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孔子仕隐思想的融通性看陶渊明思想宗尚儒学原典

： 论文关键词:儒学原典 仕 隐 陶渊明 道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的来源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但无论是“儒”、“道”、“玄”哪种观点都未能切中实际。本文通过对儒学原典中“仕”与“隐”的融通性分析，针对陶渊明的人生轨迹及陶诗中的“道”的探讨，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流是儒学原典思想。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来源，历来争论不休。各家尽管主张不一，但在论证方向上却大同小异。其实因为陶渊明受到魏晋时期发达的博物学影响，读书较为庞杂，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文中看出。因此，他在诗文中引用一些别家的观点、思想也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此说明这种观点与思想就是陶渊明思想的主要来源。本文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要源于儒学原典思想，我们先探研孔子的关于仕与隐的融通性思想，然后从陶渊明的人生轨迹与诗文反映的观点来证明这一点。本文观点当否?敬请方家赐教。

一、孔子仕、隐思想的融通性

一般认为，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主要在于其积极进取，治世安民的人生态度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结合，成为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因此谈到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多强调其积极入仕的价值观念，而忽视了另一面，也就是他的隐逸思想。

仕与隐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其结合点恰恰在于“仁”。即:孔子的理想人格无论是仕还是隐，都能够体现“仁”，孔子主张入仕，以济苍生，但这是有条件的，如果“道不同”，则坚决不能入仕，不能同流合污，而应该隐，隐同样可以达到仁。所以说孔子思想中“仕”与“隐”是相辅相成的，是孔子“仁”学的完整系统，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会破坏孔子仕隐思想的融通性。

孔子主张入仕，这在《论语》许多篇中都有体现，此不赘述，但是孔子并不认为只有入仕才能体现“仁”，而且在孔子一生中，也并不像我们所认为那样，在为了仕而奔波。虽然孔子固然有奔走于列国，甚至由此而困于陈，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大量的时间他是用来传道、授业、学习、编修古典书籍等事业上。

下面我们看孔子关于“隐”的态度，实际上，非“仕”既为“隐”。关于隐士的记载，最早见于史籍的当是《论语》一书，《微子第十八》篇曾提到长沮、桀溺两个隐士。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子路评价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的评价也是孔子的意思，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这类隐士的态度是反对的。但是《微子第十八》篇还提到其它隐者:“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击，不辱其身，伯夷、叔齐!’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将隐士分为三类，对这三类人，孔子的认为“我则异于是”，也不赞成，但同时也认为“无可无不可”，并不反对。

后来孟子在《孟子•万章》篇也谈到到伯夷、柳下惠，还论到伊尹和孔子:“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共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包括后来的孟子对于隐者的态度是很赞赏的。而在《微子》篇的开始，孔子对于作为隐士微子的态度就更为明显地赞许:“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之提高到“仁”的高度。

二、陶渊明的宗尚儒学原典思想

陶渊明以儒学原典为宗，这种思想贯穿其一生的。年近而立的陶渊明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开始入仕，关于东晋南朝寒门士人起家的年龄，我们可以参考南朝齐的规定 :“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陶渊明作为寒门士人，以近三十的年龄入仕是正常的。对这次出仕的原因，《宋书•隐逸传》说是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其《饮酒》十九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但从陶的诗文中我们看出家贫并应该是他出仕的直接原因，这个时期陶渊明也没有家贫到那种程度。其出仕，主要还是为了实现其济世之“猛志”。陶渊明一门世代为官宦人家，他在《命子》诗多有对祖上显赫政绩的夸耀，他也想效仿先祖，建功立业。《影答形》诗说:“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表达了他内心隐秘对名的期待。另外，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更直接说到孔子思想对他的影响:“先师

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其《时运》诗也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这些都表明陶渊明的思想中，孔子的言论深入其心。但现实远比他想象复杂，政治生活并不适应陶渊明的性情，以致于他深感“志意多所耻”，第一次出仕，只维持了很短的时日。 其后，在约三十年中，陶渊明还有四次出仕。据袁行霈考证:一是约在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或三年历时三年在桓玄幕府中任职;一是元兴三年(404年)不到一年时间任刘裕镇军参军;一是时间更为短暂的于义熙元年(405年)任刘敬宣建威参军;另外一次即是为时八十天的彭泽县令。

袁行霈推断:“陶渊明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开始入桓玄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辞彭泽令，前后八个年头。这正是晋末政局最动荡的八年。陶渊明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出仕，先后入桓玄、刘裕、刘敬宣三人的军幕，置身于政治风云的漩涡之中，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纵观渊明一生， 有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自二十九岁初仕，十余年间， 陶渊明是在仕与隐，仕禄求生和志向不遂间徘徊， 最后在义熙元年作了归田园的抉择。无论是少年，壮年还是晚年，孔子思想都是陶渊明思想来源的主流。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陶渊明诗中所提到的“道”，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道”都是指向孔子主张的“道”。我们试举几例: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虽然孔子并不赞成学农，但很明显，“忧道不忧贫”是从《论语》中间接借用的一句，这里的先师指的自然是孔子。

《荣木》其二∶“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这里的“道”与善并举，我们知道，孔子的美学思想是以善为终极目标，所以这里的“道”，自然是指的孔子原典的“道”。

《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崑华，邈然兹道绝。”在议论了生与死之后，提出了“道”，似乎近于道家的游仙之“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种“道”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诗后文又说“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这四句则既否定了 “道家”之“道”，又强调了孔学主张的“善”，鲜明地表达陶渊明崇尚儒学原典思想。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负疴颓簷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

这首诗对于我们探讨陶渊明宗尚儒学原典思想很重要，因为文字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陶渊明认为“道丧向千载”，一般认为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从孔子卒年到陶渊明写这首诗时间相距约为十个世纪，孔子之后没有传人很好地承继他的“道”。如果将这首诗与他另一首我们上文提到的《饮酒》诗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句相联系地看的话，就能更好的看清陶渊明的观点:他认为孔子的原典是记录在“六经”中，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后来的儒家传人思想都是远离了“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陶渊明的思想来源主流是孔子原典而非孔子以后的儒学。陶渊明这种观点也是受到后汉未学术界以及魏晋以来玄学等的影响而生发的。

从孔子“仕”与“隐”的融通性及陶渊明的人生轨迹，以及陶诗中所提到的“道”，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的思想主流是以孔子原典思想。虽然魏晋以来，社会思潮玄学影响较大，陶渊明也不可能不受影响，以及由玄学带来的一些道家因素，但无论如何孔子原典思想是陶渊明的思想来源的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

[1]《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

[3]《陶渊明集》(晋)陶潜撰，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5。

[4]《陶渊明研究》，袁行霈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