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产业改革驱动关系模型实证研究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电信产业管制改革

论文摘要：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找出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探讨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和驱动。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研究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和路径。诺斯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设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另一方面经验和事实也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种检验。

在电信领域，近30年来电信管制改革的快速发展，使很多的学者将电信管制改革作为制度比较和制度变迁研究的考察对象。如Brian Levy等人[2]以英国、牙买加、智利、阿根廷、菲律宾等国电信产业为背景，对一国关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管制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分析了一国的制度禀赋对私有化和管制改革绩效的影响。

中国电信业在过去的2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截止到2005年11月底电话用户总数达7.38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数达到了3.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了3.88亿户[3]，中国的电信网络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网。在中国电信业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电信产业自19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引入竞争、监管体制改革、市场结构重组等变革。当我们以制度变迁为视角，考量这一变革的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什么，变迁的驱动力是什么?改革效果如何?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4]?本文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影响中国电信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深入解释这种制度变迁。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 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 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影响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因素，从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5个维度设计了14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假定如表1所示。

2 分析与检验

2.1 均值分析

首先从均值排序中(见表2)可以观察对管制变迁各诱致因素影响程度的一般性看法。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加入WTO的影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垄断、社会舆论推动作用、借鉴了别国的经验，其均值分别为3.64，3.58，3.49，3.37，3.36。而H9“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借鉴了我国其他行业的经验”这一测度的均值低于3，为2.99，被认为这一假设不成立，因此去除。

2.2 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来构造变量和检验模型。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在做因子分析前，需要用KMO(Kaiser-Meyer-Olkin)对样本进行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于1，越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过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之上，非常适合;KMO在0.8~0.9，很适合;KMO在0.7~0.8，适合;KMO在0.6~0.7，不太适合;KMO在0.5~0.6，很勉强;KMO在0.5以下，不适合[11]。

本文对分别测度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14个变量(代码为H1至H14)，应用SPSS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统计检验KMO值为0.722(>0.7)，并且检验值BTS为0.000，说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同一构面中，某一变量的因子负荷值越大(通常为0.5以上)说明收敛效度越高，其对该因子的解释力就越强。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发现，假设H9、H10和H11三个变量对各个因子的收敛程度和解释程度都较低，因此将其剔除。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见表3。

3 模型修正

通过应用SPSS软件包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模型与最初的概念模型有一定的变化。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五类因子分别为F1为H2;F2为H1、H3、H4、H5;F3为H6;F4为H7、H8、H9;F5为H12、H13，调整后的变量定义见表4。从调整的范围来看， 基本属于微调。即将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以及技术变化与进步这两类影响因素调整为租的扩散和市场机会(技术性因素)两类因子。其基本解释是:租的扩散主要由是打破市场垄断所导致的;市场需求扩张、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新的替代业务出现等则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改进后的模型如图2所示。

4 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解释

4.1 租的存在及其自发的扩散动能，产生了强烈的打破垄断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电信需求快速发展和国家对电信发展实行倾斜政策下(如允许电信企业向用户收取初装费)，电信行业产生了高额利润。而电信行业的垄断经营阻止了租的扩散，造成了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打破垄断的强烈要求。联通公司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由邮电部以外的几个与电信业务相关的部委联合构成)，为了分得邮电部的高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寻租”活动的结果，但这种不同利益集团间为争夺利润而进行的博弈确实导致了竞争的产生和效率的改进。联通成立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原有的交叉补贴政策依然阻止了租的进一步扩散，换句话说交叉补贴政策不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垄断，因此就产生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成为后续的改革措施。

在该模型中技术性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张和产业链的发展，它们导致网络型产业经济特征的演化，从而诱发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的变迁，为制度变迁提供可能和基础(见表5)。可以说它们是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一，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制制度的变迁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技术性因素诱致管制制度变迁的方式和路径是技术性因素的改变会影响到产业的经济特征，如改变了生产成本结构和利润流结构，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被管制企业、消费者和管制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最后影响到管制政策(见图3)。

首先以技术进步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总体通信技术水平处于模拟通信阶段;长途传输主要以架空铜缆明线为主，而电话交换技术主要采用人工交换和步进制交换技术。受传输技术和交换技术的限制，庞大的网络投资和昂贵的交换设备使电信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沉淀成本。这种成本特征和需求规模作用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电信行业具有强自然垄断性质。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纤、通讯卫星、计算机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减少了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使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传输速率和传输带宽也大大提高，在技术上、传送成本上减少了进入壁垒。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需求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内生的制度演化，改变了传统管制成本与收益，自然垄断的边界总体趋于缩小，要求政府放松对产业管制。放松管制的实质是确认哪个企业具有经济优势，是一个包括试错过程(Bdrg and Tschirhart，1995)的替代管制的机制。即使在存在自然垄断环节和业务的产业，也需要调整政府管制的思路和方法，管制者必须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业取消或放松管制，或者调整管制的具体方法。这要求政府必须了解甚至把握技术进步对有关产业的影响及其对政府管制所提出的新挑战，如三网融合的技术发展①，已经在部分国家带来了管制的融合;未来下一代网络的发展，也要求管制的适应化发展，部分国家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是技术进步使然，如技术进步使电信服务的内容、形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值电信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加，这进一步拓展了市场需求;也可能是简单的变化，如人口、偏好或收入水平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大幅度变化)也可能改变特定产业的某些经济特征，如改变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从而使管制政策随之调整。如各类电信需求的快速发展和形成较大的规模，使得以利用范围经济性的综合业务经营变得不再重要，从而使分业经营的管制政策具有经济意义，变得可行。再如，需求方规模经济性问题的出现，使不对称管制成为网络型产业鼓励市场进入和培育竞争者的重要政策手段。

4.3 制度环境决定了管制制度变迁的发生、发展和方向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9]，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在制度的演绎过程中，两者互为前提与条件，互相促动，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内涵和特征。

在此，制度环境因素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它们是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制约性因素(如不同的立法基础和行政基础，将形成不同的管制目标、管制政策和方法手段)，它会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进程，对管制制度的变迁起促进或妨碍作用。并且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互动，这也是制度进化的局部和整体性的互动。

杨瑞龙教授认为，在我国“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12]。案例分析和本实证分析都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电信管制制度的变迁。从我国电信改革发展的情况看，国家宏观经济体制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和方向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因为垄断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被称为发展的障碍。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被认为是消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现在，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其下一步目标是要把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来。而随着政府加快转换职能将使电信业的制度环境大大改善，从而进一步推动电信业管制治理的发展，并且这一发展趋势已在近两年的电信管制时间中开始显露。2004年1月7日，在信息产业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做了题为《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政府管理工作的立足点应放到创造环境上来，“后退一步”、“站高一步”，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12]。

4.4 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途径

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是指世界性的管制制度改革趋势和经验，它们也是影响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的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管制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Covadonga Meseguer[13]在“私有化扩散在产业和拉丁美洲国家:学习的作用是什么?”一文中，以产业和拉丁美洲为背景，研究了私有化浪潮中学习的作用。其研究结论是，学习和模仿，而不是国际压力是推动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电信改革的发展来看，在1994年中国电信业进行的初始改革，主要借鉴了英国一体化改革的思路，即对原有的电信垄断企业不做拆分，在保持其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下，逐步引入新的竞争者，希望构建“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在成效不显著或可能较慢的情况下，1999年，中国电信业改革转而借鉴了美国分割式改革的经验，对原有垄断企业按业务进行拆分，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2001年，再次对中国电信进行拆分，按地域分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中，借鉴和学习的因素是显著的。并且，借鉴和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法和路径。

当然在学习和借鉴按别国经验时，必须考虑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影响。正如诺斯(1990)所指出的，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运用的最佳的制度呢?这里问题是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改变，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是影响制度扩散和学习的主要因素。即借鉴来的可行的新制度不能与现有的制度环境相对抗，不能违背目前的制度环境。

4.5 社会因素对我国管制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打破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一直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电信产业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改革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舆论和媒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社会民间组织在推动电信改革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于1984年12月成立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其分会组织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县。1989年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成立。1999年9月16日全国电信用户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为维护电信用户的正当权益，向政府反映用户建议和意见，处理解决用户和电信企业纠纷等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1年5月23日，中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法人的社会中介组织。它每年召开年会，研讨通信领域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对推动管制改革有积极的作用。

5 结论

以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为基础，本文对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方式和路径给出以下几点结论:

(1)制度变迁是一个有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推进制度变迁是因为可以从中获益。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因此，租的扩散是改革的诱致性因素。当然，人类的经济计算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它还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便是制度环境对电信改革的影响。

(2)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需求爆发式的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诱因，即消费者要求市场能够提供更多高质低价的服务。与此同时，市场的扩大也为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

(3)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为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4)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决定性影响，这是电信改革最重要的驱动性因素。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基础设施产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近年来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对应，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对电信企业改革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上市等途径使运营商的资本结构多元化以提高运营效率。

(5)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加入WTO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外部力量推动中国电信产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

(6)在初步形成的竞争市场上，各国有电信公司市场势力的不均衡及其博弈互动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7)我国过去20年电信技术发展主要源于技术引进，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引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同时也了解了国外电信市场改革和管制发展动态。这些都成为我国电信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借鉴。特别是WTO的一些规则，使得中国电信改革明确了方向。从前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制度学习在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途径选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8)社会舆论给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电信企业以改革的压力，推进了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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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ovadonga Meseguer. The Diffusion of Privatizationin Industrial and Latin America Countries: WhatRole for Learning?. Working Paper， Jean MonnetFellow， Robert Schuman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CEACS， Juan March Institute， Madrid，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