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谈电影艺术中喜剧英雄化现象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 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 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 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 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

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 ，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 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 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 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 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 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 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 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 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 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能够代表这一艺术趋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创作的《蜕变》(1940)。剧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战争情势为背景，通过一所伤兵医院的前后变 化，表现出中华民族应该在战争中蜕旧变新的主题。其中的第一幕对于这所医院腐败现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钦差大臣》对于俄罗斯旧官吏的讽刺，但它只是全剧 构成的第一步，旨在说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以及蜕变的现实起点。正如曹禺所说：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的阶段。我们 更喜欢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地发出 来美丽的嫩芽。(注：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 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这里的后一点才是决定剧本基本性质的所在。《蜕变》是一部以歌颂为主的喜剧作品 ，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梁专员和丁大夫——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中最早出现的 英雄角色。正直无私、恪尽职守的专员梁公仰，在乌烟瘴气、腐化苟且、悲观消极的恶劣环境里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医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一形象在 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证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环境、征服环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牺牲、肯努力、嫉恶如仇、团结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医又是一位母亲。作品让慈母和良医两种角色在她身上构成内在 的冲突，通过这位刚强女性自觉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母子私情之上的行为，使其个人 的品德超越了一般医德的范围。这种超常性则构成了这一形象英雄性的基础。梁专员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雄的人可以主宰环境的一面，丁大夫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 雄的人必然具备超乎常情的崇高品德的一面，从而构成英雄化取向的两个基点。在《蜕 变》以后的英雄化走向当中，多数作品正是围绕着上述两点展开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 么把《蜕变》看作英雄化喜剧开山之作的主要原因。就战胜环境而言，在《蜕变》以后的英雄化喜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昌霖的 《密支那风云》(1945)、成荫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粮食》(1946)、张骏 祥的《边城故事》(1941)、吴铁翼的《河山春晓》(1944)、王锐的《健飞的求婚》(194 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现抗日斗争，后三篇主要描写后方建设，两者合起来形成了“ 抗战建国”的共同主题。在上述作品中，作家们虽然也曾描写了主人公们的种种美德，但艺术表现的重心却始 终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在人物的 行为描写中，作品突出的是这些行为同历史的进步事业与民族的正义使命之间的紧密联 系，而后者的伟大与崇高才是人物行为英雄性质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 和《粮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着纯粹个人性质的情感纠葛，但作家的主要笔力仍 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们着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伟大而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为了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所体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无疑为英雄化取向的多数作品 增添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社会实践品格。在机智化和世态化取向中，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主 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现在它育化的却是对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现力，从而进 一步开拓了现代幽默喜剧反映生活的摄取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英雄化对于现代幽默喜剧 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艺术表达上，这种内在的社会实践品格为英雄化喜剧带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故 事和情节因素的重视。这或许就是张骏祥将他的《边城故事》说成是“一个五幕的Melo drama”(注：Melodrama，在现代时期可译为“闹剧”或“情节剧”，现一般译为后者 。)的原因。在这部大型喜剧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种险象环生的情节进展中，为我们 刻画出主人公杨诚专员对于祖国的忠诚、对群众的信任和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 精神。一般来说，在这类英雄化的喜剧作品中，为了满足表现人物英雄行为的基本要求，作 家往往要创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情节。在这种非比寻常的情节中，英雄主人公将会遇到难 以想象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不仅可以体现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 效地引发观众紧张的期待，进而构成喜剧审美心理“紧张——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 极端化的情节必然要求极端化的结局，要么是大获全胜，要么是满盘皆输。我们谈论的 既然是喜剧，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终的成功和胜利，“紧张——松 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实现。这种争取成功和胜利的情节模式，加上主人公或诙谐或 乐观的可爱性格以及某些喜剧性的穿插成分，则构成了英雄喜剧幽默性的主要内容。

二、走向英雄就严格意义而言，“英雄化的喜剧”并不等同于“英雄喜剧”。前者固然以后者为核 心，但在其所涵盖的内容上又绝不仅限于此。正如宋之的在1939年所说：我们现在尤其需要喜剧型的英雄，在各战场上，有着不少的英雄在战斗着，他们的影 响，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力量，这类英雄在喜剧里将是一把火，燃烧起民众们热烈的 抗敌情绪，铸就了铁一般的民族再生力量。(注：《宋之的研究资料》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1987年版，第172页。173页。172页。172页。)在一大批英雄化的幽默喜剧中，作家更乐于表现的是那些作为人类盐中之盐的英雄们 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他们试图表现的是更多的人走向英雄的过程和可能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41)是丁西林唯一一部紧密配合政治现实问题的作品。剧中 正直爱国的儿子刚从国外回到“孤岛”家里没几天，就毅然决定离开已经成为汉奸的父 亲。他爱母亲，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出走对于多病的母亲心理上可能带来的打击。为 了抗日事业，儿子最后决定将母子间的私情置诸一边。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爱国 行动得到了母亲的充分理解。剧尾，深明大义的母亲带着儿子和小女儿一同离开了上海 ，准备投身于大后方抗日救国的行列。吴祖光的《少年游》(1944)是表现这方面内容最为典型的作品，同时也是英雄化喜剧 当中的优秀之作。剧本主要表现四位女大学毕业生及其男友在北平沦陷时期的人生选择 。姚舜英和周栩是全剧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凶险的环境中 从事着秘密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洪蔷开始反省自己过去那种任性好玩的生活。她在 周栩和洋场阔少之间的选择早已越出了恋爱的范围，体现的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重估和对 于有意义人生的追求。为肺病所苦的董若仪，在现实的教育下，改变了悲观消极的生活 态度。为了获取积极的人生，她宁愿死在寻找新生活的路上，而不愿苟活在北平的鬼蜮 世界里。剧本最后，胜利完成了刺杀日酋任务的周栩带领剧中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离开 北平，奔向了延安。无论《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的儿子和母亲，还是《少年游》里的洪蔷和董若仪，他 们在未来的生活和斗争中未必一定就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能够始终 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必将会缩短自己同英雄之间的距离，或者换句话说，事业的 伟大将会使他们具备某些英雄主义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英雄化的喜剧在抒写英雄们对于多数人影响的过程中，对道德升华问 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英雄性不仅可以视为一种审美基本概念的变体，而且始终是一个 道德概念。黑格尔在分析古希腊时代英雄性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当时英雄形象中所包含 着的某些非道德的因素：海格立斯曾在一夜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50个女儿；他在清洗过 奥吉亚斯牛栏之后，仅仅为了主人的违约就杀死了后者。黑格尔由此证明当时的英雄未 必一定是那种“道德上的英雄”。(注：参见《朱光潜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 990年版，第227～228页。海格立斯(Herk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但上述情况或 许只是古代人野性崇拜的遗存，充其量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古代的道德不同于今天的道德 。不管怎么说，在现代中国意义上的英雄性和道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英雄，可能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德行，但是英雄在道德上或道德的某 些方面必然具备着崇高的因素。这样，英雄化喜剧通过英雄主义精神的发散，不仅写出 了进步的社会实践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场伟大战争中的民众普遍道德的 迁善与升华。陈白尘的《秋收》(1941)、洪深的《包得行》(1939)和胡可的《喜相逢》(1949)等喜 剧正是这样的作品。根据艾芜同名小说改编的《秋收》，叙述了三个国民党伤兵帮助当 地抗属姜老太婆一家抢收稻子的故事，意在表现全民抗战新形势在一些抗日士兵当中所 引发的新变化。《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是四川某地年轻的无业游民，由于看不惯内地的 腐败而变得玩世不恭，但战争教育了他，最后使之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喜相逢》 中的解放军战士刘喜，拿走了俘虏的五万元法币，后来向班长坦白了错误，卸下了思想 包袱，保证了道德上的完美。战争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战争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兽性的泛 滥，给人间带来了难以计数的惨剧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强有力的方式促成了 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志士仁人们的舍身取义、慷慨赴难 的崇高精神必定会使愈来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净化和升华。

三、浪漫的写实在谈到自己早期喜剧的时候，丁西林曾认为，它们大都近乎改译之作，这当然是谦辞 。但其中毕竟反映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机智化阶段确实保留 了某些外国影响的明显的胎记。那些世态化作品为了使新的喜剧形式同中国人日常生活 、风俗与传统的结合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李健吾对于中国特色或地方色彩的神往正是对 于这种可贵努力的最好说明。杨绛的《弄真成假》被认为充盈着一种“中国气派的机智 和幽默”，可以让人从中体味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注：孟度：《关于 杨绛的话》，《杂志》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则是对于上述努力的高度评价。英 雄化喜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更广泛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对于幽默喜剧的审美需求。在这 类作品中，处于特殊历史情势下的中国民众包括公民生活在内的多种生活图景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表现。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深刻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历史最后十年里整个中华民 族精神风貌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并且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古老的中国将要以新的姿态重新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前景。就此而言，英雄化作品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民族化进 程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是其他类型所难以比拟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则是这一民族化进程的重要成果。机智化的作品多为浪 漫情怀的产物，对此我们似乎无须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点，它们的作者至少 在当时是不以为耻而以为荣的。在3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里，浪漫主义命运多艰，背负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