇居帝里殽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这两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长安城地理环境以及建筑格局为间架结构，以长安城的宫廷、市井风情为主要内容，以长安城的荣枯兴衰为基本格调，表现出有别于传统都城题材的新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它是一种活泼新鲜的生活，一种真实健朗的情感，一种盛衰无常的警觉与幻灭。诗中确实还有宫体诗的残影，但卢、骆的创作毕竟完成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 长安城显然是表达这情感、欲望与幻灭的典型意象。在初唐人眼中，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似乎都可透过长安城的古今兴衰表现出来。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预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独立。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结尾转向对都城生活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城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独立思考。它的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他代表着上升中的世俗士人阶层的态度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不仅是唐太宗《帝京篇》的延伸与扩展，也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而唐长安城建筑的新基址、新格局、新观念便是支撑这时代精神的文化地理因素。 二、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与唐诗的多元审美形态 关中地理形胜的特点是高峻中有开阔的伸展，唐长安城也因此显示出不同于前代都城的布局特点。 《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京城·再筑京兆城》载：“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 对于宫城居郭之西而市在郭北的传统都城制度而言，坐北朝南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使宫城雄踞龙首原高坡，造成独尊全城的气势。它符合天子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礼治思想，也是朝廷举行元旦大朝会的实际需要。长安城还一改“城”、“郭”混居的旧制，在宫城之南专建皇城设置行政衙署，并大大扩展外郭城面积，明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界限与职能，形成北拥宫城，南临皇城，以南北向中轴线为准东西对称的棋盘式整体格局。作为唐诗创作最重要的基地与人文环境之一，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影响着唐代诗歌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形态。如袁朗所作《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以下简称《望京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 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全唐诗》卷三○） 袁朗家族本为江左世胄，陈亡而徙居关中。《望京邑》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笼。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从“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活跃的市井生活画卷。 与唐太宗、卢、骆的《帝京篇》相比，《望京邑》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一）它以宫城—皇城—外郭城建筑格局作为构思全诗的框架，呈现出逐层推进、渐次开阔、错落有致的艺术结构。如果说长安城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望京邑》则是由长安城的建筑语言建造的诗化长安城；（二）作者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其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从而在整首诗中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三）它借助唐代真实之长安而非陈旧的都城题材，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其语言、意象虽然还残留着宫体诗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却代表着时代的美学理想。 类似艺术结构与审美境界的诗还有不少。如：“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阊阖雄里，城阙壮规模。”（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二）“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沈佺期《长安道》，《全唐诗》卷九五）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由宫城高峻的龙首地势起笔，接着渲染皇居帝宅的壮美，再由皇城推及辽远的外郭城与郊野，由此形成一个开阔而整饬的审美空间——雄阔的地貌，错落的层城，尊贵的君臣，欢乐的百姓，它们表现出政治的和谐秩序，长安的和谐建筑，诗歌的和谐美感，其核心则在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和谐。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则是仅次于宫城的第二重城。它北仰宫城，南俯外郭，是百官理政的中央衙署。其建筑格局不仅便于拱卫宫城，也便于君臣处理政务。 皇城与百官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霄……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二〇一）按《唐两京城坊考》，刑部署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岑诗首二句叙省中寓直，又二句言刑部迫近宫城。玩其诗意乃称誉圣上体恤礼遇郎官。“笔为”二句描述郎官的日常工作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圆满心态。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透露出恭顺谨肃的生活气息。 再如苏颋《奉和崔尚书赠大理陆卿鸿胪刘卿见示之作》（《全唐诗》卷七四），诗云：“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指吏部所属之尚书省位于皇城第三横街南承天门街东。吏部官署位于尚书省都堂以东，大理寺官署位于皇城第四横街北，故次二句云：“吏部端清鉴，丞郎肃紫机。”鸿胪寺位于皇城以南朱雀门内，绿槐葱茏，故又二句云：“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全诗融吏部、大理、鸿胪三官署之功能、方位于典丽平和的诗情中，达到“参差交隐见，仿佛接光辉”的美学效果，并传达出“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的德刑兼用之儒家治国理念。 这一类诗语言典雅精致，布局井然有序，情感平稳祥和。这与诗人的郎官府吏身份，与皇城的职能、环境，与其官舍整饬、外邻宫城的布局有关，同时又是规范的政治生活反映：“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 繁缛隆重的早朝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情感的重要寄托：“肃肃皆鹓鹭，济济盛簪绅。”（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〇）“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三）“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里展开了另一个美的天地，一种祥和、秩序的氛围，它传递出农业文明安宁、稳健的生活节奏与韵律，反映了唐士人饱满安谧的社会心态。它与皇城肃穆整饬的建筑语言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端庄、典丽的诗美境界。 就是这同一类诗题，也会呈现出多元的美学风貌：“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全唐诗》卷一二七）“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全唐诗》卷三一）与刚才的祥和端庄不同，这里洋溢着万国朝宗的骄傲与壮美。其实，虔诚热烈的礼拜与谨肃恭顺的寓直本来就是唐长安政治生活的两个侧面，祥和精巧与恢弘洒脱本来也是皇城建筑美学的两种风貌，它们统一在丰富多元的长安文化中，成为支撑唐诗多元审美形态与情感个性的人文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宫城、皇城建筑美学对唐诗的诸多影响，与唐长安城的建筑理念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关中地区高坡与洼地交错起伏，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如何处置这六条高坡并突出宫城、皇城的位置，成为建造长安城的一大难题。宇文恺解决难题的理论工具便是《周易》乾卦理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宇文恺将六条高坡看作上天设在长安城基址的六条乾卦爻辞，每条高坡上的建筑都能在乾卦中获得理论解释与归宿。 《周易·上经·乾卦》云：“……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六爻的本质在于演示天道人事的盛衰规律。将六爻比作六条巨龙，象征乾卦在变化中孕育飞龙翔天的强健力量，而这正是隋初帝王君临天下的精神写照，也是隋文帝君臣营造大兴城的真实意图。宇文恺以乾卦作为隋大兴城营构的理论基点，用意可谓深远。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既然“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周易·上经·乾卦》）象征真龙天子的出现，宫城就该建在“九二”高坡即龙首原的最高处。政府衙署是行政中心，应建在紧邻“九二”高坡的“九三”高坡上：“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上经·乾卦》）这爻辞是对忠肃辅政之百官的最佳描述，而百官寓直皇城的恭顺氛围，早朝、寓直诗的秩序与规范之美，也正是通过“九三”爻辞的深层内涵获得了与长安城建筑文化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