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论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玄学思想

陈明  2009-07-12

[论文关键词]自然;真;名教;道;言意之辨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之新与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委运大化,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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