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小说批评的新声——简析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论文摘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成就了他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卓越地位。作品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以栽道的思想，从探讨人生的角度出发，以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支撑，采用了现代的批评方式，为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 论文关键词：叔本华；悲剧；批评方法；学术话语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我着名学者王圈维，是以一篇《红楼梦评论》而蜚声于小说批评界的，这篇作品开启了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扇新的大门。 《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的6月到8月，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于《教育世界》杂志的76、77、78、8l号上，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第一篇比较系统的专论。这篇沦着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于打破了我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从探讨人生本质的角度出发，融合了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并采用了现代的批评文怵进行论征。因此，在我圈的小说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以探讨人生的本质为目的 在王维之前的小说批评，大多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其中的“道”既不重在研究文学自身的演变发展规律，也不重在表现人的自觉独立意识，而是重在教化人们成为儒家乃至整个封建伦常道德体系中的积极向“善”者。这种功利性的文论观念极大的束缚了古代文沦向更高的思维层次和更广阔的审美空展开，史大的缺陷是忽视了文学作品对具体的人的影响《红楼梦评论》打破了这一模式，大胆地从人生出发，在哲学，美学，以及伦理学等不同领域来探讨人生的本质问题。 (一)融汇西方哲学思想 从哲学角度看，《红楼梦评论》摒弃了中传统的道本思想，成熟地引进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王维是一位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学者，由于曾有过留学的经历，使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哲学思想，并日．能够成功地将其融人他的作品当中。王维研究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答人生的问题，而在诸多的哲学思想当中，他选择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这与当时中的丰十会状况是紧密相关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旧面临着的是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列强纷争，政府****，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状况，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救亡冈存的热潮。王维认为，要想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应该改变民众的麻木状态，要唤醒民众正确认识人生，认识生命的本质。而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正是一种可以帮助民众正确认识人生的思想。 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对生命充满悲观主义的哲学。叔本华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生哲学家，他从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出发，道出人生所特有的悲剧性、荒诞、虚伪和不幸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把“意志”看作世界的一切。他眼中的意志是事物内在本能的生命冲动，是整个宇宙主宰。欲望是意志的表现形态，它体现为本能的冲动、追求、索取、占有、贪婪、争斗、爱、嫉妒、钦羡等等；“痛苦”是意志的结果形态。“意志”永远得不到满足，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因此，在叔本华看来，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生命意志”的欲望和痛苦钟摆中晃动着，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 王维吸收了叔本华的这种哲学思想，将其融人到作品之中。如第一章的标题即是《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写作的目的，以《红楼梦》为批评对象，来探讨人生问题。第一章是整篇文章的总述。在这一章中，王吲维向人们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在王维看来，生活的本质是“欲”，人生来就有欲望，而欲望又往往不能满足，囚为不断会有新的欲望产生，欲望不能满足就会产生痛苦，所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痛苦的过程。这些都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相吻合。 王国维在叔本华思想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融入了自己对人生的体验。他不仅提出了“生活之欲先人生而存在”，而且找到了摆脱痛苦的方法，即彻底的“解脱”。《红楼梦评论》的第四章写道：“然则举世界之人类，而尽入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喊无物也欤?然有无之说，盖难言之矣。” (二)极高的美学价值 从美学角度看，王维的《红楼梦评论》以悲剧理论为基点来阐释人生的本质。悲剧最早形成于古希腊，是人类对生命、对灵魂、对艺术、对世界和宇宙探索的结果。而在中古代是没有真正的悲剧的，因而也没有完备的悲剧理论。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中写道：“吾国人之精神，世问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王维将《红楼梦》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做了比较，如《桃花扇》等。他认为，中以往的作品，大都有着圆满的结局，这就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省，《红楼梦》打破了这一传统的模式，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 王国维在这里介绍了叔本华划分的三种悲剧的标准：“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二种之悲剧，南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正是属于第三种。作者还写道：“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南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中众多人物的悲剧并非由于外界因素所导致，没有蛇蝎之人，没有特别的变故，一切都看似合理，他们的悲剧是出于命运的必然，是人物的身份和其所处的时代环境造成了人物各自的人生结局。因此，《红楼梦》的悲剧是无法改变的悲剧，是人生必然的悲剧，是真正的悲剧。只有悲剧才具有唤醒麻木的民众认识人生，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王国维赞赏《红楼梦》的极高的美学价值，认为它不仅揭示了人生吲有的苦痛及人生的本质——悲剧，而且引导人们积极寻求解脱之道。在他看来，只有拒绝一切生活的欲望，走出世的道路才是真正的解脱。 (三)深刻的伦理学意义 《红楼梦评论》的第四章是《(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王国维选取了伦理学这一角度来看待人生阐述了他迥异于前人的独到见解。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评论》在伦理学方面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孝为人之根本的国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因此，从世俗的角度看，贾宝玉的出家使他成为一个“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这一观点已经延续了很久。但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南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人焉，未人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红楼梦评论》第四章)。在这里，王国维一反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贾宝玉的出家非但不是抛弃父子关系的不忠不孝之行为，反而恰恰相反，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尽了孝。囚为人的出生是先祖一时的误谬，子孙若能求得出世的解脱才算为先祖赎了罪。 王国维还是从叔本华的思想出发，把出世看作是人生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贾宝玉那种超越生活之欲的出世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才能摆脱生活之欲的痛苦。因而，《红楼梦》以贾宝玉的出家作为整部作品的结局，指出了摆脱人生痛苦的出路，不仅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同样也具有极高的伦理学价值。 二、现代的学术话语系统 《红楼梦评论》不仅在思想上为我们开创了从人生角度出发的全新视角，而且还建立了西方现代式的批评文体。 (一)以理论为框架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缺少逻辑性。王罔维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的小说批评引入了西方现代的批评理论，采用了以理论为框架的行文特征。 王国维是借鉴西方批评思维与方法建立现代批评话语的批评家之一。在《红楼梦评论》中，从开篇至结尾始终贯穿着叔本华的生命哲学理论，引入西方的哲学思想作为论汪的理论支撑，这就改变了以往的评点式，考据式的批评方法，在当时的小说批评界是一种创举。 由此可见，作品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基本的发展方向，即先找到理论总纲，建立理论批评基点，作为论述的基本依据，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如全文的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就是王旧维整篇作品的理论中心。他把叔本华的哲学观点作为自己论述的理论依据，在接下来文章的各个部分的闸述中，都紧紧依据这一思想来行文。不仅观点明确而日．条理清晰，层次感强。 王维在文章的内部结构上也力求符合逻辑。第一章提出了人生本质的问题，在接下来，便分别选取了美学，伦理学角度进行逐一分析。人生痛苦源于欲，那么就要寻求解脱之法，而美术就可以使人暂时忘掉生活之欲而置身于无欲的快乐之境。在第五章《余论》的部分，作者又向我们指出了《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进行了一一的有力批驳，更加证实了作者观点的正确性，也使这篇文章的写作显得更有意义。 (二)整体性的结构 以往的中古典小说批评大多采用点评式、考据式等方法。如《脂砚斋评红楼梦》就是采用了点评式的方法，其着眼点在细微之处。《红楼梦评论》打破了以往的模式，采用了现代式的整体性结构方式。 《红楼梦评论》是站在哲学、美学的高度，从总体上来把握文章，进行批评的。它抛弃了《脂砚斋评红楼梦》式的散点式的方法．从总体人手来把握作品的意义：从《红楼梦》的精神、美学、伦理学三方面对整体意义进行研究，“南整体进入作品，又由作品的解渎升华到整体的把握。”这种写法就使得王国维将小说批评引向了思辨的、科学的高度，拉近了中围文学批评与世界文学批评的距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古代文学批评缺乏思维的抽象概括能力的状况。 王国维推崇整体的批评方法，认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这就可以看出，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很清楚地意识到在学术领域东方和西方之问的不同特质，认识到西方的学术具有思辨性强，长于从总体人手，大处着眼的特点，因此，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些特点，恰恰是我传统研究所不具备的，这正弥补了我们的不足。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兼采东西之长，独具创新之处，是我小说批评领域的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也为中圈后来的文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