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画传统形式美感需求

摘 要：国画艺术体现的是中国的美学思想，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画家在这种美学原理的影响下，在国画作品中充分地展示出了他们对特有的审美观。 关键词：中国画；形式美感；审美观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的绘画有着非常广深的影响，许多画家都是在老庄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作画的，这也是可以解释中国画最根本状态和何以为此的审美。在对待绘画艺术的形式与表现中，无论中国画家还是西方画家，美学思想对其艺术创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中、西方画家对美学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理念。 中国实行文官制度，文人管理国家，文人作画，文人是欣赏和收藏绘画作品的主要群体，他们的审美观也就决定了绘画作品的美观。文人多受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也随之把这种思想带到绘画当中，绘画也是文人抒发思想感情的一种媒介，中国画家把倪云林“不过草草数笔，以解胸中逸气而”的这种艺术感觉推崇为最高境界，都缘于儒道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美学基础，儒道家思想虽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深刻影响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而文人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绘画创作的主题和功能本质。 在中国古代，文人一般的生活方式，先是要经过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科举考试，取得出仕当官的资格。殿试中榜以后，授为进士，然后受命在朝廷或行省之中任下级官员。随后，凭借才能和机遇按九品官位制晋升。这与仕途生涯相伴随的——实际在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是仕途受挫时期，退隐江湖理想中道德的精神的自我修养。五代时期李公麟所绘《孝经图》，描绘了贤良侍奉君主的情景，按照进取或行为规范进行修正和反复，无时无刻不反映出自我在身心两个方面必须保持的敏锐与良好的平衡。 儒家创始人孔子有论艺，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人生的大目标，德和仁都是道的一部分，道因理而生，依理而行道，德和仁谓之理，古人要依“德”，“仁”而行道，是故行大道是马虎不得的事情，画家会画是小事，主要还在修身养性，要行大道。“艺”不是大道，“艺”属“小道”，文人只是把艺作为消遣，娱乐。是故画家的地位比较低，而且并不推崇特别工整细腻的画艺。孔子又论“虽小道，必有可观也”但艺术的地位已然被界定好了，而且庄子也讲“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耳聋”，主张对色彩的朴素化，反对镂彩错金，绚丽灿烂的色彩，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对于绘画，影响所致，使画家抛却绚丽灿烂的“五色”而推崇水墨。而以后，国人所认为的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形态的也是水墨画。又要“朴素”又要崇“黑白”，是以影响到花鸟画的构图形式，使之趋向疏简，甚至是越来越精简。 古代画论中对于绘画作品的品评有很多的论著，它们把中国画的精神通过论画的形式体现出来，又影响着中国画的自身发展。譬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提出传神论，指明绘画艺术的本质是传神而是不是写形，这为以后的艺术家创造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姚最的“不学为人，自娱而已”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后来使得历代文人又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又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王微在《叙画》中说：“曲以为嵩高，趣以为方丈，以拔之画，齐乎太华。枉之点，表夫隆准。眉额颊辅，若晏笑兮；孤岩郁秀，若吐云兮”，用笔可以表现山的形态，山上的各种形态又如人的眉额，少女的酒窝，孤岩苍郁秀美，似在喷吐云雾，自此画家把自然景物作为人的情感寄托，画面就是人精神的呈现，传物之神也就是传我之神，这叫“以形媚道”。花鸟代表人的精神“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事实上花是不会“溅泪”的，这就是花鸟画中的形态具有拟人的特点。例如八大山人所画的花鸟鱼虫，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构图，使画中的形象十分突出，主题鲜明，借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对世俗的不满。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绘画就好比《易经》中的卦象，具有造物的魔力。画家的目标在于把握造物的灵动与变化，而不仅仅限于模仿自然，绘画应当包孕并掌握现实。中国的文学、书法和绘画——绘画史这其中最年轻的——不但有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历史，而且这历史还与一个强大的道德精神传统、一种有精神目的却又允许自由多样行为的意识是共同发展的。中国艺术家注重道统之“正”，不强调人为的、教条的真理，再三重申规则要大于人为的方式。中国学者认为，不具备对文化传统“道”的认识，任何独特的或者怪异的思想，不管有多么奇警，只能导致妄作，不可能载入新的史册。绘画作为精英知识分子怡情养性之功用脱离了具象而更多的走向表象。 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也叙述着往昔想象力的运用——各种风格变迁与延续的重要插曲。它和中国多彩的文学、书法一起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证实了中国杰出画家们无限的源泉、勇气和创造力，以及他们对于传统及其自身的忠贞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