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文学全集的学术评价——《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

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搜辑追求全备；注明文献出处；讲求用书及版本；录文准确，备录异文；甄别真伪互见之作；限定收录范围；作者小传及考按；编次有序。《全宋诗》虽然有种种缺憾，但毕竟首次完成了全宋诗文的结集，对宋代文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最近，《文汇报》先后发表方健《谁都该“求真务实，严格律己”——答傅璇琮先生》（9月5日本版）和张如安《如何看待＜全宋诗＞订补中的问题——兼答方健先生》（10月17日本版），就《全宋诗》的学术评价等问题，表达了尖锐对立的意见。傅璇琮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学者，且多得其提携；方健先生从事实务之暇，潜心学术，多有建树，与我过从较多，足称畏友；张如安先生不认识。师友之间的学术之争是正常的，发展到激烈争执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我始终坚持学术与友情分开的立场，且以为学术批评不应超越学术范围。同时，我也觉得，有关讨论不仅关涉著作者和批评、订补者应有的立场，也涉及大型断代分体文学全集的学术批评标准问题。从八十年代以来，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一系列以“全”字领头的大型著作编纂，现在已经陆续出书，学术界获得巨大方便的同时，对这些著作的学术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我虽然没有参与《全宋诗》的任何编务，但始终很关注此书的工作，且是其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的分组评审者之一。此外，本人曾以一己之力作全唐诗文的订补，对此类工作有着切身的体会。故谨述所见，希望有助于彼此立场的协调。

一、断代文学全集学术评价的准则

不加选择地将一代文学作品总汇于一书，肇始于明中期，先后有冯惟讷《古诗纪》、吴《唐诗纪》、胡震亨《唐音统签》的编录。至清代因《全唐诗》、《全唐文》等书的问世，引起学界广泛重视。近代以降，为因应现代学术研究全面客观占有文献的需要，中国学者对此类著作的编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出版或编纂中的著作已知达四十种以上，所涉几乎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体作品。其中影响重大的，“文革”前有《全宋词》和《全元散曲》，近三十年则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和《全宋文》。此类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将对廿一世纪的中国文史研究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但其编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常有很大分歧。断代全集的编纂，是工程巨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学界对其期望殷切，希望一旦成书就应让学者能非常信任地加以引用，因而也常以较高而近乎严苛的学术标准来评判这些著作。已出的各书程度不等地遭到一些批评诘难，作出具体订正的更多。我以为，囊括一代文献的断代全书的编修，所涉作者和典籍成千上万，在成于众手又缺乏索引的情况下，有一些出入不当是不可避免的，以专治一人一书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大书，显然有失公允，希望严厉的批评者能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予以体谅和宽恕。当然，为使读者能放心地引用，指出存在的缺失也很有必要。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搜辑追求全备。全备在任何一种书中，都只能是相对的。追求“几于无一字一句之或遗矣”（俞樾《唐文续拾序》），只能是编修者力求达到的目标。《全唐诗》编成至今，已补出六千多首，但据我所知，在明刊《锦绣万花谷别集》、清钞本《类要》、宋刊本《庐山记》、日本伏见宫存《杂钞》、韩国奎章阁存《名贤夹注十钞诗》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唐诗可补，敦煌写卷和《道藏》中也颇有孑存。

其二、注明文献出处。最初辑录唐诗的胡震亨、季振宜沿明末学风，于文献来源仅作部分说明。《全唐诗》编修者迫于期程，无力备考出处，为求划一体例，将胡、季二书的原有出处大多删落，最遭后学讥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逐篇说明文章来源，其学术质量显然优于《全唐文》。近代以来诸书，一般均说明文献凭依，以便读者覆按原书。但同注出处，也有高下之分。一是所据文献是否为最早最可信的记载。二是能否备录作品在较早文献中的引录情况，并出校异文。就此来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元散曲》较为优胜。

其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大型总集编纂，用书数量巨大，一般于有别集传世者尚注意广求异本，其他古籍常随得随用，未能讲求史源，未能广征别本。虽然用书务求初源，用书务求善本、原本、足本，虽是常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笔者辑录唐诗，许多书的版本选择都几经反复，深有体会。

其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古人作品流播广泛，作者原作经不同途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歧互异文。断代全书有责任溯本清源地理清原作与流布异本的先后关系，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文本和丰富的线索。然而成千上万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其流布和研究史，要理清谈何容易。一般来说，能正确地选定底本，出校有代表性的异文，减少错字，不轻作定夺，也就可以了。

其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古人作品的传误依托，是非常普通的现象，且致误作伪的情状原委纷繁复杂，有些已很难究诘。若举其大端，则有四类：一为传误互见，即甲某之作在流传中误为乙作；二为伪作，历代名家都有被假冒的作品；三为依托，如吕洞宾其人未必实有，而宋、元、明、清皆有依托其名之作；四为虚构，最显著的即为志怪小说中的仙鬼妖异之作。传误既可能发生于同时代人之间，也可能隔数代而致误，文体之间也可能交叉致误。大型全书要提供可信文本，对这些互见误伪之作务必作出逐一的考订，以确定归属，说明误传原因。《全宋词》采用存目附考的体例，即于互见传误之作，是者存录，加附按交代误传情况，误者删去，在存目表中记录传误书证，并加考证裁定归属，异代传误者则另附作品，体例最善。

其六、限定收录范围。看似简单，实极为繁复。从空间范围，一般应以中国疆域内之作品为限，外国人仅存在华所作。时间范围，各书都有专门的限定，麻烦的是易代之际人物及其作品，各书宽严出入较大。语言范围，则涉及民族文字作品。文体限定，在诗文之间，牵涉到一些韵文的归属。诗词之间，涉及到大量过渡期作品和后世改诗为词的作品。诗体又涉释道偈颂章咒的判定，《全唐诗》就把王梵志诗斥为“本为歌诗之流”而不收。文章则涉成文与否、原文及史传改写的区别，以及仅存事主祈愿的供养、造像题记、仅存敕目及任免的制敕可否视为文章等，还有单文与专著的区别。

其七、作者小传及考按。断代全集大多以作者立目，作者小传，对编次全书及读者了解作品都极重要。此点各书大致能做到，其中传记能说明文献依据更胜，能将作者事迹据存世文献无大挂漏讹误地全面扼要表述者尤胜。有著作或别集存世者，应说明其著作流传存逸状况，据别集整理者，更应说明版本源流及整理所据版本。此外，凡录自史传、笔记、诗话等书中诗词而原书记载写作本事者，录作品时应连带摘录本事。所涉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时，应加考按以介绍前说，举证辨析。

其八、编次有序。历代总集有分体、分类、编年、以作者先后为序多种类型，从《全唐诗》以后的断代全集，一般均以作者立目，但在先后次序上，《全唐诗》区分君臣、男女、僧道身份后，再以时序先后编次，反映了当时的认识。近代以来大多采用以作者世次先后为序，不再区别作者身份，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在世次排列上，又有生年为序和卒年为序两种，一般取一端即可，很难优劣。每一作者下作品的排列，明末风习是区分文体排列，沿《文选》的分体方法，清代大多沿而不改，今人则更多地主张循原集编次而不分体，以保存原集本身的丰富信息。

以上八点，应该是断代文学全集学术评价的主要事项。就各书来说，只有相对做得更好一些，而难以达到尽善尽美。比如第一点的全备和第五点的鉴别，即要求努力达到求全求真，但求全则必然鱼龙混杂，求真则必然删弃难以判断清楚者；按世次先后编次是大的原则，然而一个时代的作者，身世记录完整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多数作者只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排列也就只能作相应的推定，必然会有许多出入。正因为此，就此类书的编纂来说，应该努力追求完善，而对批评者来说，则应理解其所涉之复杂，评价宜相对宽允，不必求之过甚。 二、《全宋诗》的编纂难度和学术成就

《全宋诗》开始编纂于八十年代中期，其后不久我就有机会见到该书的凡例和编纂细则，感觉在许多方面还可以有更高的追求。陆续出书后，也发现有不少缺收误收的例子。即便如此，在全书出版后，我仍然认为此书是最近十年间中国古籍研究的最重要收获之一，且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作出这样的评价，决非护短，也基本排除了个人恩怨的因素，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做过类似的工作，深知达到目前状况已经很不易；二是宋诗的编录基础很差，宋代文献的保存情况远比我所熟悉的唐代要复杂得多，《全宋诗》能够达到现在的规模，编纂者所付出的努力是可以想见的。

宋代立国比唐代长二十多年，但存世文献的数量，则数倍于唐代。宋人文集保存至今者，也超过唐代四到五倍。唐代存诗在1000首以上的只有3人，宋代估计在百人以上。宋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错收误录非常严重。同时，宋诗编录和研究的情况，比唐诗要差很多。全部唐诗的编录，可以追溯到南宋，明清之际几代人作了持续的努力，才有《全唐诗》的出现。即便如此，《全唐诗》的缺收和误录，都有数千例，小传更是在在多误。《全宋诗》是筚路蓝缕的工作，稍微近似一些的书只有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的《补遗》，没有依凭，难度可以想见。

就此而言，《全宋诗》的实施计划，虽有缺失，但是务实的考虑，保证了编纂工作的完成。就编纂者的叙述以及我所了解的情况，其实施的过程大约如下。一是划定有关宋诗的书目，组织人力对各书中宋诗保存的情况，作逐书的普查，逐诗登录备案。二是将重要的文集，委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进行整理。小集以及散见作者，则由编辑室人员整理。三是通稿编次，划一体例，写定成编。由于稿成于众手，这部分工作量很大。

《全宋诗》编纂的务实态度，可举几例。一是用书普查的范围，先确定以《宋诗纪事》和《补遗》已用书为重点，对此我虽不尽赞同，但不至使全书阔漫无归，能较快地结纂成编。二是体例规定集外诗一般仅存较早的一个出处，而不作备录多项出处。三是录诗仅录本文，相关的有关此诗写作过程的叙述，一律从略，虽然不便于诗意的理解，但也省却许多麻烦。这些体例当然都有可议之处，但使全书编纂的线条相对清晰而易操作。

《全宋诗》的成就，我想特别指出以下几点。一是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诗歌的全面结纂，为有文集的作者补充了大量集外诗，对9000多位无集作者作了诗作的首次汇集。二是对所有宋人别集中的诗歌作了认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传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别集原编的先后次第，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信息，如北宋诸集中诗，分古近体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写作的次第，对学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写作动机，是极重要的线索。三是所有散见作品都说明文献来源。四是为近万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并说明依凭，虽不完备，已很可贵，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此前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可言。五是对部分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有所考按和甄辨。

《全宋诗》和明年可以出版全书的《全宋文》，虽然有种种缺憾，但毕竟首次完成了全宋诗文的结集，对宋代文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三、《全宋诗》存在的主要缺憾

《全宋诗》出版第一批五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不少缺收、误收的例证，曾向编委会提出数十则意见，并提供了失收文本的复印件，但始终没有形成文字发表。我做唐五代诗辑录考证，所阅文献与他们有很大不同，提出不同看法很正常，提供编纂者参考就可以了，不必扩大影响。现在有关问题已经都摊出来了，我也不妨将所见提出来，以供读者和编者参考。

《全宋诗》因涉及头绪过于繁难，划定了初步的用书范围，前文虽肯定是务实的考量，但应用而未用文献之多，不能不指出。方志仅以《宋诗纪事》等书已用者为限，缺漏的不少。于佛藏仅用了《五灯会元》等几种书，没有辑录的为数很大，比如宋僧语录现存几十种，包含了为数众多的诗偈，《五灯会元》所依据的五种书全部完整存世，也多可补充。《道藏》中宋人书很少利用，而用诗词弘道是宋、金、元道士的普遍习气，《全金元词》中半数作品出自《道藏》，不应该忽略。

用书版本，于成集作者的文集整理，较注意版本校勘。其他用书，多数选取通行的一本，未能尽善，用了较多的四库本，又没有提供全书的引用书目及版本，稍有遗憾。

将《全唐诗》与《全宋诗》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前书的最后部分，收有二十多卷无名氏以及神仙、鬼怪、梦、谐谑、歌谣、谶记、谚语之类作品，但《全宋诗》则没有这些部分。无名氏虽有少数列入正编，多数似乎并没有编录。神仙鬼怪多数见于道书和小说，《全宋词》另作宋人小说所见词来编录，也是一种处理。《全宋诗》可能是因这部分难以整理而一律未编，留给《补编》处理，不能不说是大的缺漏。

对于宋诗的互见误传情况，《全宋诗》取则《全宋词》的体例，有存目、考按的规定。很遗憾的是，这一体例只在很少一部分诗作的处理中得以实施，没有能够贯彻始终，更说不上精致准确了。许多重出误收诗的编录，就是因为没有坚持始终所致。此外，大多诗歌仅记一个出处，浪费了前期普查所获得的丰富资源，不便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不录相关本事，也不便于诗意的理解。

以上几点，我以为是较大端的问题。对照本文第一节所述，当然还有一些可议处，不一一指出了。至于小传有细节出入，一些人物年代判断存在偏差，编次前后不尽恰当，一些作者还有作品可补，应该指出，但不是主要问题。

四、有关《全宋诗》争议之我见

《全宋诗》是一部收诗二十多万首，作者近万人，总页数达到45698页的大书，有一些错误，很正常，予以纠订，也不无意义。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有关争议的双方来说，无疑都是有益的格言。作为《全宋诗》的编纂者，编纂时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作品，要进行普查、录出、校勘、考订、写传、编次等多道繁难的程序，每一处地方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错失，每一处地方的深入探求都可能改变原来的论证，而面对浩如山积的书稿，又难以做到每一处都去挖地三尺。加上书成众手，划一为难，有一些错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苛责，也不必讳饰。就订补者来说，大都各有专攻，研究深入，所作订补，也多有发现，可资参考。比如专治某一人或某一书，在这方面必然有更深入的揭示，如专讲宋代制度、职官、地理、习俗，所涉的纠订，也会有更精确的补充。由于至今的订补者还没有对《全宋诗》作全面补订的情况，各家掌握文献有特出者，也容易有鉴别的疏漏。订补者的疏失，也如同编纂者的疏失一样，很正常，也可以原谅，因其所涉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可能观照全局。在此可以拙辑《全唐诗补编》来说明。那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古籍检索手段相对贫乏，查阅古籍比现在要困难得多，与海外的学术联系还刚起步，连复印的利用也远不如现在方便，虽然有4000多首稀见唐诗的揭出，但校勘和鉴别方面确有一些问题。已经看到十多篇订正文章，我自己也有纠订。但客观地说，原书的失误很正常，不是宽恕自己，而是当时实在没有解决的手段。纠订的文章也有失误，因其所见不宽，所虑不细，仅就所及提出。今后也可能会对有关文章作出回应，但仅取其足以成立者，对其误失则不作驳议。学术研究中的讨论，应有彼此的尊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给予体谅，讨论应局限在本题之内，辞气平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学风的概括，现在仍值得重视。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时所表现的学术气度和良好学风，以与各位学者共勉。余先生认为前人对《四库提要》的态度，“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他都不赞同。他认为该书“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给以极高的评价。而提要多有讹误的原因，他认为在于“《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以致“纰缪之处，难可胜言”。纪昀承担全书的定稿责任，经其手后，大都“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但也不免“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他对《四库提要》纠订至多，且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但他在将自己和清人的工作比较后，用射鸟为譬喻：“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引文均见该书自叙）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确实值得今人师法。

五、《全宋诗》的增订尚大有可为

《全宋诗》最初的编纂计划，即有分为正编和补编的考虑。1998年的《后记》中，也提到已经积累了不少属于补编的材料，但由于工作量的艰巨和财力的不足，没有展开。今年8月，有机会见到参加此书编纂的王岚女士，知道补编已经列入北京大学重点项目，并已开始进行。尽管补编可能更是一项费工多而所获少、鉴别难而失误易的工作，但他们能继续承担起来，当然应该鼓励。当时我谈了一些建议，在此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申述。

希望将《全宋诗补编》的编纂和《全宋诗》的修订，同步进行。在作前编未用文献的普查中，必然会发现大量新的可以补充和纠订前编缺失的文献，不要仅局限于作前编失收诗的补遗。编纂者全面普查文献中发现新材料的几率，比偶事考订者要大得多。同时，对于学界已有的订补，应该予以充分吸取，哪怕别人提出十条中只有一条正确，也足资取镜。《全宋诗》编委会如果能将已经发表的所有纠补《全宋诗》的文字收集成编，表示对相关研究的尊重，作下一步工作的借鉴，给学界以检用的方便，也很有意义。

《全宋诗·后记》提到下一步的工作“必须按第二批辑录书目从普查开始”，我不太明白“第二批辑录书目”按照什么原则制定。由于宋诗的基本文献在正编编纂中已经大多利用过了，我以为第二批书目，一是应该利用四川大学编纂的《现存宋人著作总目》，将还没有检用过的书目大致通翻一遍；二是对于宋以后著作中有可能保存宋诗的书籍，应大致利用到，其中最重要的，是石刻和地方文献，数量虽然很大，但近年都已经汇编成书，翻检并不太难。至于书画、文物方面的宋诗，大致只能以已经发表者为收录的界限，不可能做到在全世界各博物馆中调查抄录，何况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文献数量不断有新的报道，难以言全。

利用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全”字头大书的编纂，说起来是一代文学总集，其实包罗万象，涉及百科，兼及各代。比方《道藏》中宋代歌诗的选取，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学者对于道书年代研究的大量成果，并对《道藏》中全部歌诗的年代推定有阶段成果后，才能达到相对的收录完备。再如相面、占卜、占星、医药、农事等类书中，都有很大数量的应用性的歌谣，未必是好的文学作品，但其体式是诗，可以看到诗歌在实际领域的应用，也应采录。

充分发掘海外保存的珍稀典籍和研究成果。四川大学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叙录》出版后，海外书评即曾指出缺收大量海外宋集善本。印象中北大编《全宋诗》时的基本文献调查工作，比川大《全宋文》稍弱。对海外文献和研究的利用不足，是中国大学文史研究的普遍缺憾。北京大学近年来颇以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为目标，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也非常频繁，应该为《全宋诗补编》的编纂，提供若干到海外研究和搜集文献的机会，使其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最后，我还想指出，现代科技已经为传统的大型古籍文献编纂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操作空间，这就是利用网络以展开编纂修订。比如《全唐诗》、《全宋诗》这一类大型总集的修订，书面出一个新版，几十年内可能都难以实现。但如果在网络中进行，几乎每天都可以有一个新版的推出，前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是可以做到了。我以为，《全唐诗》、《全宋诗》的修订，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难以接近完善的，现在不必求全责备。但尽可能地追求达到完善，则是应该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