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诵读法

论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诵读教学法原因价值运用

论文摘 要： 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诵读法运用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的素质缺陷和认识偏差。诵读的显著价值在于“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诵读教学法的宗旨在于体认到声情统一的神妙。强化古代文学中诵读法的教学，要从改善客观环境和改造主观认识着手，在具体运用层面，诵读教学法应与注意培养、文意理解、写作训练、考试测评等手段相结合。 凡是出声念读，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诵读。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诵读方法很多，但朗读和吟诵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类。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大规模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在全社会渐成热潮，这当然令人欣慰。很多有识之士深切认识到，经典诵读必须从基础抓起。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诵读活动推广到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与经典诵读活动相呼应，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战场，大多数老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能积极运用诵读法。“稚儿勤诵读，音节更琅琅”（孙枝蔚，《无酒》诗之一），古人理想中的良好读书氛围正在幼儿和少年段的人群中复兴。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这种氛围。朗朗书声陡然变得微弱，满校园除了听到些许诵读英语的声音外，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传统经典都快成“绝响”了。经典诵读的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承担经典特别是文学经典教学任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理应恢复诵读法的基础地位。时不我待，适逢其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强化诵读法毋庸置疑。因为它不只是方法上的革新，更是引领大学校园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推手。 一 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绝少书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概括起来，无非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素质和认识上的问题所导致的。 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当今浮躁实用的社会心态影响下，重要性与日俱降，边缘化速度之快正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本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在一些学校的关联文科专业也有开设。该课程一般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两部分构成。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许多基础理论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突然变得很不吃香。它们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的开设。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普遍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课时的大幅压缩，这就不得不迫使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调整。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有限的时量内，会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史知识的系统传授，相应的文学作品部分的教学时间就要大幅减少。作品讲得不多，自然诵读法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久而久之，老师也就只知道讲课，而对诵读一事就选择性遗忘了。 从主观因素来看，诵读法运用不多跟师生的素质和认识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古代文学教师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旧式的诵读法已经相当陌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素质上的致命缺陷。不少老师自己朗读功底不行，由于缺乏自信，有意识地在课堂上忽略这种方法的运用。就吟诵而言，现在除了老一辈的霍松林、叶嘉莹、袁行霈、周有光等先生还深谙此道外，能继承者实属凤毛麟角，真担心过不了多久，吟诵又要变成真正的文化遗产。既然如此，吟诵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又怎么不成为绝响？在对教学方法的认知上，许多老师也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诵读属于摇头晃脑的旧式先生，这种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课堂了。他们甚至将诵读看成是死记硬背的代名词，干脆视之为封建糟粕加以抛弃。由于普遍地采用“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整个大学课堂都是出奇安静。有些古代文学老师还担心，叫学生诵读产生的声响未免会影响邻近的课堂，因而认为这种方法不合时宜。 从学生方面看来，很大一部分已经对文言形式陌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在新式标点下读好一篇古文都觉得费劲，指望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同情和共鸣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没有兴趣的状态下，要他们主动去诵读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诵读有种厌倦和反感，这是中学过于功利化教育的后遗症。为了高考，将诵读与分数目的直接挂起钩来，被动重复，死记硬背，物极必反，到大学以后必然产生对诵读的“仇恨”感。再加上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类已经走进了图像时代。图画的直观性和音频的立体性，使很大一部分同学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经典的诗文诵读在图像的包装下，已经包办一切了。学生若有兴趣，则只要带着耳朵享受一番就好，亲自开腔显得多余，而且没有自信。在功利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校园，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英文诵读，若偶然听到有人高声诵读古诗文，一定会惊诧莫名。整个氛围的丧失，乃是文学诵读无法展开的根本原因。学生的种种情绪，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老师，一旦师生有所“共鸣”，古代文学课堂上诵读展开不充分、效果不理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开口发声在古代文学课堂竟然成为奢侈，这在古人看来真是咄咄怪事。诵读法不但是过去启蒙教育的第一方法，而且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它的基础地位从未曾动摇过。史载教育家胡瑗办学时的盛况：“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１］朗朗书声和着悦耳琴声，响彻课堂内外，像这样的动人场景，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一篇优秀的古典诗文，人们常用“声情并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是恰如其分的形象描述。诵读法的好处有很多，但我以为，其最显著者当在“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上。“声”与“情”一而二，二而一，互为表里，彼此生发，其妙处非反复诵读不能体会。这种关系正如曾国藩在《处事金针·学问之道》中所描述的那样：“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 一方面，诵读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久之便能披音入情，从而体会到不可言传的巨大愉悦感，这就是所谓的“因声而见情”。因声韵而产生押韵和平仄，这是中国古典诗文格律美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声音之美如同五色相映，其抑扬顿挫的转折变化正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循着声音一路探美，情怀随之次第展开，境界自然也别开生面，读者往往因为这文学的美景激动而陶醉。四声之说明确提出虽说是在南朝，但注意音韵美在《诗》、《骚》中就成为高度自觉。《离骚》鸿篇，若默读不足以体会其波澜壮阔的情怀。唯有高声诵读，其自信、激越、悲愤、悱恻、坚定、深沉、流连等百般滋味，万种情感才能娓娓展开，声促情涨，到高潮处已难辨读者和屈原之别。我每次在课堂诵读《离骚》，情感就要受到新的洗礼，心灵无不受到震撼。这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这句话，与其说这话是赞美名士风度，不如说是倾倒于《离骚》的声韵之美。能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由解放自己，旁若无人诵读美文，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受到君心我心原为一心，这才是真正的名士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