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原因及其入清后的发展情况

【摘 要】 晚明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书风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不同角度对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原因及其入清后的发展情况作简要阐释，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童心说；书法本体论；崇古迈今；台阁体

在中国书法史上，晚明社会突然出现了一大批风格相近并且具有浓重改革精神的书法家，他们的创作思潮被称为晚明浪漫主义书风。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简要阐释，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宏观上讲，晚明出现重大社会变革从而导致思想大变革是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明中叶以后，江南经济大发展，而且明王朝的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发展中，在江南的部分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商品经济的萌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市民阶层，一条鞭法改革使他们去了生活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和享乐，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艺术需求，艺术家作为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些城市开始出现了艺术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书法家对于书法形态美的追求便成为一种时尚，晚明书法家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不断锻造着中国书法的外在表现形态。

与经济的大发展相对的是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统治达到极致的时期，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在宦官专权和东西厂特务组织的横行中，大明王朝终其260年历史始终解决不了并最终将自己送上绝路的问题就是皇帝与士人的关系。弘治时，孝宗皇帝与士人关系融洽，但武宗继位后却开始与文官集团展开对抗，而弘治朝成长起来的具有远大政治理想和强烈责任感的士大夫又绝不会轻易向皇权低头，不少人遭廷杖贬谪甚至杀头，生命的价值标准问题由此变得相当突出，张扬自我、挣脱思想桎梏的思想倾向越来越重。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后来又有心学左派的泰州学派和最终将心学推向顶峰的李贽“童心说”出现。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就出现了徐渭主张寄兴强调天成的艺术思想，袁宏道称赞他“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张瑞图书法则另辟蹊径，属于大写意范畴，那滔滔不绝的气势、率直自然的挥运和不拘常规的用笔，既反映了当时人的躁动心态，也表现了作者激越的情怀。其他晚明书法家诸如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也都从表现和现实的角度出发，张扬个性，发散内心的苦痛，展现真实的自我，所以，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系列思想潮流对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书法本体论的角度来说，这又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内在问题暴露乃至激化的结果。在明代，书法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书法形态学和价值理念的紧张与冲突问题。随着字体演变的完成，中国书法发展的“道——艺”价值学与形态学二元平衡的模式到唐代已基本完成。到了宋代，这一模式就开始出现对立与冲突，虽然苏轼和黄庭坚试图以禅宗论书来维持“道——艺”两种价值理念的平衡，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又因为禅宗不是原来的儒家道而带上了异化的色彩。天才书画家赵孟頫高举二王的大旗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勉强维持了道——艺的二元平衡。但是到了晚明，因为帖学资源的耗尽，书法家们开始了自己新的探求。黄道周和傅山坚持书法的价值理念高于一切，作字先做人，他们不断贬低书法形态理念的地位或者干脆否定书法形态的重要性，这也最终导致了他们在个人的生命价值立场上一个为国捐躯一个终身不仕。而王铎和张瑞图则在书法形态学的审美意义上走了很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书法的审美形态进行重塑，终于使中国书法在那个时代出现了惊人的一变，但这也导致了他们对于书法价值理念的忽略或者说是不重视，他们一个为魏忠贤题了生祠一个降了敌国接受高官厚禄。这两条发展途径从根本上说是殊途同归的，他们的共同意义就在于彻底打破了书法艺术的“道——艺”二元平衡，使中国书法在走向极端的路子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从书法家的主观表现来说，晚明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书法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去，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促成了他们艺术思想的自觉。在内忧外患中，王铎曾弹劾主和派的杨嗣昌，但换来的结果却是险遭杖刑，无奈之下他也只有告老还乡，后来他降了清委曲求全地活了八年，这八年中他把所有的复杂心情全部付诸于笔端，正如刘恒先生所说：“这种艺术化的生活，一方面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不会引起异族统治者的敏感和猜忌，同时也使这些生活在冷落歧视中的知识分子获得精神的解脱安慰，并找到自身的价值”；张瑞图在被逼无奈中为魏忠贤题了生祠，崇祯三年被罢官遣归，以后的十一年里他就一直活在屈辱和自责中，只以书画为乐；黄道周、倪元璐报国无门，纷纷以身殉国，他们把自身的价值追求紧紧地和爱国联系在一起，这在他们的书法风格表现中又成为另外一种典范；傅山是决不肯和清朝统治者站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他把毕生精力都在思念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大明王朝，所以，他的书法作品中便多了几分沉挫与悲痛感。这些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便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能在自觉的意义上对书法创作进行当代性解读，他们的书作中洋溢的是思想和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促成的是浪漫主义书法的大繁荣。

对于书法家主观审美表现来说，在字体未成熟以前，书法的审美倾向是崇今迈古，比如魏晋时期，二王父子率先推出了那种流美飘逸的新字体，所以他们成功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圣人；而字体演变完成之后，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美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书法的审美取向逐渐转向了崇古迈今，那种流美艳俗的书法恰恰在时人的眼中没有了地位。再加上晚明美学总的思想是尚奇，如汤显祖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天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晚明书家总的审美倾向是追求古拙，尤其是王铎，他高举着复古主义的大旗，推陈出新，终于奠定了浪漫主义书风总的艺术基调——学古而不泥古。

以上便是我们从不同角度对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原因所作的分析。一般情况下，一种文艺思潮形成后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学术的发展，有时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领域。但让人奇怪的是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在形成后却很快偃旗息鼓，代表书法家如王铎等在有清三百年间几乎无人提起。对于这一现象综合起来分析，主要原因有：

一是满清入关以后，经过顺治和康熙前期的治理，天下已归于太平，满汉民族的大融合也已基本完成，所以，满清统治者入关之初为巩固统治拉拢汉人而推行的一系列全盘接受汉文化的政策在这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修正，许多学术思想开始被禁锢，其走向极端的做法是出现了文字狱，文人士大夫越来越不敢说话，学术思想也开始趋于僵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清统治者从崇仰汉学到开始大规模地推行理学。这表现在书法上就是对原有的张扬个性书风的彻底扬弃，转而学习充满中用思想很浓重的正统帖学书法，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八股取士所形成的台阁体，这种书法形式由明初的二沈发其端，在清王朝的科举考试中达到顶峰。

从艺术表现主体来说，随着天下的归于太平，大多数文人的心态也逐渐归于平静，即使是清初的几位铁杆反清文人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反清的手段也主要表现在政治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书法末技在他们的眼中似乎担当不起反清复明的重任。康熙中晚期以后，随着明末遗老遗少的先后去世，天下的文人不再以反清复明为荣，而是开始和清朝统治者进行合作，这对于书法的变革与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毕竟晚明那种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书法风格在太平士人的手中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二是清初康熙和乾隆皇帝对董其昌和赵孟頫书法的推崇，直接导致了全天下的文人疯狂地追慕赵董而不再学习浪漫主义书家的书法艺术风格。康熙年间，由于圣祖皇帝的推崇，董其昌书风笼罩整个书坛。康熙自己擅长写董体，当时以书法著称的沈荃、高士奇、陈邦彦等也都是董书的追随者。科举考场也流行董氏书法，如果写董字，被录取的机会就多，仕途也会更顺畅。乾隆皇帝则喜爱赵孟頫书法，他能写一手很漂亮的赵体，用笔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乾隆的影响下，他身边的近臣如梁诗正、董邦达、董诰等人的书法都以整齐圆润见长。康熙和乾隆皇帝的个人爱好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书法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回归到平淡简远、不温不火、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二王书法体系中去。

三是经过明末清初的天下大乱，世人从心底里渴望和平宁静，渴望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从审美心理学来看，这种心态决定了当时人的审美理想不是傅山式的奔腾缠绕和徐渭式的蓬头粗服，而是赵董式的萧散简远和艳丽流美，所以，这一时期的几位书法家如归庄、查士标、宋曹以及后来的梁同书、铁保等人的创作倾向都迎合了世人的审美眼光，与康熙乾隆崇董崇赵的口径相吻合。

四是满清立国后不久，晚明书派的几位大家王铎、傅山、八大等人先后谢世，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传人，而且他们的这种天才书法创造精神和能力也几乎找不到能继承他们衣钵的人，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在由明入清的几位书法家谢世后便迅速走向消亡。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 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5]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6] 陈振濂《书法美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出版；