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尚武爱国教育思想及现代启示探讨

【摘要】人才是强军之本、安国之基；国防教育事业是立将之本，治军之基。国防教育事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培养合格的治军用战的“将才”（即将兵之才）。国防教育事业兴则将才兴、军队兴、国防兴，一兴俱兴。因此，借鉴孔子的“教战”思想，既要对全体国民加强国防教育，提升全民族的尚武爱国精神；同时，又要办好军校和国防生培育基地，培养更多的时代需要的治军用战的优秀人才。

关于孔子的尚武精神，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已有阐发。孔子不仅尚武，而且是尚武教育理论的开拓者和实践者。[1]孔子一生不辍地教授军事、培育将才，将其尚武思想与教育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尚武爱国教育思想体系，对当代人文教育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一、安邦强国勿忘“足兵”

尚武爱国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国防教育。增强受教育对象的国防观念和正确看待国防和军人的价值，是尚武爱国教育的首要任务。孔子把国防实力纳入综合国力体系，视“足兵”为安邦强国之要本，体现了他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军人价值的承认、肯定与尊重。孔子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不断激化。战争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最高形式。只要这些矛盾存在，战争就有可能发生。孔子正是基于对战争(特别是攻伐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其严峻的战事形势的客观分析，提出了“足兵”的思想。据《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在于增强经济实力，“足兵”在于增强国防实力，“民信”在于增强国民凝聚力。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构成了三位一体完整的综合国力体系。显然，孔子的“足兵”说，是对国防和军人价值战略定位的理性把握，具有核心战略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与兵圣孙武不谋而合。与孔子同时代、年龄稍幼于孔子的孙武曾断言警世：“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管子?参患》说：“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国家与政权的得失存亡，民族与人民的安危祸福，无不系之于“兵”。孔子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事实解读了“兵”在安邦强国中的价值地位。“足兵”既不是军备的可有可无，也不是一般地养兵，而是强调要有充足的武备力量，使之足以维护政权，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防止和消除内乱外患，实现和捍卫和平。“足兵”的价值在于满足安邦强国的需要；同时，也只有这样的能够满足国民安全需要之“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足兵”，才具有最大化的现实价值。诚然，孔子也有“去兵”的表示，但这是有条件的。据《论语?颜渊》载：“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愿意主动“去兵”，只是在“足兵”与“足食”、“民信”发生激烈价值冲突，而又必须做出战略性选择时，为了确保“食”与“信”的价值实现，“去兵”才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去兵”并不是取消武备。在这个问题上后人多有误读。“去兵”可有两种释义，一是消除武备存在的空间，即不要兵；二是在一定条件下提升武备的紧迫性和速度，被限制在“足食”、“民信”之下，即三者只有先后之别，提升的速度与比例有快慢多寡之别，但并非顾此失彼，或是一定要削弱“武备”，降低国防实力的绝对值。从“足兵”到“去兵”的问对逻辑可以看出，孔子“去兵”之意当是后者。可见，孔子“去兵”的本意既不是弭兵，也不是要削弱国防实力，而是把发展经济、提升国民凝聚力放在更为优先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只有这样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忍耐”性的“去兵”，才能更好地凝聚力量发展经济（即足食、民信），进而也更有效地实现“足兵”。孔子所谓的“去兵”，实际上正是其“足兵”说的一大闪光之处。它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足兵”必须以经济实力和国民凝聚力为基础。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孔门师生“足兵”“去兵”的问对，蕴含着“重点论”的思想。但是“重点”与“非重点”始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同一性。孔子的“去兵”论是鉴于对常态下的“重点”分析。这就是说，在情况变化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足兵”为重点也是应当而且必然的。

二、报效祖国人人有责

在孔子的价值视域里，为祖国而献身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最高的价值实现。孔子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者。孔子视祖国为“父母之国”，以对祖先、父母的敬爱之心爱之，并教育弟子要为祖国而献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公元前486年，齐国欲发兵犯鲁，孔子得知后，动情地指教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所谓“坟墓所处”之国就是“祖上之国”，亦即“祖国”，与“父母之国”联系在一起解读，就是“祖国母亲”之意。母亲的安全受到威胁，儿女们必当挺身而出；“祖国母亲”安全受到威胁，祖国的儿女们也应当而且必须挺身而出。这是孔子的逻辑。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训教，很受感动，一致表示共赴国难。“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孔子最终选中了军事外交家子贡出使齐国周旋，终于止息了“齐鲁之战”，保证了“祖国母亲”的安全。孔子身体力行，为人师表，给学生树起了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孔子看来，爱国是最崇高的仁德，具有超越其它一切礼仪道德规范的本质定性。孔子之“仁”，其本质是“爱”；但“爱”有层次之分。《国语?晋语》中说：“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管仲初相公子纠，后转而辅佐迫死公子纠的齐桓公，弟子们有疑，问孔子“管仲非仁者与？”孔子不无肯定地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管仲尽管没有为公子纠本人“尽忠”，但是能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人民得到好处，使国家免于外族侵挠、征服，这不就是最大的仁德吗！孔子虽然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可是当爱国之“仁”与通行之“礼”发生矛盾时，孔子却毫不犹豫地主张违礼、变礼，以实现和彰显爱国之“仁”的价值。据《左传》载，一次齐国攻打鲁国，鲁小僮汪锜乘车参战，为国捐躯，鲁国人便破格以成人葬礼安葬小僮。对这种明显的违反葬礼的行为，孔子不但不反对，反而积极支持，为其辩护，高度评价小僮之死，他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哀公十一年》）。就是说，小僮是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不是一般孩童早夭，所以可以不按小孩的葬礼行事。这反映了孔子把国家的利益看得比“复礼”重要得多；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为祖国利益而献身者，具有至高无上的人生价值和荣誉。从孔子训导弟子、高度褒奖管仲和小僮来看，无论官、民、老、幼，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谓“祖国兴亡，人人有责”。足见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源远流长。

三、善教民战寓兵于民

“教战”是提升战斗力的基本途径，也是“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孔子强调，凡是从军作战的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训练。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孔子时代，军事技术有了长足发展，杀伤力显著增强，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职业军人队伍迅速膨胀，战阵伤亡人数急剧增加，“智”日益取代了“礼”在战争中的地位。据史书载：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时，晋投入兵力约2万余，战车700乘。至公元前529年（即孔子22岁时），各国诸侯平丘之会时，晋国为了震慑诸侯，出动战车达4000乘，兵力约12万。因此，要满足大规模战争对兵员数量和素质上的需求，必须在更广泛的国民层面上实施较长时期的军事教育训练。所谓“教民七年”，是对“以不教民战”或短暂教民亦可“即戎”的否定。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民”，显然不是指军人，而是“即戎”之前的平民，如同他所教授的“有教无类”的弟子一样，至少是预备役人员，实有“寓兵于民”之意。也许孔子是借助西周时的经验。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的限制，没有职业军队，所实行的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民兵制。至孔子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崩溃和郡县制的产生，征兵制代替了民兵制，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职业化的常备军。常备军的建立，导致兵民分离，民的军事素质急剧下降，即兵源素质的下降。这与战争对兵员的需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顺应军事革命的潮流，面对国防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提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主张，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政见。先教后用，寓兵于民是孔子“足兵”“教战”思想的重要内涵，对后世、对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普遍的价值导向意义。它告诫世人：“教战”尚武不只是军人的事，而是全体国民共同的价值担当；在建立发展常备军和军事国防现代化的条件下，对全体国民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不但不能削弱、放弃，而且必须更加重视和强化。因为，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应战能力，是最伟大的战斗力，只有经过长期“教战”养成良好尚武精神气质和军事素质的国民，才符合战争的需要。这既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对国家的安全、对国民生命的极端负责。

四、教授军事，培育将才

将帅的军事素质是实现安国的首要因素。孔子顺应历史潮流，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出发，私人办教育，教授弟子军旅之术，培养治军安邦的将才，堪称是“将才先师”。孔子的尚武爱国教育思想体系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武德思想教育，如保卫“父母之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正义战争观（“仁战”观）教育，智、仁、勇兼备的武德人格教育等；二是文化教育与军事技术教育相结合，他的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就有“射”、“御”两大军事科目。对于培养军事人才来说，礼、乐、书、数是文化基础科目，射、御是专业技术科目。两大科目相结合，学文习武，文武相济，是孔子培养人才的显著特色。《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七十二位“身通六艺”的弟子，当然对于射、御也必然是精通的。其他近三千弟子，虽然不及七十二高徒，但是必定也接受过孔子“六艺”的教育训练，因而也必然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一些射、御等军事技能。时代需要军事人才，人才需要教育培养。孔子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试想，孔子的教育若不能满足当时时代的需要，怎么可能会出现那么多的弟子云集于门下的教育盛况呢？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弟子成为军事精英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