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玄学思想

[论文关键词]自然；真；名教；道；言意之辨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之新与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委运大化，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